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朔日，天光大亮。
一个内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经纬阁外，声音恭敬中透着一丝刻板的郑重：“赤壤君，太史令方才于宫门外递上奏本，言《秦记》修订已毕，特呈御览。”
来了。
我放下手中关于多语种铭文编纂的草案，心底一片清明。
那块来自西域的双语石碑，是投石问路，也是划下的战书。
而现在，对岸的回应到了。
我赶到太极殿时，气氛已然降至冰点。
嬴政没有坐在他那高高在上的龙椅，而是负手立于殿中，脚下是一卷被狠狠掷在地上的竹简，简绳崩断，散落一地。
几名内侍跪伏于地，瑟瑟发抖，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这头沉默的猛兽。
“月见，”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并未回头，声音里压抑着即将喷发的火山，“你来看。”
我走上前，目光落在那些散乱的竹简上。
用料考究，抄录工整，正是太史令的手笔。
我俯身拾起一卷，展开，上面赫然写着“本纪第二·始皇帝”。
我的目光迅速扫过，心，一寸寸冷了下去。
“……帝收六国之图籍，车同轨，书同文，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天下初定，帝业煌煌……”全是些冠冕堂皇的套话，直到我看到关键之处——“西出函谷，茫茫流沙，古来罕至。有方士言海外有仙山，名曰瀛洲，遣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杳无音信。又有商贾自西域归，言远方有国名条支、身毒，其俗怪诞，其言难辨，不足为信……”
不足为信。
好一个“不足为信”！
我捏着竹简的手指因用力而泛白，指尖传来竹片边缘细微的毛刺感，像有无数根针扎进皮肉。
听觉上，大殿静得可怕，只有我自己的呼吸与心跳在耳膜中鼓动，如战鼓擂响；远处檐角铜铃被风轻触，发出几不可闻的一声颤鸣，仿佛历史正悄然裂开缝隙。
视觉所及，嬴政玄色长袍垂地，金线绣成的蟠龙纹在晨光中泛着冷芒，他背影如山，却压得整个空间几乎塌陷。
散落的竹简横斜于青砖，墨字朝天，像一具具被剥开胸膛却仍不肯闭嘴的尸骸。
我蹲下身，指尖拂过一卷残简，触到的是纸页边缘微糙的质感，也像是摸到了千年之后人们翻阅这段文字时那无声的质疑。
信风使团用双脚丈量出的三万七千里丝路，阵亡将士用鲜血换来的西域都护府，墨鸢和她的弟子们呕心沥血绘制的《汉西域图》，还有那座刚刚建成的、以大秦郡县之名矗立于东海之上的瀛洲郡……在这位太史令的笔下，竟全都成了“海外传闻”与“怪诞之言”，被轻飘飘一笔带过。
嬴政终于转身，一双鹰目里翻滚着滔天怒火与彻骨的失望：“朕的江山，难道只到函谷关？朕的功业，就是那些腐儒口中翻来覆去的老调？他们这是在修史，还是在给朕提前盖棺定论！”
当夜，一辆不起眼的青布小车停在了经纬阁的后门。
李斯走下车，神色凝重地递给我另一卷几乎一模一样的《秦记》草本。
“这是太史令私下呈给臣的初稿，”他低声道，“赤壤君请看，此中关节，更为分明。”
我展开一看，其用心之险恶，昭然若揭。
在这份底稿里，所有关于西域和瀛洲的细节更为详尽，却被统一归入了“方技列传”的附录之中，与那些炼丹求仙的方士、卜筮占星的术士并列。
信风使团的领队轲生，竟被列在徐福之后，其事迹被描述为“好为夸诞之言，以邀君宠”。
我发出一声冷笑，笑意却未达眼底，喉间涌起一股铁锈般的苦涩。
原来如此。
他们不在朝堂上与我争辩地图的真伪，因为物证如山，他们辩不过。
他们便釜底抽薪，去篡改史书。
只要史官的笔还握在他们手里，纵使我为大秦拓下万里疆土，在千年之后，那也不过是一段荒诞不经的乡野奇谈。
“他们这是要将您，将陛下，都变成后世史书里的笑话。”李斯一针见血。
