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厚重的、刷着惨绿色油漆的铁门在身后“哐当”一声关上，隔绝了走廊里最后一丝光线和声响。问询室（或者说，更接近审讯室）里只剩下头顶一盏孤零零的、散发着惨白光芒的灯泡，以及灯泡下那张光秃秃的木桌和三把坚硬的椅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旧木头味和淡淡的消毒水味，令人窒息。
宋梅生被安排坐在桌子一侧，高岛股长和一名面色冷硬、负责记录的日军曹长坐在对面。没有寒暄，没有茶水，甚至没有一句客套的“请坐”。气氛从一开始就降到了冰点。
高岛一郎并没有立刻发问。他先将一份薄薄的卷宗放在桌上，然后用那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毫无感情地、一寸一寸地扫视着宋梅生，从他那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到挺括的警察制服领口，再到放在膝盖上、指节微微泛白的手。这种沉默的审视，本身就是一种压力，试图从最细微的身体反应中寻找破绽。
宋梅生强迫自己放松下来，微微垂下眼睑，避开对方直接的视线，做出一种既恭敬又略带不安的姿态，呼吸保持平稳。他心里清楚，这场较量，从踏入这个房间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他暗自吐槽：这架势，比前世被甲方爸爸审方案还吓人，起码甲方不会带着枪和记录员。
约莫过了令人难熬的一分钟，高岛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得像一块冰冷的铁板：“宋梅生科长。今天请你来，是核实一些关于总务科账目，以及你个人工作方面的情况。希望你如实回答，不要有任何隐瞒。”
“是，高岛股长。我一定如实汇报，配合调查。”宋梅生抬起头，语气诚恳，带着恰到好处的紧张。
“很好。”高岛翻开卷宗，第一页正是那本被做了手脚的账本复印件，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首先，关于去年冬季，通过前顾问松本先生渠道采购的那批特种轮胎和汽油。账目记录显示，最终结算价格比同期市场均价高出约百分之八。请你解释一下这个差价。”
问题直指核心，但还在预料之中。宋梅生脸上露出回忆和些许为难的神色：“高岛股长，这件事我记得。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前线部队急需这批物资，常规采购渠道来不及。松本顾问主动提出可以协调，但要求支付一笔‘特别协调费’和承担更高的‘运输风险金’。当时是请示过局座，得到口头同意的。这部分额外费用，就摊入了采购成本。因为涉及顾问面子，所以账目上没有单独列明，只是合并计入总价。”他解释得合情合理，把责任推给了已调离的日本顾问和模糊的“上级指示”，同时暗示这是潜规则。
高岛面无表情，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口头同意？有书面记录吗？具体是哪位局座？”
宋梅生苦笑一下，摊摊手：“高岛股长，您也知道，有些事……它不方便留下书面记录。当时是向原田副局长汇报的，但他去年底也调任了。现在……恐怕死无对证了。”他巧妙地利用了人事变动，制造了查证困难。
高岛盯着他，眼神锐利，似乎在判断他话里的真伪。记录员的笔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格外刺耳。
“即使如此，”高岛换了个角度，“作为总务科长，你对账目负有直接责任。如此明显的价格差异，难道没有怀疑过其中可能存在中饱私囊的行为？或者，你就没有想过要核实一下所谓的‘协调费’和‘风险金’是否合理？”
这个问题更刁钻，试图诱使宋梅生承认失职或引出对松本顾问的负面指控。宋梅生心中警铃微作，脸上却显出几分委屈和无奈：“高岛股长，这话我可不敢乱说。松本顾问是皇军的人，他提出的费用，我们下属怎敢随意质疑和核实？当时只想着尽快完成任务，不敢节外生枝。要说责任，我确实有监督不严的责任，我愿意接受处分。”他以退为进，承认次要责任，回避主要矛盾，同时再次强调了对“皇军”的敬畏。
高岛不置可否，翻到下一页，是几张零散的报销单据复印件。“那么，这些日常办公用品采购和零星维修费用的报销单，为什么在账本记录和实际报销金额之间存在微小出入？虽然数额不大，但次数频繁。这又怎么解释？”
宋梅生心里松了口气，终于问到这些他故意留下的“小尾巴”了。他脸上露出更加惭愧和尴尬的表情，甚至微微涨红：“这个……高岛股长，这确实是我的疏忽，不，是失职！年底事务繁杂，下面人报上来，我有时审核不细，就签字了。可能……可能是下面人计算错误，或者……或者有点小的心思，我监管不力。我愿意个人掏腰包补上这些差额！”他主动把问题揽到自己身上，定性为“工作疏忽”和“下属小动作”，并表现出积极补救的态度，这与面对松本顾问问题时的小心谨慎形成了对比。
