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知道后续，不想被卷进这些是非里。我只希望他能真正走出过去的苦海，希望那些像黄皮子一样的人，能得到应有的报应。
走出公园时，手机又响了，还是小周打来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酒意的兴奋，吵吵嚷嚷地问我到哪了，说老王的茅台都快被他们这群馋猫偷喝光了。我停下脚步，抬头望了望远处亮起的万家灯火，那些窗户里透出的暖黄光晕，像无数颗星星落在人间，突然觉得心里积郁的沉重散去了不少，像是卸下了一块压了许久的石头。
“马上到。”我对着话筒说了一句，挂断电话，深吸了一口带着湿气的晚风，加快了脚步。
聚福楼的包厢里早已是人声鼎沸，推杯换盏的碰撞声、谈笑声混着菜香和酒香扑面而来，与公园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推开门，小周就咋咋呼呼地迎了上来，一把勾住我的肩膀，满脸通红地嚷嚷：“林哥可算来了！再不来，这瓶三十年的茅台真要见底了！”
老王坐在主位上，手里举着个空酒杯，看见我进来，乐呵呵地招手：“小林，快来！就等你了！”他面前的酒瓶已经开封，醇厚的酱香顺着空气钻进鼻腔，带着岁月沉淀的厚重感。旁边几个工作室的老伙计也跟着起哄，有的拍桌子，有的吹口哨，说今天这庆功宴的主角迟到了，必须自罚三杯。
我笑着脱了外套递给服务员，在老王身边坐下，拿起桌上的分酒器给自己满上一杯：“抱歉抱歉，路上遇到点事耽搁了。自罚是肯定的，不过先得恭喜咱们拿下这个项目，大家这段时间辛苦了。”说完，我举起酒杯，朝着众人示意，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液滑过喉咙，留下一阵温热的灼烧感，却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不少。
“林哥这话说的，咱们谁跟谁啊！”小周抢过酒瓶，又给我倒了一杯，眼睛亮晶晶地凑过来，“说真的林哥，你这次那招‘釜底抽薪’也太神了！对方那负责人前几天还牛气哄哄的，结果被你抓住个小把柄，立马就怂了，不仅把拖欠的款结了，还额外赔了违约金，这操作简直教科书级别！以后可得多教教我们！”
周围的人纷纷附和，七嘴八舌地说着这些天催款的艰难，又感慨我最后那几步棋走得精妙。我端着酒杯，笑着和他们碰杯，嘴里说着“运气好”“大家配合得好”，脑子里却时不时闪过公园长椅旁那个身影——他蹲在垃圾桶旁啃干硬馒头时，喉结费力滚动的样子；他接过银行卡时，那双浑浊眼睛里突然泛起的红，像被火星点燃的灰烬；他最后攥着卡，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我不会让你失望”时，眼神里那种豁出去的决绝。
那些画面像电影片段一样，和眼前的热闹重叠在一起，让我心里莫名有些发堵。我又喝了一杯酒，试图用酒意压下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香火钱”吧，不求对方回报，不求看清前因后果，只是凭着一点残存的良心，做一点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就像我妈常说的，庙里的香客烧香，未必是求升官发财，有时只是求个心安。就像道家说的“道法自然”，种善因，得善果，至于中间那九曲十八弯的过程，交给时间去打磨就好。
宴席热热闹闹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老王喝得最多，舌头都有些打卷了，还在跟小周吹嘘自己年轻时跑业务的经历。小周和几个年轻人也没少喝，脸红得像关公，说话都带着颤音。我酒量还算稳，借着敬酒的间隙，悄悄喝了不少茶水，脑子里始终保持着一丝清醒。
散席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外面的夜深得像化不开的墨。老王被他儿子接走了，小周他们几个勾肩搭背地往地铁站晃，嘴里还哼着跑调的歌。我婉拒了小周“一起打车”的邀请，说想自己走走，醒醒酒。
其实我没什么醉意，只是想再清静地待一会儿。晚风比 earlier 更凉了些，吹在脸上带着湿冷的触感，路边的梧桐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偶尔有几片枯黄的叶子打着旋儿落下，在路灯下划出一道弧线，然后被风吹向远处。
我沿着来时的路往家走，不知不觉又绕到了街心公园的门口。公园的铁门没锁，虚掩着，像一张半开的嘴。鬼使神差地，我推开铁门走了进去。
夜晚的公园比傍晚更安静，月光透过稀疏的树枝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远处的路灯只能照到入口附近，往深处走，光线就暗了下来，只剩下树影幢幢，像蹲在暗处的人影。我放轻脚步，慢慢朝着那片长椅的方向走，心里竟有些莫名的紧张，像在等待一个未知的答案。
