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怀瑾教授的回信，像一杯温度刚好的乌龙茶，让陈默沸腾的思绪稍稍沉淀。
老先生认可了他的敏锐，也点出了现实的无奈——“尽本职，察实情，献良策，足矣”。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小子，看到问题不错，但别跳得太高，做好分内事，慢慢往上递话，别把自己折进去。
陈默对着信纸笑了笑，心想姜还是老的辣。
秦教授这是怕他这只重生的小蝴蝶，还没扇起风暴，就先被拍死在体制的玻璃窗上。
他收起信，决定采纳这个“低调务实”的策略，但“务实”不代表什么都不做。
香港的工作节奏很快，工作组频繁穿梭于中环的摩天大楼、金管局的会议室以及市井街巷。
陈默逐渐适应了这种双语环境和高强度调研，他那口带着点儿京味儿但流利异常的英语，以及对金融数据近乎本能的敏感，让他在一些专业场合越发显得游刃有余。
在一次关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研讨会上，陈默注意到一位总是坐在角落、戴着黑框眼镜、记录格外认真的年轻人。
他叫沈翊，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稳定局，比陈默大两三岁，话不多，但每次发言都直指要害，逻辑清晰，透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冷静和睿智。
沈翊这人，像一台人形计算机，情绪波动极小，最大的爱好似乎是研究各种复杂的金融模型。
午餐时，别人都在聊香港的茶点和购物，他却端着餐盘坐到陈默旁边，开口就是：“陈默同志，你上午提到的跨境资本流动的‘羊群效应’模型，是基于bikhchandani, hirshleifer and welch 1992年的理论框架吗？我觉得在亚洲语境下，可能需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信息传递效率的修正。”
陈默当时正啃着一块豉油鸡翅，差点噎住。
好家伙，这年头国内能直接报出bhw模型全称的年轻人，绝对是凤毛麟角。
他赶紧灌了口冻柠茶，顺了顺气，才接上话：“沈兄厉害，确实是参考了那个框架，文化因素这点提得好，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关系网络’，可能加速非理性恐慌的蔓延。”
一顿饭下来，两人从行为金融学聊到货币银行学，颇有种他乡遇故知、棋逢对手的快感。
陈默发现，沈翊虽然不像他拥有“上帝视角”，但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惊人的洞察力，同样察觉到了市场数据中的异常“噪音”，尤其是港股衍生品市场和东南亚远期外汇市场的一些联动迹象。
“感觉像是有组织的试探，手法很老辣，不像散兵游勇。”一次加班整理数据后，沈翊推了推眼镜，看着电脑屏幕上（工作组配备了几台珍贵的笔记本电脑）复杂的曲线图，低声对陈默说。
看着这些得之不易的电脑，他不由的想起了自己花了一万买的486电脑，却在使用一年后就报废了，心中不由一痛。
陈默看着沈翊，知道找到了“战友”。
但他不能直接说“哥们儿，我知道是索罗斯干的”，那太惊世骇俗了，他想了想，用了一种更隐晦的方式，仿佛是在进行学术探讨：
“沈兄，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某些大型国际对冲基金，会采用一种‘立体攻击’策略？
比如，先在现货市场悄悄积累空头头寸，同时在外汇远期市场埋下陷阱，再利用杠杆工具放大效应，最后通过舆论引导和市场恐慌，实现跨市场的联动收割？
我最近看一些国际期刊，好像有论文在探讨这种模式，有点像……嗯，军事上的‘非对称作战’。”
沈翊听着，原本平静无波的眼睛里，骤然闪过一道锐利的光芒。
他猛地转过头，盯着陈默，像是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人。