“丞相放心，”我将竹简轻轻卷起，声音平静得可怕，“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石头，远比竹简更会说话。”
我没有去嬴政面前哭诉，也没有上书弹劾太史令。
那太被动了。
我要的，不是修正一部史书，而是夺下修史的权力，建立新的规则。
次日，我以稷下学宫大司成的名义，下达了一道席卷十三学舍的政令：联合编纂《寰宇实录》。
我为其立下五大支柱，作为全书纲领：
其一，实测山川。
所有山川地理，必须有工科坊舆地科的实测数据，附上地形沙盘图。
其二，万民问答。
所有风土人情，必须有巡行院学子深入地方采集的民谣、访谈记录。
其三，域外献图。
所有域外邦国，必须附上其使节或商贾亲手绘制并献上的地图、物产清单。
其四，考古碑铭。
所有古代事迹，必须有出土的碑刻、器物、铭文作为佐证，附上拓片与勘验报告。
其五，信使日志。
所有对外交通，必须引用信风使团在途中的亲笔日志，记录每日所见所闻。
每一件事，必注明出处；每一条论断，皆可溯源。
消息传出，整个咸阳学界为之震动。
我更是亲笔为《寰宇实录》写下序言：“史者，非独记胜败兴亡，亦载格物致知，人心所向；非止颂君王功业，更录庶民之智，万邦之貌。”
最惊世骇俗的，是我在每一卷的卷首，都设立了一个名为“姜氏按语”的栏目，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史料进行分析、点评、勘误。
“妇人干史，点评古今，成何体统！乱了天下的纲常！”一名老儒在稷下学宫门前顿足捶胸，痛斥我的离经叛道。
我隔着窗棂看着这一幕，唇边泛起一丝冷峭的笑意。
他骂得对，我就是要乱了这“纲常”，这才是计划的第一步。
三日后，我以《寰宇实录》初稿编成、需请陛下斧正为由，请嬴政巡幸稷下学宫。
学宫最大的讲堂内，百官随行。
我没有安排歌舞，只在讲堂中央设了两张长案。
左边，是太史令那部金科玉律般的《秦记》；右边，则是我们刚刚赶制出的《寰宇实录》初稿。
“陛下，诸位大人，”我扬声道，“今日不谈经义，只做对勘。”
我命一名巡行院的优等生上前，正是轲生。
“请宣《秦记·西域考》。”
轲生朗声念道：“西境之外，民生凋敝，鲜有城郭，唯风沙漫漫，鸟兽绝迹。”
“停。”我抬手，转向右侧长案，那里早已铺开了数样物证。
“请展示《寰宇实录·乌垒考》。”
另一名学生立刻上前，先呈上一副由乌垒部落首领亲手绘制的、献给大秦皇帝的羊皮地图，上面用朱砂清晰标注了水源、绿洲与部落驻地——皮革温润，带着边疆牧民手掌的汗渍与烟火气，指尖摩挲其上，仿佛能触到戈壁深处那一口清泉的凉意。
接着，他又高高举起一封用粟特文写就的求水信，信纸薄脆泛黄，边缘微卷，隐约还能嗅到一丝干燥的沙尘气息；翻译诵读之时，那恳切语气如风穿耳，令人恍若置身干旱焦土。
最后，他展开了那张惊动朝野的敦煌双语碑拓片——墨迹沉实，石纹隐现，灯光下可见拓工精心拍打留下的细密凹痕，那是无数个夜晚伏案劳作的印记。
图文并茂，铁证如山。
左边的“风沙漫漫”，在右边的地图、信件、石碑面前，显得如此可笑而苍白。
大殿内鸦雀无声，唯有烛火轻微噼啪作响，光影摇曳间，仿佛连时间也被钉住了。
我正欲下令继续宣读，忽见后排一名戴帻学子猛地站起，似要发言，却被身旁老者一把拽回，低语数句，面色铁青。
那青年低头坐下，拳头紧握，再未抬头。
嬴政缓缓走下台阶，踱步于两案之间，目光在那些冰冷的文字和火热的实证上来回逡巡。
良久，他忽然停步，看向垂手立在一旁的李斯。
“李斯，朕问你，”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讲堂里回响，“若千年之后，后人读史，只见左边这一部，会以为朕是个怎样的帝王？”
李斯深深俯首，声音沉稳：“回陛下，后人或以为陛下乃千古雄主，或以为陛下乃好大喜功之妄人——全凭执笔之人，如何去写。”
“说得好。”嬴政点头，猛地转身，目光如剑，直刺那些面如土色的儒臣，“全凭执笔之人！”