高岛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更长时间，似乎在捕捉每一丝细微的表情变化。宋梅生适时地低下头，表示悔过。
短暂的沉默后，高岛突然转变了话题，语气依旧平淡，但问题却更加尖锐：“宋科长，最近局里关于你和张怀民副局长之间，因为预算问题产生激烈矛盾的传闻很多。甚至有人听到你们在办公室发生争吵。你对张副局长个人，有什么看法？”
来了！终于切入到人事斗争了！宋梅生心念电转，知道关键的时刻到了。他不能表现出对张怀民的强烈敌意，那样显得心胸狭窄；也不能完全否认矛盾，那样不符合事实。他需要塑造一个被上级打压、但依然顾全大局的形象。
他抬起头，眼神复杂，有无奈，有委屈，但也有一丝克制：“高岛股长，关于工作上的分歧，确实存在。张副局长要求削减预算，幅度很大，我作为具体办事的人，确实感到很困难，也向他据理力争过，情绪激动时说话可能声音大了点，这是我的不对。但我对张副局长个人绝无成见！他是领导，有他的考虑。我只是……只是希望能把工作做好，保证局里的正常运转。”他巧妙地将“矛盾”转化为“工作分歧”，承认自己“情绪激动”以示真实，但强调是为了工作，并表现出对上级的尊重。
“只是工作分歧？”高岛追问，“有没有人向你暗示，或者你自己是否认为，张副局长是借预算问题故意刁难你，甚至……有其他目的？”
这个问题极其危险，是明显的诱导。宋梅生立刻表现出警觉和避嫌的态度，连连摆手：“高岛股长，这话可不敢乱说！我没有这么想过！张副局长是局领导，他的决定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作为下属，只能尽力执行，克服困难。其他的，不是我应该揣测的。”他坚决地堵死了这个话头，表现得像个恪守本分、不愿卷入是非的官员。
高岛盯着他，似乎想从他眼中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言不由衷。宋梅生坦然回望，眼神清澈（至少他努力表现得清澈），带着点被卷入是非的苦恼。
问询陷入了短暂的僵持。高岛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卷宗上划着，记录员也停下了笔。就在这时，问询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一名日本兵推门进来，快步走到高岛身边，低声耳语了几句，并递上一张纸条。
高岛接过纸条，快速扫了一眼，眼神微微一动。他抬头再次看向宋梅生，目光中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探究。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将纸条轻轻压在卷宗下面。
宋梅生心中雪亮：隔壁张怀民那边，肯定有“新情况”了！很可能是关于那笔“神秘”钞票的初步报告，或者赵三那个蠢货又提供了什么“猛料”。风暴的中心，正在悄然转移。
高岛沉默了片刻，突然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宋科长，昨天下午，大约三点到四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
宋梅生心中凛然，知道关键考验来了。他脸上露出确凿无疑的坦然：“昨天下午？我一直都在局里啊。三点左右我在办公室审核文件，四点多还和王股长他们开了个小会，讨论冬季取暖用煤的分配方案。局里很多同事都可以作证。”他回答得具体而肯定，不留任何模糊空间。
高岛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而是合上了卷宗。“今天的问询暂时到这里。宋科长，你可以先回去工作了。但在调查结束前，请保持通讯畅通，暂时不要离开哈尔滨市区。随时可能再找你了解情况。”
“是，我明白。谢谢高岛股长。”宋梅生站起身，恭敬地鞠了一躬。他知道，第一回合的较量，他凭借精心准备的说辞和冷静的应对，算是勉强过关了。高岛虽然没有表态，但暂时放他离开，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当他走出那间令人压抑的问询室时，感觉后背的衬衫已经湿了一片。走廊里光线明亮了些，但他知道，真正的暗涌才刚刚开始。他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向总务科走去。接下来，要看张怀民那边，如何“表演”了。而他，需要准备好迎接下一轮，可能更加凶险的较量。这场审讯室内的无声较量，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