沉默了足足半分钟，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震动：“立体攻击……非对称作战……你这个比喻，很形象，也很……可怕，如果真是这样，那现有的监管框架，恐怕存在巨大的盲区。”
他迅速在键盘上敲击起来，调出更多数据页面：“你看，这几个时间点，港股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异常跳升，同时泰国银行的离岸美元拆借利率也出现同步波动……这难道就是……”
两人头碰着头，在电脑屏幕幽幽的蓝光下，越聊越深入。
陈默负责提供来自未来的“理论启发”和方向性指引，沈翊则凭借其专业素养进行数据验证和逻辑推演。
一种无声的默契在两人之间建立起来，他们都意识到，他们捕捉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市场波动，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金融战争的序幕。
然而，他们的发现和担忧，在工作组内部却并非人人认同。
在一次进度汇报会上，当沈翊谨慎地提出，需要加强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特别是通过复杂衍生品渠道流动的监测时，之前那位吴教授又皱起了眉头。
“小沈啊，你们年轻人思路活跃是好事，但也不能把问题复杂化。国际资本进出是常态，关键是做好宏观把控，整天盯着这些细枝末节的技术指标，容易一叶障目。”
吴教授语重心长，带着前辈对后辈的“关怀”。
另一位张处长也笑着打圆场：“是啊，咱们的任务是确保平稳过渡，重点是制度对接，这些市场操作层面的问题，有金管局的专家们负责嘛，我们要相信香港同行的专业能力。”
陈默和沈翊交换了一个眼神，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无奈。
这时，组长郑国涛发话了，他粗大的手指敲着桌子：“老吴，老张，话不能这么说，细节决定成败，小沈和小陈说的这些东西，我听不太懂，但我觉得有道理，老虎打盹的时候，蚊子最能吸血。
这样，你们俩，”他指向陈默和沈翊，“搞个简短的内部说明，不用太长，就把你们觉得最不对劲的几个点，用大白话写出来，附上数据，单独报给我。”
这就是郑国涛的厉害之处，他或许不懂复杂的金融模型，但他懂得重视一线人员的直觉和发现，并且知道如何用最稳妥的方式向上反映。
散会后，吴教授走过陈默身边，轻轻哼了一声，低声道：“年轻人，别总想着搞个大新闻。”
陈默面带微笑，恭敬地回答：“吴教授提醒的是，我们一定脚踏实地。”心里却想：等大新闻真的来了，您别捂着耳朵就行。
有了郑国涛的支持，陈默和沈翊开始更系统地整理他们的发现。
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泡在图书馆和资料室，搜寻一切关于国际对冲基金操作手法的公开资料。
陈默更是凭借记忆，将后世总结的索罗斯们“狙击货币”的经典步骤（如：寻找固定汇率制且经济基本面有问题的目标 -＞ 暗中积累空头 -＞ 发动舆论攻击 -＞ 集中抛售冲击汇率 -＞ 在资本市场同步做空获利），
用符合90年代认知的方式，写成了一份高度抽象化的“潜在金融市场攻击模式推演”报告，没有点名任何具体国家或机构，但行家一看就能明白其中的凶险。
这份报告，通过沈翊在央行的内部渠道，加上郑国涛的附议，被悄悄地送到了更高层面的决策者案头。
工作间隙，陈默也会关注一下远方的消息。
他从报纸上看到苏晓冉在美国拍戏的零星报道，照片上的她穿着古装，在一群外国工作人员中间，笑靥如花。
他也会听到酒店服务员播放的张学友新歌《离开以后》，旋律带着淡淡的伤感，让他对那句“半年而已”的安慰，也有了一丝不确定。
香港的夜晚依旧繁华，维多利亚港的灯火璀璨夺目。
但陈默知道，在这片璀璨之下，无形的资本暗流正在加速涌动。
他和沈翊，就像两个在黑暗森林里率先听到异常声响的哨兵，试图发出预警。
他们的声音能传多远？能否引起足够的警惕？真正的风暴来临之时，他们又能否有所作为？这一切，都如同香港夏季常见的骤雨，前一刻还晴空万里，下一刻可能已是乌云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