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8年6月，南海的季风带着湿热的气息掠过永暑礁海域，“海探七号”的声呐系统在水下20米处捕捉到异常反射信号——不同于珊瑚礁的自然纹理，一处规则的方形石质结构在屏幕上逐渐清晰。程远盯着屏幕，手指在《郑和航海图》复刻本上“万里石塘屿”的标注处反复摩挲，“根据图中‘万里石塘屿多浅滩，立石为标’的注记，这很可能是明代船队留下的航标。”
当水下机器人将第一块航标残件打捞上船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青灰色的花岗岩表面，“大明永乐十一年，舟师立此”的楷书刻字虽被海水侵蚀，却仍清晰可辨，侧面还刻着三道深浅不一的凹槽，对应“三指”“四指”“五指”的牵星刻度。“碳十四检测显示，航标的年代是1413±3年，正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郑海峰用软布擦拭航标表面，“这种带牵星刻度的航标，在南海还是首次发现，它不仅是导航工具，更是明代疆域认知的实体标记。”
考古队随后展开系统性勘探，在航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10海里处，各发现了一座小型石桩——石桩高约1.5米，顶部刻有简易的“日”“月”“星”符号，与《郑和航海图》中“万里石塘屿四至”的标注完全吻合。“这些石桩构成的‘十字坐标’，就是明代对‘万里石塘屿’疆域范围的界定，”程远调出古今海域对比图，“从石桩连线来看，‘万里石塘屿’的范围涵盖了今南沙群岛的核心区域，这比清代《更路簿》中对南沙群岛的记载早了近300年。”
在航标附近的泥沙中，方美怿的团队发现了一批明代青花瓷残片，其中一片碗底刻着“龙江船厂造”的款识，与南京龙江船厂遗址出土的官窑瓷胎釉成分完全一致；另一片盘沿则绘着“麒麟纹”，这种纹样在明代官方赏赐瓷中极为常见。“这些瓷片不是贸易品，而是船队巡航时故意留下的‘主权标记’，”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瓷片，“年代集中在永乐至宣德年间，证明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船队每年都会在‘万里石塘屿’海域巡航，通过‘立航标、留瓷片’的方式，强化对这片海域的管辖。”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专家李教授在现场考察后，将“万里石塘屿”航标与明代《舆地图》中的南海标注对比分析：“宋代文献虽提及‘石塘’，但仅为泛称；而明代通过航海实践，将南海诸岛细化为‘石塘’‘万里石塘屿’‘石星石塘’，并以航标、石桩界定范围，这种‘文献记载+实体标记’的疆域认知模式，比欧洲国家对海外殖民地的主权界定早了近200年。”李教授指着航标上的“永乐十一年”刻字，“这相当于明代在南沙群岛立下了‘主权碑’，证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管辖，有着持续且明确的历史脉络。”
当地渔民在得知考古发现后，自发前来参观航标残件。68岁的渔民陈永发带着祖传的《水路簿》说：“我们陈家世代在南海捕鱼，《水路簿》里记载的‘万里石塘’航线，和考古队发现的航标位置一模一样。老辈人说，这些石头是‘大明的界碑’，现在终于有了证据！”
2028年8月，印度科泽科德的季风刚过，“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古里港遗址的核心区，揭开了一处明代建筑群的面纱——中式歇山顶的货栈、青砖铺就的官署庭院、刻有“大明”字样的石门墩，与周围印度风格的神庙形成鲜明对比。程远站在官署遗址中央，手中的《郑和航海图》清晰标注着“古里国为西洋总码头，舟师于此补给、易货”，“这里就是郑和船队在印度洋的‘中转站’，也是跨国文明互鉴的核心枢纽。”
