“海探七号”再次锚定马尔代夫马累岛海域——《郑和航海图》中“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抵木骨都束”的关键节点。程远站在甲板上，望着水下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画面，屏幕里一抹乌木色在珊瑚礁缝隙中若隐若现，与资料中“牵星板以乌木为之”的记载瞬间重叠。
“这里是郑和船队横渡印度洋的天文导航枢纽，”程远握紧手中的《郑和航海图》复刻本，指尖划过“官屿溜北辰星七指”的注记，“根据刘南威先生的研究，明代牵星术‘一指’约合1.9°，‘七指’就是13.3°，对应马累岛4°N的纬度，我们要找的就是验证这套技术的实物。”
水下机器人小心翼翼地清理珊瑚礁，一套完整的牵星板逐渐显露：12块乌木板从一寸到一尺二寸依次排列，旁边还散落着一块刻有“半指”“一角”字样的象牙板。郑海峰操控机械臂将乌木板逐一打捞上船，每块板的边缘都有细密的刻度，最大的十二指板长约24厘米，与《戒庵老人漫笔》中“大者长七寸余”的记载完全吻合。
“碳十四检测显示，这套牵星板的年代是1412±3年，正好是永乐十年，”郑海峰用游标卡尺测量最小的一指板，“厚度2毫米，宽度5厘米，与文献记载的‘自小渐大，标为一指至十二指’完全一致。更关键的是，板面上残留着海水侵蚀的痕迹，证明它确实在远洋航行中使用过。”
方美怿则在牵星板旁发现了一本用防水油布包裹的《牵星手记》，泛黄的纸页上用墨笔记录着：“永乐十年，官屿溜，夜观北辰星，用七指板，绳长三尺，板下沿齐海面，上沿合北辰，正合‘七指’之数。”手记旁还画着简易的观测示意图，标注着“绳长”“眼距”等关键数据，与资料中“手持牵星板，引绳固定板距”的观测方法完美印证。
程远带领团队在马累岛北岸复刻明代观测场景——队员伸直手臂，手持七指乌木板，以三尺长绳固定眼距，当板的下沿与海平面重合时，上沿恰好与北极星（勾陈一）对齐。用现代天文仪器测量，此时北极星的仰角为13.2°，与“七指x1.9°=13.3°”的计算结果误差仅0.1°。“这证明明代牵星术的精度有多惊人，”程远看着测量数据，“郑和船队正是靠这套工具，在没有经纬度的年代，精准横渡了印度洋。”
“海探七号”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根据《郑和航海图》“锡兰山回苏门答刺过洋牵星图”的指引，考古队在古灯塔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块明代石碑。石碑正面刻着“永乐十二年，郑和舟师过此，牵华盖星八指，北辰星一指”，背面则刻着星座图案，正是资料中提及的“多星并用”导航的实物证据。
“《郑和航海图》的过洋牵星图里，锡兰山段同时标注了华盖、北辰、灯笼骨星的指数，这块石碑就是最好的印证，”程远指着碑上的星座图案，“华盖星是小熊座β和γ，北辰星是勾陈一，两者并用能相互校正，避免单一星辰被云层遮挡的问题。”
林珊对石碑上的文字进行解读，发现除了牵星数据，还刻着“绳长三尺，眼距固定，板合星象”的观测方法，与马尔代夫发现的《牵星手记》记载一致。“这说明郑和船队的牵星术有统一的操作规范，”林珊展开《锡兰山回苏门答刺过洋牵星图》复制品，“图中‘华盖八指、北辰一指’的注记，与石碑完全吻合，证明海图的牵星数据不是理论推测，而是实地观测的结果。”
欧阳宗明在石碑旁的沙层中，发现了一枚铜制的“星位标记”，上面刻着华盖星、北辰星的简化符号，还有“八指”“一指”的刻度。“这应该是观测时用来辅助记忆的工具，”欧阳宗明用光谱仪检测，“铜器成分与南京龙江船厂出土的明代铜件一致，证明是船队携带的官方物品。”
考古队邀请天文专家对石碑记载的牵星数据进行验算——锡兰山（科伦坡）的纬度约6.9°N，华盖星（小熊座β）的仰角约14.2°（8指x1.9°=15.2°，误差1°源于星体自行），北辰星（勾陈一）的仰角约8.8°（1指x1.9°=1.9°，误差源于明代以天枢为北极星的习惯）。“这种误差在古代完全可接受，”天文专家解释道，“多星并用的核心是相互印证，即使单一星辰有误差，也能通过其他星辰修正，这正是郑和导航技术的高明之处。”
“海探七号”抵达索马里摩加迪沙（明代木骨都束），根据《郑和航海图》“木骨都束北辰星二指一角”的注记，考古队在古码头遗址的东侧，发现了一处圆形的石砌观测坑——坑底刻有南十字座的图案，正是资料中“灯笼骨星”（南十字座a、β、γ、δ）的观测遗迹。
“北半球的北辰星在南半球无法观测，郑和船队必须依赖南十字座导航，”程远蹲在观测坑旁，指着坑底的星座刻痕，“《郑和航海图》中‘灯笼骨星八指半’的记载，对应的就是南十字座a的仰角，这里的观测坑就是当年船员观测南天星辰的‘天文台’。”
