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三月，来自法兰西与丹麦王国总计九百万两白银的巨额款项相继到位，如同给大明略显干涸的财政血脉注入了一股澎湃的活水。历时两年多倾力打造的天津新港，终于展现出其宏伟气派，巨大的石砌码头延伸入海，仓储栈道井然有序，已然成为北中国海岸线上最令人瞩目的新兴枢纽。
此前，经朱由检授意，袁崇焕搞的那场“海军阅兵式”行为艺术效果拔群。那两艘如同海上城堡的西班牙巨舰及其护卫舰队带来的视觉冲击与安全感，远比任何招商文告都更具说服力。往来商贾目睹此景，心中算盘立刻打得噼啪响：有此等强军护卫海路，还有设施如此新颖完备的港口，谁还愿意舟车劳顿，冒着额外风险将货物先运往南方？
更关键的是，朱由检耍了个“心眼”——那出海贸易的核心凭证“勘合文书”，被规定只能由京师的海关部统一签发。南方那些经营多年的老港，如宁波、广州，根本无权开具。这套规则彻底改变了贸易流向：北方的商人再也无需千里迢迢先到京师办文书，再折腾到南方装船出海。如今在天津港，从申请文书到装货启航，所有流程一气呵成。
于是，嗅觉敏锐的商人们蜂拥而至。天津港迅速变得车水马龙，帆樯如云，其繁荣程度直追甚至开始超越那些“又老又破”、流程冗杂还难免被层层揩油的南方传统口岸。
朱由检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近乎强硬的将出海贸易的审批权牢牢抓在中央？道理再简单不过——防贪。
这“五十两一碟”的勘合文书，看似价格低廉，意在鼓励出海，但若放任地方官府插手，必然漏洞百出。那些豪商巨贾若只需花上三五万两白银贿赂好地方官，很可能就能拿到长达十年甚至更久的“免费”通行证，或者干脆拿到空白文书自行填写。朝廷不仅收不到应有的费用，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海贸秩序，也会从根子上烂掉，变得与过去混乱的走私无异。
只有将权力紧紧攥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由直属于中枢的海关部严格按章办事，才能最大程度地杜绝这种“政策红利”被地方蛀虫和奸商联手蚕食。朱由检宁可让商人们多跑一趟京师，也要确保每一文钱都明明白白地流入国库，而不是肥了地方官的私囊。这套看似麻烦的中央集权制度，正是他基于对明末官场贪腐痼疾的深刻不信任，而设计出的无奈却必要的“防火墙”。
崇祯九年三月，户部和内承运库的官员们脸上罕见地露出了红光，一车车盖着油布、沉甸甸的银车，在精锐京营兵马的护卫下，络绎不绝地驶入皇城。那车轮压过青石板路发出的沉重吱呀声，在朱由检听来，简直比宫廷雅乐还要悦耳动听。
若不是还得端着皇帝的威仪，他早就忍不住要哼唱几句“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了。看着内库账册上那不断跳涨的数字，他只觉得这些年省吃俭用、呕心沥血，甚至不惜背骂名去“抄家”凑饷，总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回报。这来自海贸的白银活水，正在一点点滋润着大明干涸的财政土壤。
更让他感到未来可期的是，与英格兰人合作的那些军工项目，大部分已初见成效。答应建造的重型火炮工厂和燧发枪生产线已然竣工，甚至已开始小批量试产，其出产的精良铳炮，让孙元化等军工专家都赞叹不已。
然而，唯独最重要的大型造船厂，进度却严重滞后。究其根源，正在于这造船厂的选址——它就规划在蓬勃发展的天津新港之侧，意图利用港口之利，便于物料运输和舰船下水。
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天津港本身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型工程，其建设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历时两年多才初具规模。在港口主体设施尚未完全竣工、航道仍在疏浚拓宽之际，旁边配套的造船厂自然无法全力开工。总不能指望在一片泥泞的滩涂和未完工的码头上，凭空建立起能建造巨舰的船坞和作坊吧？
因此，直到崇祯九年的春天，这座被朱由检寄予厚望、未来将承载大明海军梦想的核心造船基地，也才仅仅完成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工程量。巨大的船台初具雏形，但关键的干船坞、大型吊装设备、以及配套的工匠坊区都尚未完全建成。
朱由检望着工程图册，再看看港口那边依旧繁忙的施工景象，也只能按捺住内心的急切，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能造西班牙大帆船的船厂，更是如此。一切，都还需等待。
崇祯九年，大明帝国的复兴之路似乎步上了正轨：白银开始滚滚流入，新式火器逐渐装备，巨舰巡弋海上，一座现代化港埠正在北方崛起。然而，朱由检揉着额角，对着舆图唉声叹气，心里清楚无比——大明还缺一样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马。
优质的战马，能承载重甲骑兵发起致命冲锋；健硕的挽马，能拖拉沉重的炮车和后勤辎重长途奔袭；乃至耐力良好的普通骑乘马，也是传递军情、机动转进的根本。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面对来去如风的满洲八旗，明军始终只能处于被动防守的态势。