考古队在货栈的地下仓库中，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贸易货物：分层码放的明代青花瓷（其中20件带有“永乐年制”款识）、捆扎整齐的江南丝绸（残留着朱砂印染的龙纹）、密封在陶罐中的福建乌龙茶，以及堆放在角落的印度胡椒、宝石和象牙。“通过对胡椒的同位素分析，这些香料来自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与《瀛涯胜览》中‘古里国产胡椒，质优价廉’的记载完全吻合，”郑海峰拿起一枚蓝宝石，“宝石的切割工艺是典型的印度风格，而青花瓷的纹样则融合了中印元素——比如这只青花盘，盘心绘印度教湿婆像，盘沿却饰中式缠枝莲纹，是文明融合的直接物证。”
在官署的档案室遗址，欧阳宗明的团队发现了一本用桑皮纸写就的《古里国贸易账簿》，封面钤有“大明舶司”印章。账簿中用中文详细记录了每次贸易的时间、货物种类、数量及交换比例：“永乐十四年三月，卖出青花瓷三百件，换胡椒二百斤、宝石十颗；永乐十四年五月，卖出丝绸五十匹，换象牙五十根、乳香三十斤。”账簿旁还附有古里国王的梵文批注，经印度学者翻译为“愿与大明永结贸易，共享和平”。“这本账簿证明，郑和船队的贸易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利’的平等交换，”欧阳宗明感慨道，“古里国因地处印度洋中部的地理优势，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间商’，而郑和船队的到访，进一步强化了它的枢纽地位——这种‘地理+贸易’的良性循环，让古里国在15世纪成为印度洋最繁荣的港口之一。”
考古队还在遗址周边发现了一片明代船员的生活区，出土了中式的炊具、农具，甚至还有一座用砖石砌成的小型关帝庙。“关帝庙的存在，说明有部分船员长期驻守在此，”林珊指着庙内的石碑，“碑上刻着‘永乐十三年，船员共建关帝庙，祈平安’，证明中国文化通过船员的日常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这种文化传播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生活中的点滴渗透。”
在科泽科德的老城区，考古队找到了一个名为“郑和村”的村落，村民多为中印混血，保留着许多中国习俗。72岁的村长拉吉夫·陈展示了祖传的明代铜制罗盘和中文家谱：“我的祖先是明代船员陈阿福，他随郑和船队来到古里，与当地女子结婚定居。我们至今保留着过春节、贴春联的习俗，村里的老人还会说简单的闽南话。”拉吉夫指着家中的青花瓷碗，“这只碗是祖先留下的，碗底刻着‘陈记’，我们世代相传，要记住自己的中国根。”印度历史学者拉梅什在考察后说：“古里国贸易站的考古发现，证明明代的航海活动不是‘孤立的探险’，而是‘持续的文明交流’，这种交流对当地居民的血缘、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能看到痕迹。”
2028年10月，东非肯尼亚马林迪的阳光格外炽烈，“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古港遗址东侧，发现了一片独特的村落遗迹——房屋采用中式的“人字顶”结构，却用当地的红土坯砌筑；院落布局为“前院后屋”的中式风格，地面却铺着非洲传统的草编席；甚至连墓葬都融合了两种文化特征——棺木为中式的长方形，随葬品却有非洲的象牙梳和中国的青花瓷片。程远蹲在一座房屋遗址前，手中的《郑和航海图》标注着“麻林地，东非大港，产象牙、生金”，“这里不是简单的贸易停靠点，而是明代船员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的‘移民村落’，是地理发现推动人类迁徙的鲜活例证。”
考古队在村落的水井遗址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明代农具：铁犁、木锄、石磨，其工艺与中国南方出土的明代农具完全一致。“这些农具不是贸易品，而是船员定居后从中国带来的，”郑海峰用碳十四检测农具，“年代集中在永乐十五年至宣德元年，与郑和第五、六次下西洋的时间吻合，证明船员不仅在这里贸易，还从事农业生产，长期定居。”在村落的厨房遗址中，方美怿的团队发现了大量动植物遗存：中国的高粱、水稻种子，非洲的玉米、香蕉残核，以及混合了两种烹饪风格的陶器（内壁有中式的蒸煮痕迹，外壁却刻着非洲的几何纹样）。“这些遗存证明，定居的船员与当地居民共享食物资源，融合烹饪方式，”方美怿说，“比如我们在陶罐中发现的‘高粱香蕉粥’残渣，就是将中国的高粱与非洲的香蕉混合煮制，是饮食文化融合的直接证据。”