离长椅还有几步远时，我就看清了——长椅上空空荡荡的，连那件破旧的军大衣都不见了。只有垃圾桶旁边，孤零零地立着一个东西，在月光下泛着点微光。我走近了才发现，是那个喝了大半的二锅头空瓶，瓶身被擦得干干净净，标签都显得比傍晚时鲜亮些，瓶口朝上放着，像是被人特意摆过。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我站在原地，盯着那个空酒瓶看了一会儿，心里说不清是松了口气，还是多了点别的什么。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拿着钱去联系那些“懂行的”了，不知道黄皮子那个被宠坏的儿子，会不会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一头扎进那些看似光鲜的陷阱里。
这些好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帮了那个该帮的人——那个曾在我最困难时，用他自己的方式拉过我一把的人；做了那件该做的事——在明哲保身和仗义执言之间，选了个不算周全、却能让自己心安的中间项。今晚，应该能睡个踏实觉了。
我转身往公园外走，脚边的落叶被踩得发出细碎的声响。夜风穿过树林，突然带来一阵悠远的钟声，“咚——咚——”，沉闷而清晰，像是从远处的寺庙传来的。这附近确实有座老庙，据说香火还挺旺，我妈以前常去烧香。
这钟声像是在为谁祈福，又像是在为谁送行。我裹紧了外套，把脖子缩了缩，加快脚步往家走。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拖在地上的尾巴，跟着我一步步远离公园。身后的树林渐渐被更深的夜色吞没，只剩下一片浓得化不开的寂静，和一个或许正在黑暗中，朝着未知方向狂奔的灵魂——他等待被救赎，也或许，正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一场笨拙而惨烈的救赎。
回到家时，妻子和女儿都已经睡熟了。客厅的小夜灯还亮着，暖黄色的光打在地板上，映出家具模糊的轮廓。我轻手轻脚地换了鞋，走到女儿的房间门口，借着门缝看了一眼。小家伙睡得很沉，小脸红扑扑的，嘴角还微微翘着，不知道做了什么好梦。
妻子的房门也虚掩着，我推开一条缝，看见她侧躺着，呼吸均匀。结婚这些年，她跟着我从租来的小单间，到现在这个两居室，没少受委屈。以前工作室资金链断裂时，她悄悄把陪嫁的金镯子当了，都没跟我抱怨过一句。我知道，我不能让她和女儿卷入任何可能的风险里，这是我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底线。
我洗了把冷水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开大灯，就借着小夜灯的光发呆。桌上放着女儿画的画，上面是歪歪扭扭的一家三口，牵着小手站在太阳下。我拿起画纸，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面，心里那点残存的不安，渐渐被暖意覆盖了。
不管陈建国的计划能不能成，不管黄皮子最后会不会倒霉，我都不会再去打听了。就像扔一颗石子到水里，我只负责把石子扔出去，至于它会激起多大的涟漪，会荡到哪片岸边，都与我无关了。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忙碌。工作室接了个新项目，我和小周他们天天泡在工地上，盯着进度，协调各方，每天累得沾床就睡。偶尔闲下来，会下意识地想起那个公园，想起那个空酒瓶，但也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工作的琐事冲淡了。
大概过了半个月，一天中午，我在工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邻桌两个农民工打扮的人在聊天，嗓门很大，其中一个说：“听说了吗？黄皮子家出事了！他那个宝贝儿子，前阵子被人带去玩虚拟币，一下子投进去好几百万，结果平台跑路了，血本无归！”
另一个接话：“真的假的？黄皮子不是挺能耐的吗？怎么不找找关系把钱追回来？”
“找个屁！”第一个人啐了一口，“我听说是个境外平台，人家早就卷钱跑路了，找谁去？黄皮子这几天跟疯了似的，到处找人打听是谁在背后撺掇他儿子，听说把以前跟他有过节的人都查了个遍，动静闹得挺大，道上都传遍了。”
我握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扒拉米饭的动作慢了下来。耳朵里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却没什么太大的波澜，既没有预想中的解气，也没有担心的恐慌，就像听到了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旧闻。
