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老太太的存在，如同一册被岁月尘封、却隐约透出危险气息的孤本，始终横亘在我心头。易中海倒台未能撼动她分毫，街道办例行的关怀更显得她身份特殊。父亲何大清那笔糊涂账，以及易中海崩溃前未尽的嘶吼，都指向她可能掌握着更核心的秘密。如今我在厂里院内都初步站稳，调查的念头便不可抑制地再次萌生，但必须更加谨慎，不能重蹈易中海覆辙。
直接询问老太太无异于打草惊蛇。我得另辟蹊径。既然街道办对她有所关照，那么街道的档案室里，是否会留下关于她，或者关于当年何大清离职一事的蛛丝马迹？
这个念头让我心头一热，但随即冷静下来。街道办的档案，岂是我一个普通工人能随意查阅的？必须有正当理由，或者……合适的机会。
机会很快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了。周三下午，厂里通知我去街道办参加一个关于“优秀职工与社区建设”的小型座谈会，算是标兵荣誉的后续活动。主讲人是王主任，参会的是附近几个厂子新评出的几个标兵和积极分子。
会议内容多是鼓励我们在岗位上创优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我认真听着，心里却活络开来。散会后，众人陆续离开，我故意磨蹭到最后，见王主任正在整理讲稿，便走上前去。
“王主任，今天的会让我很受启发。”我语气诚恳。
“有收获就好。”王主任笑了笑，看起来心情不错，“你们这些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肩上担子重啊。”
“是，我一定努力。”我顺势说道，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困惑和求知欲，“王主任，说到社区工作，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想向您请教。我们院里，像后院老太太那样的孤寡老人，街道一直很照顾。我就在想，作为邻居，尤其是年轻人，是不是也该多关心一下？但有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帮，怕好心办坏事，也不了解老人们的具体情况和需求。”
我这话，既体现了积极向组织靠拢、关心社区的态度，又将话题自然地引向了后院老太太，合情合理。
王主任果然没有起疑，反而赞许地点点头：“何雨柱同志，你能有这个想法，很好！关心帮助孤寡老人，是我们社会提倡的新风尚。至于具体情况嘛……”她沉吟了一下，“街道对每位孤寡老人都有基本的档案记录，主要是为了落实政策和补助。不过这些涉及个人隐私，一般是不对外公开的。”
她顿了顿，看着我真诚（伪装出来的）的眼神，或许是觉得我这个标兵值得信任，又或许是觉得鼓励职工参与社区建设是好事，便松了松口：“当然，如果你确实是出于关心，想更好地提供帮助，以标兵的身份，向街道提出书面申请，说明情况，经过批准后，在街道干事陪同下，查阅一些不涉及核心隐私的基本情况，比如年龄、户籍来源、有无直系亲属等，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这需要严格的程序和理由。”
她这话，等于给我指了一条明路！虽然程序严格，但并非没有可能！
“我明白了，谢谢王主任指点！”我连忙道谢，“我就是想多了解些情况，看看能帮上什么忙，绝不会给您和街道添麻烦。”
“嗯，有这份心就好。”王主任点点头，拿起公文包，“具体怎么申请，你可以去问问档案室的小张，就说我让你去咨询的。”
“哎！好的，谢谢王主任！”
走出街道办，初夏的阳光有些晃眼。我心里却像打开了一扇窗，透进一丝光亮。王主任的默许和指点，让我看到了合法合规接触那些尘封档案的可能性。
我没有立刻去档案室，那样太着痕迹。我需要先准备一份合情合理、无可挑剔的书面申请。理由嘛，就是“作为院内标兵，希望更精准地帮扶孤寡老人，促进邻里和谐，特申请了解后院某某氏的基本情况，以便制定帮扶计划”。
接下来两天，我利用工余时间，字斟句酌地起草这份申请。语气务必诚恳，理由务必充分，完全站在街道工作和社区关怀的角度，不流露出任何个人探究隐私的目的。写完后又反复修改了几遍，直到自己觉得挑不出任何毛病。
周五上午，我带着写好的申请，再次来到街道办，找到了档案室。接待我的正是王主任提到的干事小张，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姑娘。
我说明来意，递上申请，并特意提到了王主任的指引。