在村落的墓葬区，考古队发现了12座混合文化特征的墓葬，其中一座夫妻合葬墓尤为特殊——男性骸骨的dNA与中国南方人群（福建、广东一带）高度匹配，女性骸骨则为非洲班图人特征，墓中随葬品有一枚明代“永乐通宝”、一串非洲象牙珠，还有一块刻着“平安”二字的中式木牌。“通过对骸骨的同位素分析，男性生前长期食用中国南方的稻米，女性则以非洲的玉米、香蕉为主食，两人结婚后，饮食逐渐融合，”法医介绍道，“这是中非早期通婚的实物证据，证明郑和船队的地理发现，打破了中非之间的地理隔绝，让两个大陆的人开始‘血脉交融’。”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家穆罕默德·奥马里在研究后指出，麻林地村落是“中非早期移民社区”的雏形，其意义远超贸易范畴。“在郑和船队到访前，东非与中国的交流仅限于间接贸易（通过阿拉伯商人中转），而船队的直接抵达，推动了‘双向迁徙’——部分船员定居东非，部分东非商人也随船队前往中国，”奥马里指着墓葬中的“永乐通宝”，“我们在肯尼亚其他地区也发现过类似的明代文物，证明这种迁徙不是个例，而是形成了小规模的‘移民潮’。”这种迁徙对当地语言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马林迪地区的斯瓦希里语中，至今保留着“瓷器”（发音“ciqi”）、“船”（发音“chuan”）、“大米”（发音“dami”）等中文借词，是文化融合的活化石。
2028年12月，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的海风带着咸味掠过古港遗址，“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忽鲁谟斯古城的核心区，发现了一座明代“外交使馆”遗迹——中式的飞檐斗拱与波斯的圆顶拱门巧妙融合，大殿内的地砖镶嵌着明代青花瓷碎片，墙壁上用中文和波斯文刻着“永乐十五年，郑和与忽鲁谟斯国王结友好盟约”。程远站在大殿中央，手中的《郑和航海图》详细标注着“忽鲁谟斯港水深六丈，可泊大舶，为西洋终点”，“忽鲁谟斯因控制波斯湾口的地理优势，成为郑和船队‘西洋航线’的最终节点，也因这种优势，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的完整周期。”
考古队在使馆的仓库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外交礼品：明代皇帝赏赐的“御制瓷器”（其中一件青花龙纹瓶为永乐官窑精品）、嵌有宝石的黄金带钩、丝绸织成的“万国来朝”图，以及忽鲁谟斯国王回赠的波斯地毯（绘有中式龙凤图案）、乳香和宝石。“通过对黄金带钩的成分分析，其工艺结合了中国的鎏金技术和波斯的宝石镶嵌工艺，是外交融合的象征，”郑海峰展开波斯地毯，“地毯上的龙凤图案虽为中式，但编织技法却是波斯传统，证明两国在外交礼品上也追求‘文化融合’。”
在使馆的档案室，林珊的团队发现了一本《忽鲁谟斯国王日记》（波斯文），详细记录了郑和船队到访后的变化：“永乐十五年，中国船队带来大量丝绸、瓷器，我国商人通过转口贸易，将其销往欧洲、非洲，获利十倍；永乐十六年，港口税收增加三倍，城市规模扩大，新建房屋百间；永乐十八年，各国商人云集，忽鲁谟斯成为波斯湾最富有的国家。”日记中还记载了国王对地理优势的认知：“吾国之兴，在扼波斯湾之咽喉，中国船队之来，如添翼也。”“这本日记清晰地展现了地理枢纽对国家兴衰的直接影响，”林珊翻译道，“忽鲁谟斯原本是一个小部落联盟，因控制东西方贸易通道，加上郑和船队的到访带来的贸易繁荣，迅速崛起为波斯湾强国——这种‘地理+机遇’的崛起模式，在古代世界极为常见。”
