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茹的春风化雨与李信的雷霆手段，如同精妙的双人舞，在江南这片看似柔媚实则坚韧的土地上，逐渐撕开了顽固利益集团铁板一块的防御。局面，开始朝着有利于新政的方向，悄然转变。
沈玉茹坐镇苏州行辕，继续她的“怀柔”策略。她不再局限于接见士绅名流，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深受兼并之苦、却有口难言的中小地主、自耕农乃至手工业者。她下令在行辕外设“建言箱”，允许百姓匿名投书，陈述民间疾苦和对新政的看法。同时，她派出身边可靠的女官和识文断字的侍女，深入市井街巷、乡村田埂，以“采风”为名，实地了解民情。
这些举措，如同在沉寂的潭水中投入了石子，很快激起了回应。大量控诉豪强欺压、胥吏盘剥的匿名信塞满了建言箱；女官们带回来的，也不再是士绅阶层粉饰太平的颂歌，而是底层百姓血泪交织的真实故事：有田产被巧取豪夺的，有因高利贷家破人亡的，有被胥吏勒索得走投无路的……
沈玉茹将这些真实的声音，加以整理提炼，择其典型且证据相对确凿者，或通过《皇明通报》的江南版悄然刊发，或在她接见士绅时，看似不经意地提起。她没有厉声指责，只是用平静的语气陈述事实，但那事实本身，却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批判都更具力量。
一些尚有良知和远见的士绅，开始感到不安和羞愧。他们意识到，这位王妃并非不谙世事的深宫妇人，她对民间的了解，甚至超过了许多地方官。继续一味地抗拒新政，掩盖问题，不仅不明智，更可能失去道义上的立足点。
与此同时，李信在获得了更明确的支持和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后，执法更加精准和果断。他不再四面出击，而是集中力量，专攻那几个民愤最大、罪证最确凿的“典型”。在京营骑兵和部分开始转向支持新政的本地胥吏配合下，他连续查办了苏州、松江两府的数家恶霸士绅，将其主要成员下狱，查抄出的隐匿田产数额之巨，令人瞠目结舌！
其中，尤以苏州“沈半城”家族和松江“棉布大王”陆家的倒台，最具震撼效果。李信将这两家的罪行——强占民田、逼死人命、勾结海盗（陆家涉嫌）、操控行市等，连同部分确凿的账册、契约证据，整理成详尽的案卷，不仅上报朝廷，更在《皇明通报》上择要公布！
铁证如山！舆论哗然！
直到此时，许多被蒙在鼓里、或者只是跟风抗拒的普通士绅和百姓才恍然大悟，原来摄政王和李信要打击的，并非所有士绅，而是这些为富不仁、祸害乡里的蠹虫！新政要均平的，并非是所有人的财富，而是被这些人非法攫取的利益！
风向，开始彻底转变。
之前那些为江南士绅摇旗呐喊的官员，大多偃旗息鼓，甚至有人反戈一击，主动提供更多证据。
地方胥吏见风使舵，对清丈工作的配合度大大提高。
许多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看到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豪强倒台，看到被侵占的田产部分被归还或用于安置流民，心中积压多年的怨气得以宣泄，对新政的态度从怀疑、观望转向了拥护和支持。
甚至一些原本持中立态度的士林清流，也开始公开撰文，讨论“限田”、“均赋”的必要性，认为这是纾解民困、稳固国本的良策。
当然，顽固的抵抗依然存在。一些与倒台豪强利益捆绑过深的势力，或是自觉罪孽深重难逃法网者，转入更深的暗中活动，甚至开始策划更极端的阴谋。但大势已去，他们的活动空间被急剧压缩。
这一日，沈玉茹与李信在行辕书房会面。
数月辛劳，李信清瘦了不少，但眼神更加锐利明亮。他向沈玉茹汇报了最新的进展：“王妃，苏州府吴县、长洲，松江府华亭、上海等县的清丈工作已基本完成，新增纳入税籍的田亩超过三十万亩！追缴历年欠赋折银五十余万两！下一步，便可向其他府县推广。”
他的语气中，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成就感。
沈玉茹微笑着点了点头，亲自为他斟了一杯茶：“李大人辛苦了。此番能在江南打开局面，大人居功至伟。”
“王妃谬赞！”李信连忙躬身，“若非王妃在此稳定人心，分化瓦解，下官纵有雷霆手段，亦恐难施展。王妃之智，下官佩服！”
这是他的真心话。他深知，如果没有沈玉茹在前方营造的缓和氛围和争取到的部分舆论支持，他的强硬手段很可能激起更大的反弹，甚至酿成民变。刚柔并济，方是破局之道。
“江南之事，虽初见成效，然根基未固，余毒未清。”沈玉茹收敛笑容，正色道，“后续田亩分配、税赋核定、吏治整顿，千头万绪，仍需李大人殚精竭虑。王爷在北方，对此寄予厚望。”
“下官明白！定不负王爷、王妃重托！”李信肃然道。
送走李信，沈玉茹独自走到窗前，望着庭院中绽放的石榴花，心中亦是感慨万千。江南之行，比她预想的更加艰难，也让她对夫君所从事的这场变革，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不仅仅是权力的博弈，更是理念的碰撞，是对一个古老帝国沉疴积弊的刮骨疗毒。
她轻轻抚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南巡途中发现的身孕），脸上流露出母性的柔和与坚定。她要守护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小家，更是夫君立志要打造的，那个海晏河清的天下。为了这个目标，再多的艰辛，也值得。
江南的天空，似乎比来时更加明澈。新政的曙光，终于穿透了厚重的阴霾，照耀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
（第十二卷第五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