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萍的回信，如同石沉大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何书桓的回应。既没有愤怒的质问，也没有理解的回复，更没有再次出现在后台通道或试图“偶遇”。他依旧在大上海的某些场次出现，依旧是那个安静、专注、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听众，只是那目光似乎更加疏离，偶尔与台上她的视线有刹那交汇，也是平静无波，随即移开，仿佛两人之间从未有过那封恳切的邀请与得体的回绝。
这种沉默，比任何反应都更让依萍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它像一种悬而未决的审判，又像一种不动声色的观察。她本以为，以何书桓的骄傲和热忱，至少会有一封简短的回信，或是在下一次“偶遇”时，表达一丝遗憾或不解。但什么都没有。他只是退回到了一个更安全、也更遥远的位置，继续着他的聆听。这反而让她有些捉摸不透，甚至……隐隐生出一丝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失落。难道她的回信过于冷硬，彻底浇灭了他的热情，让他觉得她果然是个不识抬举、固步自封的歌女？
她迅速将这丝荒谬的情绪掐灭。这不正是她想要的结果吗？保持距离，避免麻烦。何书桓的“退却”，应该是好事。
然而，这“好事”带来的轻松感并未持续多久，很快就被另一种更现实的“余波”所取代。
第一个察觉异常的，是秦五爷。
专场演出后的某个下午，依萍被叫到经理室。秦五爷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办公桌后，而是站在窗边，看着楼下街市的人流，手指间夹着的雪茄烟雾袅袅。
“听说，”他没有回头，声音带着惯有的低沉，“《申报》那个姓何的记者，前阵子私下找过你？还递了帖子？”
依萍心中微凛。秦五爷的消息果然灵通。她不知道他具体知道了多少，是仅仅知道何书桓递过邀请，还是连信的内容和她的回绝都一清二楚？她稳住心神，如实回答，但略去了信的具体内容和自己的回信细节，只说是邀请参加一个文化沙龙，她以筹备新歌和堂口规矩为由婉拒了。
秦五爷转过身，目光锐利地扫过她的脸，似乎在评估她话语的真实性和背后的态度。“文化沙龙？”他嗤笑一声，带着洞悉世情的嘲讽，“这些笔杆子，就喜欢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名堂。不过，这个何书桓，在报界和文化圈子里，倒也算是个有几分名气和人脉的年轻人。他看上你……或者说，看上‘白玫瑰’这朵花，倒也不算太意外。”
他踱步到办公桌前，按灭了雪茄。“你回绝了，是对的。”他的语气听不出是赞许还是仅仅陈述事实，“大上海的姑娘，私下跟客人，尤其是这种有头有脸的客人走得太近，容易惹祸上身，也容易让堂里难做。”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带着几分试探，“不过，能被他这样的人看上眼，邀请去那种场合，也说明你现在这个‘调调’，算是立住了，值点钱了。”
依萍垂首听着，心中了然。秦五爷这番话，既有警告（不许私下乱来），也有肯定（“白玫瑰”价值提升），更隐含着一种提醒——何书桓代表的是一种她目前还难以完全掌控的“上层资源”，处理得好，是助力；处理不好，就是麻烦。她的回绝，在秦五爷看来，至少是一种“安分”和“知趣”的表现，暂时消除了他的某些疑虑。
“我明白，五爷。我知道自己的本分。”依萍低声应道。
“嗯。”秦五爷重新坐下，摆了摆手，“新歌抓紧。专场的效果要保持住。至于外头那些花花肠子……心里有数就行。”
这次谈话让依萍更加确认，自己的回绝是符合秦五爷利益和期望的。这让她在堂里的处境暂时更加稳固。但同时，她也从秦五爷的态度中嗅到，何书桓的“关注”并非无足轻重，它已经作为一种砝码，被放上了秦五爷衡量她价值的天平。
另一重“余波”，则来自那些原本就对她关注有加的客人。不知是巧合，还是消息从某些渠道泄露了出去，“白玫瑰”拒绝了《申报》记者文化沙龙邀请的事情，似乎在小范围内悄然传开。这非但没有降低她的吸引力，反而在部分客人眼中，为她增添了一层“矜持”、“有原则”甚至“神秘”的光晕。送来的花篮和礼物依旧，但附带的卡片上，言辞却似乎比以往更加客气，甚至带上了几分小心翼翼的“尊重”，少了些轻佻的暗示。那位曾送她锦囊的女士，再次派人送来一小盒上好的西湖龙井，附言称赞她“守心如玉，艺德双馨”。
这种微妙的转变，让依萍心情复杂。拒绝，似乎意外地巩固并提升了她“白玫瑰”人设中“清冷”、“不可亵玩”的部分，使其商业价值不降反升。这算是一种讽刺的收获吗？她说不清。她只知道，这背后的逻辑依然冰冷——她的价值，始终与男人（无论是何书桓还是其他客人）的“欲求”和“评价”挂钩，区别只在于，现在他们开始用更“文明”的方式来标价。
而她自己内心深处的“余波”，则是最难平息的。夜深人静时，她偶尔会想起何书桓信中所描绘的那个沙龙场景——“艺术、时代与女性自觉”。那些词汇，对她而言遥远而陌生，却又带着某种致命的吸引力。那是一个与她目前困窘、算计、充满铜臭气息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天地，那里谈论的是思想，是精神，是超越生存的追求。她真的不想去看看吗？哪怕只是作为旁观者？
答案是想的。但也只是想想而已。
她知道，那扇门对她关闭，并非完全因为何书桓，更是因为横亘在她与那个世界之间，那无法逾越的现实鸿沟——她的债务，她的身份，她必须全力以赴才能维持的、岌岌可危的生存底线。何书桓的邀请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她此刻的局限与卑微。
这种清晰的认知，比任何外界的流言或评价都更让她感到一种钝痛。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认命般的清醒。
她将那封何书桓的来信，连同自己那封回信的底稿，一起锁进了抽屉深处，与那些账本、乐谱为伴。然后，她拿出笔记本，开始构思下一首必须“够分量”的专场新歌。
笔尖在纸面上划过，沙沙作响。窗外，上海滩的夜依旧喧嚣。
拒绝的余波，终将归于平静。而她的路，依然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在这片浮华与荆棘并存的土地上，沉默而坚定地走下去。那些偶尔泛起的涟漪，无论是来自何书桓，还是来自别的什么，都只能是她前行途中，需要冷静审视而后跨越的、或深或浅的水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