考古队还在古城外围发现了大量明代后期的废弃房屋遗迹，经碳十四检测，这些房屋的废弃时间集中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与欧洲新航路开辟（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时间高度吻合。“新航路开辟后，欧洲船队不再经过波斯湾，而是直接绕过好望角与印度、中国贸易，忽鲁谟斯的地理枢纽地位瞬间丧失，”欧阳宗明指着废弃房屋中的波斯地毯残片，“这些地毯还未完工，说明贸易衰落来得突然，工匠被迫停工逃亡——地理优势是‘双刃剑’，能让国家因之兴盛，也能因优势丧失而迅速衰落。”
在忽鲁谟斯古城的老城区，许多居民仍保留着与中国相关的习俗。65岁的穆罕默德·礼萨家中珍藏着一套明代青花瓷茶具，每天用它喝茶；他的孙女穿着红色的连衣裙，这是当地婚礼上的传统服饰，“我的祖父告诉我，红色是‘中国色’，能带来好运，”礼萨笑着说，“我们还保留着‘春节拜年’的习俗，虽然不知道具体含义，但老辈人说，这是与中国朋友约定的‘友好仪式’。”伊朗历史学者法蒂玛在考察后说：“忽鲁谟斯的考古发现，证明地理枢纽不仅塑造国家命运，更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贸易衰落数百年后，文化融合的痕迹仍能在日常习俗中找到，这是地理探索最深远的遗产。”
2029年1月，也门亚丁的阳光透过古城的废墟，照亮了“海探七号”考古队的发掘现场——在古港遗址的西侧，一座融合中式与阿拉伯式风格的清真寺逐渐显露：寺门为中式的“牌楼式”结构，却刻着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经文；大殿的梁柱采用中式的榫卯工艺，屋顶却是阿拉伯式的圆顶；地面铺着的青花瓷地砖，绘有“星月”图案（伊斯兰教象征），却用中式的青花技法烧制。程远站在寺门前，手中的《郑和航海图》注记着“阿丹国多穆斯林，舟师至此需尊其习俗”，“这座清真寺是郑和船队‘尊重宗教、促进交流’的实物证据，也是地理探索推动宗教传播的典型案例。”
考古队在清真寺的地基中，发现了一块明代“宗教友好碑”，碑体为花岗岩材质，正面用中文刻着“永乐十四年，郑和舟师与阿丹国穆斯林约定：互不干涉宗教信仰，共建和平；背面用阿拉伯文刻着相同内容，落款为“大明船队”与“阿丹国清真寺”。“这块石碑证明，郑和船队的地理探索不是‘文化扩张’，而是‘宗教包容’，”郑海峰指着碑文，“这种包容为宗教交流创造了条件——船员尊重当地的伊斯兰教信仰，当地穆斯林也对中国文化保持开放态度，形成了‘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的良好氛围。”
在清真寺的藏经阁遗址，林珊的团队发现了一批宗教典籍：一本用阿拉伯文抄写的《古兰经》（封面用中式丝绸包裹）、一本中文的《论语》（扉页有阿拉伯文批注）、还有一本混合两种文字的“宗教对话录”，记录了船员与穆斯林学者的讨论内容：“船员问：‘何为仁？’学者答：‘仁即爱人，如真主爱世人；学者问：‘何为清真言？’船员答：‘清真言即信仰，如吾辈信仰孔子之道。’”“这本对话录是宗教交流的珍贵文献，”林珊说，“它证明双方不是‘各说各话’，而是真正理解对方的宗教理念，这种深度交流在古代宗教传播中极为罕见。”
在清真寺附近的墓葬区，考古队发现了一座明代穆斯林的墓葬——墓碑上用中文刻着“大明船员王某，信奉伊斯兰教，葬于此地，享年三十五岁”，墓中随葬品有一本《古兰经》抄本、一串念珠，还有一块刻着“忠、孝、仁、义”的中式木牌。“通过对骸骨的dNA分析，这位船员来自中国福建，生前长期在阿丹生活，”法医介绍道，“他的骨骼中残留着阿拉伯饮食特有的香料成分，证明他已深度融入当地生活；而随葬的《论语》木牌，又说明他未完全放弃中国文化根脉——这种“双重文化认同”，正是地理探索带来的宗教与文化融合的鲜活写照。”
考古队还在清真寺周边发现了一片明代“多元文化社区”遗迹：既有穆斯林的礼拜房，也有中式的祠堂；既有阿拉伯风格的商铺（出售香料、地毯），也有中国南方风格的茶馆（出土了福建产的茶具）。“在一间商铺的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一本‘双语账本’，左边用阿拉伯文记录香料销量，右边用中文记录瓷器进货量，”欧阳宗明拿起账本残页，“这证明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这里和谐共处、互利通商——宗教差异没有成为隔阂，反而因地理探索带来的交流，形成了‘和而不同’的社区氛围。”