郑海峰的团队对观测坑进行测绘，发现坑的直径约2米，深度0.5米，坑壁上刻有12道均匀分布的刻度，对应“一指”至“十二指”的牵星单位。“船员站在坑中心，通过坑壁的刻度比对南十字星的高度，”郑海峰用3d建模还原观测场景，“当南十字座a与第八道刻度对齐时，就是‘八指’，与海图记载的木骨都束段牵星数据完全吻合。”
方美怿在观测坑的石缝中，发现了一块刻有“灯笼骨星八指半”的陶片，陶片上还残留着炭黑痕迹，推测是船员用炭笔记录数据时留下的。“这块陶片的年代是1415±3年，正好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方美怿说，“它证明观测坑不是后世建造的，而是郑和船队使用过的导航设施。”
在观测坑附近的墓葬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具明代水手的骸骨，骸骨的头骨朝向南方，手中握着一块刻有南十字星图案的木牌。法医检测显示，骸骨年龄约32岁，骨骼上有长期海上生活的劳损痕迹，牙齿中残留着东非特有的高粱成分。“这位水手可能是船队的‘星官’，负责观测南天星辰，”程远感慨道，“他的骸骨朝向南方，握着星图木牌，证明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坚守导航的职责。”
“海探七号”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明代忽鲁谟斯）的沉船遗址中，发现了一本保存完好的《牵星日志》——日志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双语书写，详细记录了郑和船队从古里到忽鲁谟斯的牵星观测数据，是资料中“过洋牵星图”的文字补证。
“日志开篇就写‘古里开洋，牵北辰星四指，灯笼骨星十一指半’，与《郑和航海图》‘古里往忽鲁谟斯过洋牵星图’的注记完全一致，”程远翻阅日志，“更珍贵的是，它记录了每天的观测时间、天气状况，甚至云层对观测的影响，是研究牵星术实践应用的第一手资料。”
林珊重点解读日志中“多星校正”的记载：“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五，阴，北辰星不可见，改牵织女星七指，西北布司星八指，比对针路，航向无误。”“这正是资料中‘以防星辰被遮，备用星辰参考’的实践案例，”林珊说，“织女星（天琴座a）、西北布司星（双子座a）都是海图标注的备用星辰，日志证明船队确实在实战中使用过这套备用方案。”
欧阳宗明在日志的最后几页，发现了一段阿拉伯文批注，经翻译为“中国船员用乌木板测量星高，精准如仪器，令人惊叹”。“这是当时阿拉伯商人对牵星术的亲眼见证，”欧阳宗明兴奋地说，“它从第三方视角印证了郑和导航技术的先进性，比同时期欧洲的天文导航精度高出数倍。”
伊朗考古学家穆罕默德·礼萨带着当地发现的阿拉伯天文仪器来到团队，将其与《牵星日志》的数据对比。“阿拉伯仪器测量星高的误差约3°，而中国牵星术的误差仅0.5°，”礼萨感慨道，“日志中‘北辰星十一指’（20.9°）对应忽鲁谟斯（27.1°N）的纬度，误差仅0.2°，这种精度在15世纪是世界顶尖水平。”
“海探七号”返回中国南海，在西沙群岛（明代“石塘”）的甘泉岛遗址，发现了一块刻有星象图案的花岗岩——石上刻着北辰星、华盖星的符号，还有“石塘北辰星五指”的字样，印证了资料中《郑和航海图》将南海诸岛分为“石塘”“万里石塘屿”“石星石塘”的地理认知。
“宋代文献仅泛称南海为‘长砂、石塘’，而《郑和航海图》已精确区分三大群岛，这块星象刻石就是海域认知深化的实物证据，”程远指着刻石上的“五指”刻度，“西沙群岛的纬度约16.8°N，北辰星仰角约16.9°（5指x1.9°=9.5°，误差源于明代北极星定义差异），证明船队不仅测绘了岛屿位置，还通过牵星术确定了海域纬度。”
郑海峰的团队在刻石旁，发现了一处明代的“针路碑”，上面刻着“石塘用壬丙针十更抵占城”，与《郑和航海图》的针路记载一致。“星象刻石与针路碑并存，证明郑和船队的导航是‘星辰+罗盘’双保险，”郑海峰说，“这也是他们能在南海复杂海域安全航行的关键。”
方美怿在刻石附近的水井遗址中，发现了一块陶片，上面刻着“永乐七年，舟师过石塘，补淡水，观星定针路”的字样。“陶片的年代与刻石一致，”方美怿说，“它记录了船队在石塘的活动，证明这里不仅是航线节点，还是重要的补给站，与海图‘石塘有甘泉’的注记相互印证。”
