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站在公交站台边，风从街口卷过来，吹动他西装下摆。几个熟悉的脸孔朝他走来，脚步不快，却带着一种不容回避的坚定。老陈走在最前面，手里拎着一个布袋，指节粗大，袖口磨得发白。
“林律师，”老陈开口，声音低但清晰，“我们商量好了，明天九点，活动中心见个面。不是为了感谢，是想让你看看，那些被压下去的日子，现在能喘口气了。”
林远没立刻回应。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案卷夹，又抬眼扫过眼前这些人——有曾因征收失去铺面的店主，有为赔偿金奔波多年的家属，还有那天在法院外默默站着的老周妻子。他们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眼神里没有诉求，只有一种沉甸甸的确认。
“我去。”他说。
第二天一早，林远把父亲的执业证复印件留在办公桌上，只带了判决书副本。那件旧西装依旧合身，袖口的别针孔还在，像一道褪不去的印记，但他不再觉得它碍眼。地铁换乘时人多，他护着文件夹，没再碰上熟人。到了老城区，阳光已经铺满街道，路边早点摊冒着热气，孩子们背着书包跑过。
活动中心门口挂了条横幅，墨迹未干：“致谢守护公平的人”。门内坐满了人，椅子不够，有人搬了小板凳靠墙坐着。林远刚进门，便有几位老人站起来，想说话，嘴唇抖了抖，又沉默地坐下。
他走到前排空位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没人主持，也没流程单，安静持续了几分钟，直到老陈走上临时搭起的小台。他没看稿子，手握着话筒，指节泛白。
“五年前，我店没了，老婆也走了。我说律师都是收钱办事的，谁管我们这种人？”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可小林律师来了，三个月，一条条查监控、调合同、找人作证。我没信过他会赢，直到那天他把证据放在我面前……我蹲在地上哭了。”
台下有人抽泣。一个中年女人捂住嘴，肩膀微微颤动。她丈夫搂住她，眼睛红着，却一直盯着林远的方向。
“我不是为我自己哭，”老陈继续说，“我是哭这些年，明明有理，却没人听。现在终于有人听见了。我不懂法条，但我懂一件事——有人肯为你较真，就是希望还没断。”
他说完走下台，经过林远身边时停了一下，轻轻拍了下他的肩，什么都没说。
接着是一位失去父亲的儿子站了起来。他声音不大，讲的是父亲在强拆当晚突发心脏病的事，讲到一半哽住，旁边的母亲替他接了下去。她说那天夜里打了十几个报警电话，没人来。后来拿到的事故认定书上写着“突发疾病”，连现场照片都没有。
“林律师帮我们翻案的时候问我，‘你还记得那天路灯是不是坏了？’”她抬起头，看向林远，“我记起来了，真的坏了。他就凭这一点，找到了施工记录和供电日志，证明那是故意断电。”
她说完，人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有人开始点头，有人抹眼泪，还有人掏出手机，把这段话录了下来。
林远始终没动。他听着，记着，像在复盘一场庭审。可心里有些东西在松动，不是逻辑链条的闭合，而是另一种更难定义的东西——这些人不再只是卷宗里的名字，他们是活生生的记忆载体，是被时间碾过又重新站起的普通人。
这时，后排传来轻微响动。他偏头看了一眼，周正言不知何时来了，坐在角落的椅子上，夹克没脱，双手交叠放在腿上，神情平静。两人的目光短暂碰了一下，周正言微微颔首，没说话。
掌声突然响起。不知是谁先开始的，接着整个屋子都响了起来。有人喊：“林律师，你是我们的英雄！”
林远站起身，接过递来的话筒。掌声渐渐停下，所有人都望着他。
“我不是英雄。”他说，语气平稳，“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法律不是用来崇拜的，是用来用的。你们愿意相信它，才让它有了力量。”
他顿了顿，看到老陈抬头看着他，眼里有光。
“十年前，有人告诉我，‘忍住比打赢更重要’。”林远说，“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我明白了，有些人退了，不是认输，是怕走得更远的人再也找不到路。今天我们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人作证，有人递材料，有法官守住程序，也有像老陈这样的人，哪怕被伤过，还愿意再信一次。”
他看向周正言，“也有像周主任这样的人，明明可以避开麻烦，却选择了留下。”
周正言微微一怔，随即低下头，嘴角轻轻动了一下。
“这条路不会短。”林远最后说，“只要你们还需要，我们就还在。”
话音落下，掌声再次涌起，比之前更久，更实。有人站起来鼓掌，有人低声说着“谢谢”，还有孩子踮脚问妈妈：“那个人是好人吗？”
林远站在原地，手仍握着话筒。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他的肩头，袖口的别针孔在光线下清晰可见。他没有动，也没有笑，只是静静看着这一张张脸。
门外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有人推开门，举着相机对准了他。闪光灯亮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