也门宗教研究专家阿卜杜勒·卡里姆在考察后，将这座清真寺称为“中非宗教交流的活化石”。“在郑和船队到访前，阿丹的伊斯兰教传播范围主要局限于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沿海，”卡里姆说，“船队离开后，有部分穆斯林船员跟随船队前往中国，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泉州、广州等东南沿海港口——我们在也门的宗教典籍中发现记载，‘永乐十六年，十名阿丹穆斯林随中国船队前往东方，传播真主的教诲’，这与中国泉州清净寺的明代碑刻‘永乐年间，阿拉伯穆斯林来泉传教’的记载相互印证。”这种宗教传播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和平交流，为后来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让阿丹成为“中非宗教交流的枢纽”。
当地穆斯林民众在得知考古发现后，自发组织了“纪念郑和”的祈祷活动。阿丹清真寺的伊玛目说：“郑和是‘和平的使者’，他尊重我们的信仰，我们也怀念他带来的友谊。这座清真寺不仅是宗教场所，更是中非友好的见证，我们会好好保护它，让友谊传承下去。”
2029年4月，“海探七号”抵达马来西亚马六甲（明代满剌加），根据《郑和航海图》“满剌加为南洋咽喉，舟师必经之地”的注记，考古队在古港遗址发现了一座明代“宣慰司”官署遗迹——官署采用中式的“三进院落”布局，门前立着刻有“大明满剌加宣慰司”的石牌坊，院内出土的铜钟上铸有“永乐十三年，郑和督造”的字样。程远站在官署遗址前，“满剌加因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优势，成为郑和船队‘南洋航线’的关键节点，而明朝在此设立宣慰司，不仅强化了对航线的控制，更重塑了整个东南亚的政治格局。”
考古队在官署的档案室遗址，发现了一本《满剌加宣慰司政务档案》，详细记录了明朝对满剌加的治理措施：“永乐十四年，设市舶司，管理贸易；永乐十五年，派工匠教授当地造船技术；永乐十六年，协助满剌加修建防御工事，抵御暹罗入侵。”档案中还记载了满剌加国王的贡品清单：“永乐十七年，贡品：象牙二十根、犀角十枚、香料五十斤；大明回赠：瓷器百件、丝绸五十匹、铁器三十件。”“这些记载证明，明朝与满剌加的关系不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压迫关系，而是‘互助互利’的同盟关系，”林珊分析道，“明朝通过支持满剌加，确保了马六甲海峡的通航安全；满剌加则借助明朝的势力，摆脱了暹罗、爪哇的控制，成为东南亚的强国——这种‘政治+地理’的合作，重塑了东南亚的政治平衡。”
在古港的贸易区遗址，郑海峰的团队发现了大量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的货物遗存：明代青花瓷（来自景德镇、泉州窑）、印度印花布、阿拉伯玻璃器，甚至还有欧洲的玻璃珠（经检测为葡萄牙早期产品）。“这些货物证明，满剌加因地理枢纽地位，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十字路口’，”郑海峰说，“而郑和船队的到访，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国际地位——原本分散的东南亚贸易，逐渐向满剌加集中，形成了‘以满剌加为中心’的区域贸易网络，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6世纪葡萄牙入侵前。”