就在考古队准备将星象刻石运回实验室时，两艘非法盗捞船试图靠近遗址。程远立刻联系南海执法局，同时指挥“海探七号”的安保系统启动预警。执法船迅速赶到，截停了盗捞船，查获了一批准备盗挖的文物。“南海诸岛的考古遗址是中国海域认知的实物见证，绝不能让盗墓者破坏，”程远严肃地说，“我们已在遗址周边布设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守护这些珍贵遗产。”
“海探七号”团队在南京龙江船厂遗址，发现了一处明代的“牵星术培训遗址”——遗址内有12块排列整齐的石墩，对应牵星板的12个规格，还有一块刻有星座图案的教学石板，揭示了郑和船队导航技术的传承体系。
“根据资料记载，郑和下西洋前曾‘校正牵星图样，培训船员’，这里就是当年的培训基地，”程远指着石墩，“每个石墩的高度与对应的牵星板长度一致，船员通过模拟观测，熟练掌握不同星辰的‘指’数换算。”
林珊在教学石板上，发现了用朱砂绘制的“牵星示意图”，标注着“绳长三尺”“眼距一尺”的标准，还有“北辰星低则船南，高则船北”的口诀。“这是最原始的导航教材，”林珊说，“石板上的口诀与《牵星日志》的记载完全一致，证明船队的牵星术有统一的培训标准，不是个别船员的‘独门绝技’。”
欧阳宗明在遗址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本《牵星术口诀》抄本，里面记录着“北辰星一指，船在赤道近；华盖星八指，船到官屿溜”等通俗口诀，还有“阴雨天用指南浮针，晴夜用牵星板”的应急方案。“这本抄本是培训学员的笔记，”欧阳宗明笑着说，“字里行间的批注，比如‘此处易错，需反复练习’，让我们看到了六百年前船员学习导航技术的场景。”
南京航海博物馆将培训遗址复原开放，邀请中小学生体验明代牵星术。孩子们手持复刻的乌木牵星板，在石墩旁模拟观测，当通过“七指板”看到北极星与板沿对齐时，兴奋地欢呼起来。“这就是考古的意义，”程远看着孩子们的笑脸，“不仅要还原历史，还要让古代智慧活在当下，让更多人了解中国航海技术的辉煌。”
“星辰并用——郑和航海导航技术”国际特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开幕。展厅内，马尔代夫的牵星板、斯里兰卡的牵星碑、东非的观测坑刻石、阿拉伯海的《牵星日志》、南海的星象刻石、南京的培训石板一字排开，与《郑和航海图》的过洋牵星图复制品相互呼应，完整呈现了明代“星辰+罗盘”的导航体系。
程远在开幕式上致辞：“从北辰星到灯笼骨星，从乌木牵星板到青铜罗盘，郑和船队用‘星辰并用’的智慧，在茫茫大洋中开辟了和平航线。这些文物证明，明代的航海技术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世界航海史的巅峰——它将天文观测与罗盘导航完美结合，比欧洲的航海技术早半个世纪实现跨洋精准定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在致辞中说：“中国考古人通过实地发掘，验证了《郑和航海图》牵星数据的科学性，还原了‘星辰并用’的导航实践。这种技术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更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当今的海洋探索提供了历史借鉴。”
特展期间，中、斯、索、伊等国的考古学家联合发布《牵星术保护与传承倡议》，承诺共同研究、保护与推广这一古代航海技术。“牵星术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活的文化遗产，”斯里兰卡考古学家阿肖克说，“我们计划在科伦坡建立‘郑和导航技术纪念馆’，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跨越时空的智慧。”
展览闭幕后，程远和林珊站在泉州湾的海边，望着“海探七号”驶向新的考古目的地——印度古里港，那里可能藏着更多关于牵星术的秘密。夕阳下，海面波光粼粼，仿佛无数星辰坠入大海，与六百年前郑和船队观测的星空遥相呼应。
“考古就像导航，”程远轻声说，“我们用文物为钥匙，打开历史的航线，而那些闪耀在海图上的星辰，不仅是古代船员的指引，也是我们考古人的信仰——永远向着未知探索，永远为文明传承坚守。”
林珊点头微笑，手中握着一块复刻的乌木牵星板，板沿的刻度在夕阳下泛着微光，仿佛还残留着明代船员的温度。在这片见证了无数航海奇迹的海域，星辰与罗盘共舞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