五日后，朝堂大议。
议程过半，嬴政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大殿的空气瞬间凝固。
“即日起，罢太史令修史之权，另设‘国史馆’，独立于百官，直隶于朕。首任监修——赤壤君，姜氏。”
满殿哗然！
一名白发苍苍的博士第一个跪倒在地，涕泪横流：“陛下，三思啊！自古未有女子掌国典之先例，此举……此举有违祖制，天下必将议论纷纷！”
嬴政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一字一句道：“你们修史，是为了让朕按照你们的意思去看天下。她修史，是为了让天下看见一个真正的朕，和真正的大秦。孰高孰低，尔等还不明白吗？”
他不再理会殿下的哭谏与哗然，转身，目光越过众人，落在我身上。
那一刻，他的眼神深邃而明亮，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托付与期许。
“月见，”他的声音很低，却清晰地传到我的耳中，“从前你说，地图是未来的模样。现在朕明白了，史书，才是未来的起点。这一笔，该由那个能看见全局的人来落。”
当夜，我独自一人，在新赐的国史馆书房中，点燃了第一支蜡烛。
烛光映照着空旷的房间，空气里满是新木与墨香，混合着松脂燃烧时淡淡的暖意，抚慰着疲惫的神经。
我的案头摆着两份草案：一份，是遵循传统体例，以帝王为中心的《大秦本纪》；另一份，是我亲手拟定的，名为《天下纪程》的全新构想——它将以“道路”为纲，以“交流”为目，记录每一次跨越山河的对话，每一次思想的碰撞，每一个普通人敢于质疑神明的瞬间。
我提起那支嬴政亲赐的紫毫笔，蘸饱了墨，在《天下纪程》的扉页上，写下了第一句话：
“始皇三十八年夏，昆仑山北麓，一个胡人商队在扎营时，第一次对随行的巫师说了‘不’。”
窗外，清冷的月光洒在庭院中那块刚刚竖起的“国史馆”匾额上，漆墨未干，幽光微闪，仿佛已映出千秋万代的光影。
皇帝的谕旨已经昭告天下，国史馆的官印也已送到我的手中。
我原以为，接下来将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那些被剥夺了权柄的旧势力，绝不会善罢甘休。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
新命颁下三日，国史馆门庭冷落，静得能听见尘埃落下的声音——那是一种近乎生理性的寂静，连廊下铜铃都不曾轻响，风也似乎绕开了这座新建的院落。
我原以为这只是新旧交替时的短暂沉寂，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
直到第四日清晨，当我推开那扇沉重的朱漆大门，指尖触到门环上微凉的露水，依旧只看到空无一人的庭院和廊庑时，我才意识到，我错了。
他们选择的，是另一种更彻底、也更致命的武器——沉默。
风穿过空荡的回廊，卷起几片落叶，打在“国史馆”三个字上，发出沙沙轻响，如同无数双看不见的手在抹除痕迹。
我站在门槛上，忽然笑了，笑声在空院中轻轻反弹，竟有些凄然。
他们以为沉默能吞没真相？
可石头记得脚步声，沙丘藏着车辙印，海浪会把沉船的消息带回岸边。
我转身关上门，点亮了所有的灯，烛焰齐燃，驱散角落的阴影，也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门外的石阶上。
“既然你们不愿走进来，”我说，声音轻得像对自己低语，却又坚定如誓，“那我就走出去，把每一个字，种进百姓的嘴里。”
窗外，清冷的月光洒在庭院中那块刚刚竖起的“国史馆”匾额上，漆墨未干，却仿佛已映出千秋万代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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