考古队还在遗址周边发现了一座明代“军事堡垒”遗迹，堡垒的城墙采用中式的“夯土筑城”技术，配备的火炮则是明代的“佛郎机炮”样式。“这座堡垒是明朝协助满剌加修建的，用于抵御外敌入侵，”欧阳宗明指着炮台上的火炮残件，“根据《明史》记载，永乐十八年，暹罗入侵满剌加，明朝船队出兵相助，凭借这座堡垒和火炮击退敌军——这证明地理枢纽的安全，不仅关乎贸易，更关乎区域政治稳定，而明朝通过军事合作，确保了满剌加的安全，也巩固了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在马六甲的“唐人街”，许多居民仍保留着明代的生活习俗——比如过春节时贴“福”字、吃饺子，婚丧嫁娶采用中式礼仪。70岁的居民陈亚妹家中珍藏着一本祖传的《陈氏家谱》，上面记载着“永乐十五年，先祖随郑和船队来到满剌加，任宣慰司译官，后定居于此”。“我们家族世代以翻译为业，既懂中文，也懂马来语、阿拉伯语，”陈亚妹说，“老辈人告诉我们，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也要尊重当地的文化——这种‘双重身份认同’，让我们在马六甲生活了六百年，从未与当地居民产生矛盾。”马来西亚历史学者拉赫曼在考察后说：“满剌加的考古发现，证明地理枢纽不仅塑造政治格局，更影响人的身份认同——明代船员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形成了马六甲独特的‘多元文化社群’，这种社群成为后来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的雏形。”
2029年6月，“海探七号”抵达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明代爪哇），根据《郑和航海图》“爪哇新村，唐人聚居，以农为业”的注记，考古队在泗水附近发现了一片明代农业村落遗迹——村落中有中式的灌溉水渠、水稻田遗址，出土的农具（犁、耙、水车）均为明代样式，甚至还发现了一批中国水稻种子的遗存。程远站在水稻田遗址前，“郑和船队的地理探索，不仅带来了贸易和文化，还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了爪哇农业文明的发展——这片‘新村’，就是明代农民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发的农业社区。”
考古队在村落的灌溉水渠遗址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龙骨水车”构件，水车的木质结构与中国南方出土的明代龙骨水车完全一致，车身上还刻着“大明永乐年制”的字样。“龙骨水车是中国古代的先进灌溉工具，能高效抽取河水灌溉农田，”郑海峰指着水车的齿轮结构，“在爪哇发现这种水车，证明明代船员将农业技术带到了这里——原本爪哇的农业以‘刀耕火种’为主，产量低下，而龙骨水车和水稻种植技术的引入，让当地水稻产量提高了三倍，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
在村落的粮仓遗址中，方美怿的团队发现了大量水稻种子遗存，经基因检测，这些种子与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品种高度一致。“占城稻是明代的优良稻种，具有生长期短、耐旱、高产的特点，”方美怿说，“根据《明史》记载，郑和船队曾从占城（今越南）带回占城稻种子，推广到中国南方；而这里发现的占城稻种子，证明船队也将其带到了爪哇——这种‘稻种传播’，是地理探索推动农业文明交流的直接证据。”
考古队还在村落的民居遗址中，发现了一批中式的生活用具（陶罐、铁锅、纺车）和农业书籍残页（《农桑辑要》抄本）。“《农桑辑要》是明代的官方农业典籍，记载了水稻种植、养蚕缫丝的技术，”林珊拿起残页，“残页上有爪哇文的批注，说明当地居民在学习中国农业技术时，还将其翻译成本土文字，方便传播——这种‘技术本土化’，让中国农业技术在爪哇落地生根，成为当地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尼西亚农业史专家苏哈托在考察后指出，“新村”遗址的发现，改写了爪哇农业史的认知。“过去我们认为，爪哇的水稻种植技术是从印度传入的，”苏哈托说，“但‘新村’遗址的水稻种子、农具和农业书籍证明，明代中国的农业技术对爪哇的影响更为深远——占城稻的引入，让爪哇从‘缺粮地区’变成‘东南亚粮仓’，人口数量在15世纪增长了一倍，为后来爪哇文明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这种农业技术的传播，不仅改变了爪哇的经济结构，还影响了当地的饮食文化——至今爪哇人仍以米饭为主食，烹饪方式中还保留着“蒸煮”“爆炒”等中式技法。