“那他儿子呢？就这么算了？”
“算了？黄皮子把他儿子关在家里，打得半死，听说现在还躺床上呢！不过也是活该，那小子平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他爹有钱，到处欺负人，这次栽了跟头，估计也是报应。”
两人又聊了些别的，我却没再听进去。结了账走出饭馆，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睛，往工地的方向走。原来，他真的做成了。原来，那些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真的在悄然运转，最终砸出了一个坑。
只是不知道，黄皮子会不会查到陈建国头上。不知道那个穿着军大衣的身影，此刻是躲在哪个角落，还是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之后的日子里，我又断断续续从不同的人嘴里听到关于黄皮子的消息。说他找了很多人，查了很久，却始终没找到确凿的证据，那些带他儿子入局的“托儿”早就没了踪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说他因为这事气坏了身体，住了院，以前那些围着他转的人也渐渐疏远了。说他名下的几个厂子因为资金链断裂，已经开始转手了。
每一次听到，我都只是平静地听着，从不插话，也从不打听细节。就像看一场早已知道结局的戏，锣鼓再响，也惊不起心里的波澜。
大概过了半年，冬天的时候，我去给女儿买课外书，路过街心公园，又下意识地往那个长椅的方向看了一眼。长椅上坐着一个穿深蓝色棉衣的老人，正晒着太阳打盹，不是他。垃圾桶旁边很干净，没有空酒瓶，也没有啃剩的馒头。
我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转身走进了书店。
春节前，工作室放了假，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回了趟老家。我妈拉着我去庙里烧香，说要感谢菩萨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寺庙里香火很旺，烟雾缭绕中，香客们虔诚地跪拜着，嘴里念念有词。
我妈把三炷香递给我，让我许愿。我拿着香，对着佛像拜了三拜，心里没什么特别的愿望，既没求发财，也没求升官，只是默默地想：希望那个叫陈建国的人，能真的过上安稳日子；希望所有像他一样被欺负过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出口；希望那些作恶的人，终究逃不过应有的惩罚。
烧完香，走出寺庙，阳光正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妈还在跟旁边的居士聊天，女儿拉着妻子的手，在看庙门口卖的糖画。我站在台阶上，望着远处连绵的山，心里一片清明。
或许这世上的公道，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时它藏在一场精心策划的报复里，有时它躲在旁观者的一点善意里，有时它就散落在时间的风里，慢慢沉淀，慢慢显形。
就像我那五万块钱，它没有变成寺庙里的香火，却变成了一把投向黑暗的石子，激起了一圈涟漪。至于那涟漪最终会荡向何方，会惊醒多少沉睡的人，或许真的只有天上的神明知道。
但我知道，从那个把银行卡递出去的傍晚开始，我心里的那块石头，就已经落了地。往后的每一个夜晚，我都能睡得很踏实。这就够了。
回家的路上，女儿拿着糖画，突然问我：“爸爸，菩萨真的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我摸了摸她的头，笑着说：“不知道，但心里想着好事，总没错的。”
车窗外的风景向后倒退，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女儿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低头去舔手里的糖画，嘴角沾了点金黄色的糖渣，像只满足的小猫。
我看着她的笑脸，又看了看身边靠着座椅打盹的妻子，心里一片柔软。或许生活就是这样，一边有公园长椅上的挣扎与决绝，一边有万家灯火里的安稳与平淡。我们在这两端之间行走，偶尔伸出手，拉别人一把，也被别人拉一把，然后继续往前走，走向属于自己的那片光亮里。
至于那个穿军大衣的身影，那个被擦干净的二锅头空瓶，那些关于黄皮子的传闻，都渐渐被时光磨成了模糊的影子，藏在记忆的角落里，不再轻易提起，却也从未忘记。就像寺庙里那悠远的钟声，偶尔在某个寂静的夜晚响起，提醒着我，曾在某个瞬间，为了一点公道，为了一点心安，做过一件不算伟大，却足够让自己铭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