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启蒙的第一天，学的就是“皇帝陛下万岁”、“大秦万年”的秦篆写法。
先生会严厉地纠正每一笔每一划，告诉他们，唯有如此书写，才是“正字”，才是“雅言”。那些结构匀称、笔画规整的秦篆，在他们的审美中，天然就是“优美”的、“规范”的，是文字该有的样子。
他们读的《秦文基础》、《算术启蒙》，上面是秦篆；学习的律法条文，是秦篆；甚至同学之间传递的小纸条，也用生涩的秦篆书写。
秦篆，是他们获取知识、认识世界、与他人交流的最主要，几乎是唯一的工具。
于是，当这些孩子在祖母的箱底，偶然翻出一块绣着旧国文字的帕子，或者在家祠的角落，发现一本用陌生文字记录的族谱时，他们的反应，不再是祖辈那般潜然泪下的文化乡愁，而是一种纯粹的好奇，甚至带着几分基于“新常识”的审视。
“阿爷，你看这个字，”一个孩子可能会指着帕子上的齐文字，天真地问先生，“它写得歪歪扭扭的，是不是写错了？跟我们先生教的不一样呢！”
或者，几个少年围着一块刻有燕国古字的残碑，会像研究一件出土文物般讨论：
“这字长得真怪，你看这一笔，像不像一把断了柄的戈？”
“我猜这可能是某种‘异体字’，先生说过，以前文字混乱，各地写法不同，后来陛下统一了文字，才定了标准。”
“嗯，定是如此的。还是我们现在学的字好看，整齐，好认。”
在这些年轻的心灵中，那些承载着祖辈无数情感与记忆的旧国文字，其神圣性与情感纽带已被无形中切断。
它们从“母文”跌落成了“异体字”，从文化身份的象征变成了需要考证的“古董”，从情感的归宿变成了知识的客体。文化的归属感，已然在日复一日的官学教育中，悄然锚定在了那套被称为“正字”的秦篆之上。
文化的统一，最艰难、也最彻底的，从来不是依靠强权将某种标准强加于人，
那只能得到表面的顺从和暗地的抵抗。真正的成功，在于让新的标准，成为下一代人心中毋庸置疑的 “常识” 。
秦昭襄王所做的，正是通过牢牢掌控教育这一塑造人心的最强大工具，系统性地、大规模地重塑了整个帝国年轻一代的“常识”体系。
他让秦篆不再是众多文字选项中的一个，而是成为了“文字”本身；让秦的文化价值观，不再是需要灌输的教条，而是成为了“道理”本身。
这就如同将青蛙放入温水中，缓慢加热。青蛙并不会因瞬间的刺激而激烈反抗，而是在不知不觉中，适应了新的水温，直到这水温成为它赖以生存的常态，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寒冷。
当一代人从蒙昧初开时，便将秦篆视为天经地义的书写方式，将秦律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准则，将秦的官制爵位视为唯一通行的上升阶梯时，
文化的统一便不再是一道需要强制执行的政令，而是一种内化于心的、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