可这马，从哪里来？传统的来源——蒙古草原，如今已基本断绝。那些曾经的贸易伙伴，如今多半飘起了“大清”的龙旗，成了皇太极的附庸。指望他们卖马给大明，无异于资敌。
“蒙古的路子断了，那就另辟蹊径！”朱由检把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西方。他不是不知道欧洲国家同样拥有优良的马种，无论是用于冲锋的重型马，还是耐力持久的骑乘马。
一道灵感（或者说，被逼无奈下的奇想）闪过他的脑海。他即刻下令，一份格式前所未有、类似于后世“国家采购招标”的巨额订单，被誊抄多份，以最醒目的方式张贴在了天津、登州等所有对外通商港口最显眼的位置，并由海关官吏向所有到来的西洋商人广泛传达。
订单的内容简单粗暴，极具诱惑：
大明皇帝陛下钦命采购令
兹需：
一等优质战马，肩高四尺八寸以上，性情暴烈，能负重甲冲锋。
一等优质挽马，体壮力强，耐力持久，能拖拉重炮辎重。
一等优质骑乘马，速度快，耐力佳，体型匀称。
赏格：
凡能为大明输送上述合格马匹之商船队，该商船本次航行所载全部货物，无论种类、不分价值，一律免除所有进出口税赋！
备注：多多益善，来者不拒！死活都要！见货给付！
此令一出，无疑在来往的外洋商人间投下了一颗惊雷！一船货物的关税，对于利润丰厚的远洋贸易而言，是一笔极其可观的成本。如今，只要运来大明急需的马匹，就能完全免除！这意味着他们的利润将大幅飙升！
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无数西洋商人开始疯狂打听哪里能搞到符合要求的马匹，计算着远渡重洋运送马匹的成本与免税带来的巨大收益。原本只是顺带进行的商品贸易，瞬间变成了一场围绕战略物资的专项投机。
你问朱由检这笔买卖合算吗？
这简直是废话——单从账面上看，亏到姥姥家了！
想象一下：一艘满载丝绸、瓷器和茶叶的西洋商船，其货物价值可能高达数万甚至十数万两白银，正常情况下，海关抽税（即便税率不高）也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收入。而现在，朱由检大手一挥，只要对方运来一船符合要求的马匹，整船货物的税款便全免了！这相当于用真金白银的税收损失，去换取那些可能中途病死、水土不服、乃至性价比不明的牲口。
这根本不是做生意，这简直是拿着国库的钱往海里扔！
但朱由检能怎么办呢？他难道不知道亏吗？他比谁都清楚！这位恨不得一个铜板掰成八瓣花的皇帝，做出这个决定时，心恐怕都在滴血。
这就又回到了那个最朴素的道理：做买卖，尤其是这种战略级的“买卖”，你得先下血本！
优质的种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指望大明本土那些退化严重的马种自行优化，无异于痴人说梦。要想获得突破，就必须引入外来优质血统。
而引入血统的第一步，就是不计成本地扩大基数。只有先让足够数量的优质马匹踏上大明的土地，才有后续的一切可能——观察它们对本地气候的适应性，筛选出表现优异的个体，然后才能开始系统性的配种、培育、繁衍，逐步建立起一支拥有稳定优良性状的马群。
这是一个需要耗时数年、甚至十数年的漫长过程，且前期投入巨大，见效极慢。期间要承担马匹死亡、育种失败、资金持续投入的巨大风险和压力。
朱由检此举，正是用眼前巨额的税收优惠作为“诱饵”，强行撬动全球商人的力量，为大明急速输血，快速积累起那至关重要的“原始种马资本”。他是在用确定的金钱，去购买不确定的未来可能性。
这就像一个风险投资人，明知十个项目里可能九个会打水漂，但为了抓住那一个能改变行业格局的独角兽，也必须硬着头皮广撒网。
所以，合算吗？短期看，血亏！长期看，若能成功，无价！ 为了能让大明骑兵未来有一天能真正与满洲八旗在旷野上一较高下，朱由检认为，这个冤枉钱，现在必须得花，而且还得花得痛快，花得让那些西洋商人抢着来送马！
当然了，西边蒙古高原上那摊子生意，该做还是得做。虽然朱由检对着舆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部落名字——什么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还有更远的什么叶尔羌汗国、和硕特汗国、藏巴汗——看得是一个头两个大，压根分不清谁是谁、谁跟谁有仇、谁又跟谁穿一条裤子。
在他这个穿越者看来，这些名字绕口又复杂的势力，简直就像一团理不清的乱麻。但这并不妨碍他秉持一个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原则：甭管现在是谁在哪儿占着，那地方，理论上都得听大明的！
现在暂时没力气去管？没关系。可以先做着生意，用茶叶、布匹、铁器（当然得是生活用的）换他们的马匹、皮毛，顺便探听情报，维持着一点香火情分。
但这绝不意味着永远不管。在朱由检的内心小本本上，已经把这些地方全勾成了“待收复地区”。他暗自盘算着：最好是自己有生之年能腾出手来，把这些地盘一一收归王化；万一自己这辈子来不及，那也得给儿子朱慈烺留下足够的家底和明确的遗嘱，让那小子去完成这项历史任务！
为啥非得这么执着？
无他！就怕万一！万一自己这边没弄好，后世子孙又不争气，让这些地方彻底丢了。那等到几百年后的21世纪，网络上那帮闲得蛋疼的键盘史学家和热血青年，还不得把他朱由检（或者他儿子）的画像挂出来，天天戳脊梁骨，骂他是“割地皇帝”、“昏聩无能”、“丢尽汉家脸面”？
一想到可能要在后世背上这等千古骂名，朱由检就觉得这比欠了八百万两国债还要难受。这锅，他可不背！所以，哪怕只是为了避免在未来的互联网上被“鞭尸”，现在也得未雨绸缪，先把“自古以来”的坑给占住！这生意，做得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