小张姑娘仔细看了我的申请，又打量了我一下，大概是认出了我是最近风头正劲的标兵，态度很客气：“何雨柱同志，你的申请理由很充分，也符合政策鼓励的方向。不过查阅档案有规定，需要登记，而且我必须在场。”
“这是应该的，麻烦您了。”我态度谦和。
小张姑娘拿着我的申请进去请示了一下，很快出来，带我进了档案室旁边的一间小阅览室。里面光线很好，摆放着几张桌椅。
“你稍等，我去调取一下某某氏（后院老太太）的档案。”小张姑娘说着，走进了里面那排高大的档案柜之间。
等待的时间似乎格外漫长。我的心跳有些加速，既期待能找到线索，又担心一无所获，或者触碰到什么不该碰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小张姑娘拿着一个薄薄的、封面泛黄的档案袋走了出来。
“给，这是基本信息部分。一些更详细的记录和审批文件不能看。”她将档案袋递给我，自己则坐在对面，拿出一本书看了起来，显然是履行监督职责。
“谢谢。”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动作显得平静，小心地打开了档案袋。
里面只有寥寥几页纸。一张是基本信息登记表，用的是旧式表格，字迹有些模糊。姓名一栏写着“陈赵氏”，年龄推算下来今年应该快七十了。户籍来源地写着“河北沧州”，迁入时间是……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三年？那还是敌伪时期！她那么早就来到四合院了？比我们何家、易家都早得多！
我压下心中的惊讶，继续看。家庭成员一栏是空的。主要社会关系……也是空的。只有一行小字备注：“夫陈某某，已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病故。无子女。”
再往后翻，是几张街道发放补助的登记表存根，时间跨度从解放初到现在，金额很小，但从未间断。发放理由多是“孤寡老人生活困难补助”。
信息少得可怜。除了那个一九四三年的迁入时间和早逝的丈夫，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内容。没有工作单位记录，没有亲属信息，就像一张被刻意擦写过许多遍的纸，只剩下最基础的字迹。
我有些不甘心，又仔细看了一遍那份旧的信息登记表，目光在“迁入时间：一九四三”和“夫陈某某，已于民国三十六年病故”这两行字之间来回逡巡。
一九四三年来到四合院，一九四七年丈夫去世。这四年间，发生了什么？她丈夫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来到四九城？又为什么在丈夫死后，她一个无儿无女的外乡女人，能一直独自居住在这四合院的后院，直到如今？
这些疑问，档案里没有答案。
我合上档案袋，心里有些失望，但更多的是凝重。这份过于“干净”的档案，本身就不正常。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无亲无故的外乡寡妇，能安然留在北平（北京），并一直住在四合院里，这背后定然有故事。而这个故事，很可能就与易中海恐惧的“别的事”，与何大清的被迫离开，密切相关。
“看完了？”小张姑娘抬起头。
“看完了，谢谢您。”我将档案袋递还给她，脸上恢复平静，“了解了基本情况，我心里就有数了。以后院里有什么事，也好知道该怎么帮忙。”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小张姑娘接过档案袋，笑了笑。
离开街道办，走在回家的路上，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我却感觉后背有些发凉。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间点像一把钥匙，虽然还没找到对应的锁孔，但它指向的年代和可能关联的历史背景，让整个事件的复杂性和危险性，陡然提升了一个等级。
看来，想从官方渠道直接获取核心信息，难度极大。后院老太太这条线，需要更耐心、更迂回的策略。
而眼下，我还得先应对厂里即将到来的新挑战——李副处长透露，工业局可能会组织一次各厂后勤标兵的交流学习活动，届时，我这个“红星轧钢厂后勤岗位标兵”，恐怕要面对更多来自外厂的审视和比较。
旧的谜团尚未解开，新的考验已在前方等候。
我抬起头，眯着眼看了看太阳，步伐稳健地朝着四合院走去。
无论前方是什么，我都得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