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后金皇太极率军绕道蒙古，攻入京畿。
时任辽东游击的曹文诏随袁崇焕入关勤王，在保卫京师战役中表现卓着，尤以崇祯三年收复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之功，擢升参将。
彼时曹变蛟年纪不大，尚未独立领兵，但已在叔父曹文诏军中效力，亲历战阵，见识过建奴的战法。
“陈督师若是不招抚这些个因饥寒作乱的流民，要将银子、粮饷、精兵都耗费在这车厢峡，那辽事又当如何？！”曹变蛟话音落下，便是接着一声长叹，余音很快被潺潺流水声吞没。
杨凡听出他话语中夹杂着对未知局势的的担忧。
曹变蛟喘了口气，情绪渐渐平复，只剩下深深的疲惫：“所以说，陈督师他看得明白，也看得见眼前的官路前程，也知道这朝廷的症结，早不再单单几股流寇而已了。”
他不再多言，只是默然望着黑沉沉的河水。
亲兵又奉上两陶罐酒，杨凡闻言也是自觉压抑，他只得轻叹几声，亲手为曹变蛟将酒斟满。
他举杯道：“后事暂且不论。这几日车厢峡流寇消停不少，难得有曹兄这等交心之人能与在下一述大江南北、黄河内外之事。
陈总制的牌票想必早已备妥，曹兄不日即将北上，此后山高水长，不知何时才能再会，小弟先敬曹兄一杯！”
曹变蛟哈哈一笑，脸色由阴转晴，举杯与杨凡共饮。
饮罢，他注视着杨凡，目光炯炯有神：“叔父（曹文诏）已在抗虏前线，我北上之期怕是不远。但杨兄也需早做准备。在下还是那句话，能打流寇的营伍，未必能打建奴；但能打建奴的营伍，定能横扫流寇！”
此话杨凡深以为然。
就目前而言，朝廷最为倚重对抗建奴的便是关宁军。然而关宁军也仅能勉强在建奴压力下，守住山海关和宁锦防线罢了。
即便如此，关宁军的军事实力也已远超其他边军，更别说他们这些内地明军了，每年所耗辽饷与他部明军相比，更是天文数字。
至于真正能与建奴正面交锋、还不算落了下风的，戚家军算一个，白杆兵也算一个。
曹变蛟抬头羡慕道：“杨兄康宁坪一战，鹤立鸡群，可谓是在这么多股明军眼前一炮打响。
我甚至听闻洪总督都曾提及你的名字，早先在云南、大宁的战绩也被洪督、陈督、卢抚台翻了出来。杨兄打流寇是一把好手，依我看来，你我未必没有在北地相见之可能。”
闻言，杨凡哑然失笑，拱手道：“在下初入营伍，资历尚浅。若建奴果真如此棘手，他日若真再北地不幸碰上，还望曹兄救援在下要及时。”
“哈哈哈，那是自然！”曹变蛟放声大笑，与杨凡再饮一杯。
两人相谈正酣，忽见远处一塘骑快马加鞭飞奔而至。
那骑兵见到曹变蛟，立即翻身下马，朗声禀报：“大同总兵官曹文诏将军被围困于怀仁县！朝廷命我部即刻停止南下，火速北上救援！”
曹变蛟面色骤变，猛地站起身来。
……
后金主力攻陷宣府周边的长安岭、保安州，焚毁官仓及民居，致使宣府沿边千里，庐舍荡然。
其代善部围攻大同，与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对峙五日。因明军坚守，后金军转而攻击西安堡、阳和（今山西阳高）等地，所过城邑多残破。
后金此次入塞，迫使明军陷入双线作战的困境。
曹变蛟等多部明军北上抵御建奴后，朝廷仍严令陈奇瑜“四省巡抚合剿汉南贼”，意图依靠宣府、大同本地驻军及邻近的蓟镇、山西部队抵御外侮，让陈奇瑜解决内忧。
双线作战的确使朝廷承受着空前的压力。既要应对后金铁骑入塞，又需全力围剿蔓延流寇，资源有限，捉襟见肘。
在内外交困的重压之下，陈奇瑜首次公开表示意欲招抚车厢峡流寇。
与此同时，车厢峡内的流寇也频频高调派出使者，在闯营一名闯将的牵头下，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光明正大来到县河铺陈奇瑜的驻地，就受抚事宜展开反复商讨。
然数万人的招安，绝非一蹴而就。
条款需反复推敲，就抚细节需逐一敲定，更何况还有车厢峡南口卢象升的强烈反对。
卢象升是明确反对招抚流寇的，也是陈奇瑜麾下唯一坚持“剿尽杀绝”立场的人。
他多次从车厢峡南口阵地赶到县河铺，与陈奇瑜当面力争。据杨凡了解，卢象升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车厢峡是“天亡流寇”的绝佳时机，流寇已被困三十余日，粮尽弓朽、死伤过半，已完全具备彻底歼灭的条件。
因此，他向陈奇瑜力谏，明确提出“贼势已穷，当乘此尽剿，若纵之出峡，必复为乱”，坚决反对接受投降。
但陈奇瑜因急于平定内患，未采纳卢象升的忠言，坚持推行“招抚”之策，甚至下令各部明军，只要流寇不擅自大股出谷，便需“按兵毋杀”。
李自成已多次往返县河铺，但受抚事宜始终未能最终落定。
然而车厢峡内的流寇显然已等不起了。自六月陷入这绝地，至七月下旬，已被围困约三十余天。
此时正值秦巴山区雨季，阴雨连绵不绝。流寇的弓弦尽皆腐烂脱落，刀剑锈蚀不堪，人困马乏，粮草断绝，每日都有将士活活饿死。
期间还遭遇连续暴雨，导致山洪暴发，峡水大涨，马乏草料，马匹挨着被宰杀充饥。
但最致命的，还是粮道彻底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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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明史·卢象升传》明确记载：“车厢峡之困，象升力言不可抚，奇瑜不从。象升遂与奇瑜有隙。”
《明季北略》卷十二亦载：“郧抚卢象升遗书奇瑜，言贼势难抚，宜急击。奇瑜得书，置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