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北京。
初冬的寒风掠过紫禁城的琉璃瓦，卷起金水河畔的枯叶，但在这座刚刚成为新中国人民首都的城市里，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流在奔涌。战争的硝烟在广袤的国土上尚未完全散尽，西南、西北的枪炮声仍隐约可闻，但在北京，在中枢，一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凝聚力正在形成。这是一种超越了地域、出身、乃至过去阵营的统一意志——建设并扞卫这个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楚云飞站在国防部他那间略显简朴却至关重要的办公室里，窗外是北京城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他的案头，堆放着来自各方的文件：有各野战军关于收编、整训原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的进展报告；有关于组建空军、海军领导机构的初步方案；有苏联军事顾问团抵达并开始工作的简报；还有一份份需要他审阅签发的，关于军队参与生产建设、协助地方建立政权、扫清残匪的命令草案。
这些纷繁复杂的文书，不再仅仅是冰冷的公文，而是如同一块块坚实的基石，正垒砌着新中国国防大厦的基础。楚云飞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向心力，正将四面八方、曾经立场各异的力量，牢牢地吸附在“新中国”这面旗帜之下。
最直接的体现，是来自军事领域的整合。昔日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对手，如今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
来自华东、华中、西南的战报显示，成建制起义的原国民党部队，在派驻的解放军政治干部带领下，正进行紧张的政治学习和军事整训。士兵们摘掉了青天白日帽徽，换上了“八一”红五星，虽然装备暂时依旧混杂，但精神面貌已在悄然改变。诉苦大会、民主评议、学习《共同纲领》…… 这些原国民党军队里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正在涤荡着旧军队的习气，灌输着“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楚云飞审阅着这些报告，心中感慨万千。他了解这些部队的过去，更能体会这种转变的艰难与伟大。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收编，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改造，是锻造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统一军队的必由之路。
苏联顾问团的到来，带来了现代化的军事理论、条令和装备技术知识。在联合工作会议上，楚云飞看到曾经在东北战场与苏军有过不愉快经历的解放军将领，与苏联专家为了一个战术细节、一项技术指标而热烈讨论，一切以建设强大国防为最高准则。过去的隔阂与疑虑，被现实的需要和共同的目标所超越。
过去各根据地、各野战军“各自为战”的后勤补给模式，正在被纳入国家统一的计划体系。军需生产、物资调配、交通运输开始通盘考虑。楚云飞签署的命令，需要协调东北的军工、华北的粮秣、华东的财政，这让他切身感受到，国家的力量正在被有效地组织起来。
更深层次的统一意志，体现在思想层面。楚云飞作为国防部长，参加的各种高层会议，让他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变化。
在一次关于军队参加国家建设的讨论中，一位来自原根据地的将领强调军队应保持“战斗队”本色，担心过多参与生产会削弱战斗力；而一位原民主党派人士则希望军队能更大规模地投入恢复经济，减轻人民负担。双方观点看似有异。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耐心倾听后，总结道：“两位同志的意见都有道理。我们的军队，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生产队。当前，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是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军队在保证战备、完成剿匪任务的同时，有计划地参加生产，既能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也能改善部队自身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力的体现。”
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的领导艺术，巧妙地将不同意见引导到共同的目标下，形成了新的共识。楚云飞看到，与会者最后都心悦诚服地点头。这种通过民主讨论达成一致的过程，比任何强制命令都更有力量。
这种统一的意志，也深深内化到了楚云飞自身。他已不再是那个心怀忐忑的“起义将领”，而是真切地将自己视为这个新生政权的一部分，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当他与苏联顾问讨论空军建军规划时，他思考的是中国未来的领空安全；当他审批军队参加修复淮河水利工程的报告时，他关心的是沿岸数百万百姓的安危；当他看到西南前线传来捷报，我军攻占重庆、成都时，他感受到的是与国家统一进程休戚与共的激动。
一次，他与一位同样起义不久、被安排到军事学院任职的原国民党空军军官谈话。对方起初仍有些拘谨和迷茫。楚云飞恳切地对他说：“过去的事，让它过去。现在我们头顶是同一面国旗，肩负的是同一个使命——建设一支强大的、足以保卫这片天空的人民空军。把你的技术、你的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这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大的忠诚。” 他的话，既是对他人的鼓励，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夜幕降临，楚云飞离开办公室，乘车行驶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城楼在探照灯的光柱下巍然屹立，广场上有工人在紧张施工，搭建庆祝游行的观礼台。街上，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军容严整，下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匆匆往家赶，一切都显得秩序井然，充满希望。
楚云飞的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踏实感与力量感。他明白，这种席卷全国的“统一意志”，源于这个政权所代表的正义性与生命力，源于人们对和平、安定、富强生活的普遍渴望。它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曾经散沙般的力量凝聚成钢，将曾经对立的思想统一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