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布包里除了日渐磨损的账册和涂改得密密麻麻的创作笔记本，如今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功课”——从图书馆借阅（实为摘抄）回来的乐理笔记和诗词摘录。那本《乐理初步》如同天书，那些蝌蚪般的五线谱和抽象的术语，远非她凭借天赋和感觉就能轻易理解。但依萍没有气馁，她将晦涩的概念拆解成自己能懂的语言，反复描画音阶图，在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地记录着“宫商角徵羽”与“do re mi”的对应关系，试图理解调式变化对情绪的影响。理解的过程缓慢而痛苦，常常枯坐半天，只为弄懂一个简单的概念，但她硬是凭借着那股不服输的狠劲，一点一点地啃噬着这块坚硬的骨头。
《中国民间音乐小史》和《新月派诗选》则带来了更多灵感的火花。她不再仅仅依赖于脑海中那些零散的、来自异世的旋律片段，开始有意识地从传统的、民族的音乐素材中汲取养分。她反复哼唱书上记录的一些民歌小调，分析它们的旋律走向和节奏特点。那些清新隽永的诗句，更是在她脑海中与某些旋律自动配对，碰撞出新的歌词意象。她尝试着将一句“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改编成更符合演唱韵律的歌词，并为之配上了一段带着梦幻与怅惘色彩的旋律草稿。
知识带来的不只是灵感和工具，还有一种微妙的心态变化。再次踏入大上海后台时，她感觉自己脚下似乎更踏实了些。面对红牡丹那依旧带着审视与隐隐挑衅的目光，她不再仅仅是靠着一股倔强硬撑，心底多了几分源自“知道”的底气——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的方向，也知道自己正在填补哪些不足。这种底气让她显得更加沉静，也更能无视那些无谓的纷扰。
与乐队张师傅等人的沟通，也开始发生变化。她不再只是模糊地描述“我想要一种飘渺一点的感觉”，而是尝试着说：“张师傅，您看这里，能不能用长笛在中音区做一个简短的回旋模仿，就像云在水中的倒影，轻轻荡开又合拢？节奏可以再放缓半拍。”虽然她的表达依旧稚嫩，甚至可能不够专业，但这种试图用更具体、更“内行”的语言进行沟通的努力，让乐师们明显感到不同。张师傅惊讶地看了她一眼，点点头：“陆小姐最近……长进不小啊。这个想法可以试试。”
秦五爷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变化。一次专场演出后，他特意将她留下，没有谈收入或规矩，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她：“最近唱的几首，味道好像更‘正’了？不像以前全凭一股气撑着。怎么，私下用功了？”
依萍没有隐瞒，坦然道：“抽空看了点书，学点皮毛，怕自己瞎唱，辜负了五爷给的台子和各位师傅的辛苦。”
秦五爷眯着眼打量她片刻，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少了几分算计，多了些真正的欣赏：“好，肯下功夫是好事。不过别忘了，在大上海，客人买账才是第一位的。书上的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我明白，五爷。”依萍点头。她当然明白，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服务于“卖座”。她学这些，不是为了成为学者，而是为了让“白玫瑰”的歌声更有厚度，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从而更具商业价值。
然而，知识的重量，并非全是正向的。随着了解的深入，她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看到了这条路的漫长与艰辛。有时，她会对着自己那堆幼稚的创作草稿感到沮丧，觉得相比那些系统学习过音乐、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真正”的音乐家或文人，自己的努力简直微不足道，如同萤火之于皓月。这种认知带来的不是自卑，而是一种更加清醒的、甚至略带焦灼的紧迫感。她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更快，学得更多。
与此同时，何书桓带来的“余波”并未完全平息。他虽然不再主动靠近，但他代表的那种“文化世界”的吸引力，却因为依萍自身开始接触真正的知识而变得更加具体和鲜明。她偶尔会想，如果自己出生在另一个家庭，拥有何书桓那样的教育背景和资源，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真的能坐在那个文化沙龙里，坦然地讨论“艺术与时代”？这个念头一闪即逝，随即被她用力按灭。沉湎于不可能的“如果”，是软弱的表现。她的路就在这里，在图书馆的旧书页间，在大上海的舞台上，在那一笔一笔偿还的债务里。
这天下午，她再次从图书馆出来，脑子里塞满了新的乐理知识和几段萦绕不去的旋律雏形。秋日的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路过报摊时，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看到了最新一期《申报》的副刊版面。她没有停留，更没有去翻找是否有关于“白玫瑰”或何书桓的文章，只是快步走过。
知识的重量，让她前行时脚步更稳，却也让她肩头的负担感知得更加清晰。它像一副新的铠甲，保护着她内心那点不肯熄灭的火苗；也像一副无形的枷锁，提醒着她与理想世界之间那道依然深不见底的鸿沟。
但无论如何，她都没有停下脚步。回到那间狭小却承载了她所有希望与挣扎的屋子，在母亲担忧而沉默的目光中，她再次摊开了笔记本。笔尖落下，将脑海中那些混乱的乐符、诗句、账目与期许，一点点梳理、整合，试图编织成通往未来的、虽然微弱却切实存在的路径。
夜色渐浓，弄堂里灯火零星。而属于陆依萍的那一盏灯，因为注入了新的燃料（知识），似乎比以往燃烧得更加专注，也更加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