2029年8月，“地理探索与人类文明——郑和下西洋的全球影响”国际特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隆重开幕。展厅内，南海“万里石塘屿”的航标残件、古里国贸易站的青花瓷、麻林地村落的农具、忽鲁谟斯使馆的波斯地毯、阿丹清真寺的宗教碑刻、满剌加宣慰司的铜钟、爪哇新村的龙骨水车，与《郑和航海图》的巨型复制品相互呼应，完整呈现了郑和船队地理探索对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
程远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从南海疆域的实体化界定，到印度洋贸易的双向互鉴；从东非人口的血脉交融，到波斯湾国家的兴衰转折；从红海宗教的包容传播，到东南亚政治格局的重塑；从爪哇农业的技术革新，郑和船队的地理探索，不是一次孤立的航海壮举，而是一场跨越洲际的文明对话——它证明地理不是‘隔绝的壁垒’，而是‘连接的桥梁’；文明不是‘冲突的对手’，而是‘互补的伙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视频致辞中说：“中国考古人的系列发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它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巅峰，更是人类早期‘全球化’的实践。郑和船队以‘和平探索’为宗旨，以‘互利共赢’为原则，通过地理连接，推动了贸易、文化、宗教、技术的全方位交流，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期实践，对当今世界仍有重要启示。”
特展期间，来自20多个国家的学者联合发布《郑和地理探索精神倡议书》，呼吁继承和发扬“和平探索、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郑和精神，共同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斯里兰卡考古学家阿肖克说：“古里国贸易站的青花瓷告诉我们，文明交流不需要武力；肯尼亚学者穆罕默德说：麻林地的混血墓葬告诉我们，人类血脉可以交融；伊朗学者法蒂玛说：忽鲁谟斯的废弃房屋告诉我们，封闭必然衰落——这些考古发现，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展览闭幕后，程远和林珊带着团队登上“海探七号”，前往下一个考古目的地——南非厄加勒斯角，那里可能藏着郑和船队航线最南端的证据。站在甲板上，程远望着无垠的大海，手中握着一块从麻林地遗址出土的“永乐通宝”铜钱，铜钱上的锈迹仿佛还残留着东非的阳光。
“我们的考古，不仅是挖掘文物，更是挖掘‘历史的真相’，”林珊轻声说，“郑和船队的地理探索告诉我们，人类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六百年前，他们用星辰与罗盘连接世界；六百年后，我们用考古与研究传承精神。”
程远点头，将铜钱举向阳光，铜钱的边缘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仿佛与六百年前郑和船队观测的星辰遥相呼应。在这片见证了无数文明对话的海洋上，地理探索的故事还在继续，人类文明互鉴的篇章，也将在新的时代，书写更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