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二，正晌午，太阳白得晃刀。上海南市码头，人潮像退潮的虾皮，被巡捕赶来赶去。我与小孔雀混在人堆里，头戴破毡帽，身上套着码头苦力的粗布褂，一脸煤黑。——谁也想不到，被通缉的“飞贼燕子李三”，竟敢大白天回沪。
远处传来报童的尖嗓：
“号外号外！贝氏私运国宝，工部局连夜查账，贝二公子昨夜被扣英租界！”
我嘴角勾起，心里却不敢松：传单烧起来了，可真瓶还在我手里，不把瓶子当众亮给洋人看，火就烧不透最后一层纸。
小孔雀压低声音：“杜先生的门生已备好马车，天黑前得出城，去七宝镇你师父坟地。”我点头，手不自觉按向怀内——师父的乌木牌位，被我用红绸缠了，贴着心口，像给心跳加一道箍。
法租界深处，一栋老式石库门，青灰砖缝里爬满湿苔。门口两个短打汉子，袖里鼓鼓，显然带火。小孔雀递上拜帖，汉子瞄一眼，立即放行——帖上只写一字“方”，是她爹“瓷郎中”方世白旧日戳记。
客堂里，青布帘低垂，檀香缭绕。杜月生气定神闲，白纺绸长衫，手捏紫砂小壶，正翻报纸。他抬眼，目光像两把薄刃，先扫小孔雀，后定在我脸上：“燕子李三？贝家要你的人头，价码涨到一万大洋。”
我抱拳：“杜先生，人头只有一颗，债却有两代。今日来，只求借一条出城的路，一份登报声明——把贝家私运瓶子的‘看头’，从洋人手里夺回来。”
杜月生沉吟片刻，忽然笑了：“我喜欢看戏，更乐意看洋人吃瘪。路，我可以借；报，我可以登；但我要收‘戏票’——”他伸出两根手指，“真瓶，让我先过一眼。我只认瓷，不认人。”
我望向小孔雀，她微一点头。我解下背后布囊，层层揭开，天青釉胆瓶露脸。杜月生眼睛一亮，指尖轻弹瓶腹，“叮——”声如磬，他长叹：“雨过天青，真是汝州土脉。”随即挥手，“报纸明天头版，路条今晚送到。出城后，好自为之。”
傍晚，一辆无灯马车悄悄驶出杜宅。车夫穿青布短打，不声不响，扬鞭却准，穿小弄、走荒畦，避过所有巡捕岗。车厢里，我捧着瓶子，小孔雀擦枪——那柄“空枪”如今压满五弹，是杜月生送的“程仪”。
座下，两只藤箱，一只是空瓶锦盒，另一只塞满三百份油印传单。我们计划在师父忌日，当众宣读阎王账，再把传单撒向坟前赶集的乡民——让纸碟飞回上海，飞进租界，飞上洋人的办公桌。
车窗外，月牙细如银钩，钩着一串串星星，像给黑夜缀满碎瓷片。小孔雀靠我肩，轻声道：“十年前，我爹被拖出空窑时，也是这样的月。”我握住她手，指尖冰凉，却不再颤。
四月十三，正五更，七宝镇外，杨柳低垂，纸钱随风。今日是“李长风道长”十周年忌，乡民传他是“护瓷义士”，坟前早已搭起草台，鼓手“咚咚”敲，像给大地捶背。小贩支棚卖香烛、卖糖粥，孩童举着风车穿梭，风车叶印着“汝官”开片纹——显然有人把传单折了玩具。
我们扮成外乡香客，戴斗笠，挑竹篮，篮里盖着黄纸，下藏真瓶。坟头在镇北荒岗，一座矮矮青砖墓，碑上刻“瓷侠李长风之墓”，字迹拙朴，是我当年亲手凿的。墓前已摆满供：粗瓷碗、莲花灯、甚至还有一只仿官小胆瓶，釉色拙劣，却擦得亮。我眼眶发热——师父哪怕走了十年，仍有人记得。
辰时，杜月生安排的人到了：两个青布汉子抬来一张八仙桌，铺蓝布，摆铜盆，盆里清水映天。我自报“外乡弟子”，请求“过瓷”——让义士英灵验看旧物。鼓手停敲，数百双眼睛聚过来。
我深吸一口气，从竹篮捧出真瓶，置于清水旁。晨光照下，天青釉面“酥光”泛起，像雨过放晴；圈足冲线处，血沁纹暗红，格外刺目。人群发出低低惊叹。我高声道：
“十年前，李道长为护此瓶，血洒江湾；十年后，平归故土，冤却未伸！今日，让大伙看看，是谁把国宝偷运出海——”
我撕开黄纸，取出蜡封账纸，当众朗读。每读一条，便折断一根香，掷入铜盆。香灰落水，像黑蛇翻滚。乡民越围越密，有人落泪，有人怒骂。我读到最后，猛地把账纸高举：
“洋行私单在此！贝家大印在此！大伙说，该怎么办？”
人群爆吼：“告他！”“抄他！”“不能让洋人抢走咱的宝贝！”
我抬手，三百份传单向天抛。江风猎猎，白纸翻飞，像成群白蝶扑向人面。孩童跳跃抢接，青壮朗读传诵，老人把“汝官”开片风车踩得粉碎——他们懂了，风车叶上的纹路，正是自家文化被割裂的伤痕。
就在此时，官道尘土大起，三辆黑色福特轿车呼啸而来，车门弹开，跳下十余名持枪巡捕，领头的正是贝家大管家“杨胡子”。他挥枪大吼：“缉拿飞贼燕子李三，散谣者同罪！”人群惊乱，孩童哭喊。
我一步跳上供桌，举瓶过顶，朗声喝：“谁敢上前，我摔了它！国宝碎了，你贝家就是千古罪人！”巡捕们顿时僵住，枪口低垂。杨胡子面色铁青，却不敢上前一步。
小孔雀自人群闪出，抬手朝天，“砰！”枪声炸耳，她厉喝：“乡亲们，护平！”青壮们轰然应声，举起扁担、铁锹，围成一圈人墙。杨胡子见众怒难犯，咬牙后退。
趁对峙，我抱瓶跳下供桌，正欲退向坟后荒坡，忽听“砰”一声脆响——藏在袖中的“掌心雷”走火，子弹擦过我左臂，血瞬间染红瓷面。众人惊呼，我踉跄跪地，却仍把瓶子高举，让血顺着天青釉流下，像给旧瓷再添一道新纹。
我咬牙嘶喊：“师父，血债今日算清账！”手一甩，血珠飞洒，正落在碑前。乡民们被激得血脉贲张，齐声怒吼，扁担如林，一步步逼向巡捕。杨胡子见势不妙，只得率队后退，汽车狼狈调头，扬起一路黄尘。
人群散去，夕阳斜照，荒岗只剩我与小孔雀。我把真瓶端端正正摆在坟头，掏出那片十年前师父留下的碎瓷，按在圈足冲线处，断口吻合，像两瓣离别多年的唇，终于接到一处。
我跪地三叩首，泪砸在瓷面：“师父，瓶子回家了，账纸飞走了，您再等等，贝家欠的那颗子弹，我很快讨回来。”
小孔雀也跪下，把银纽扣埋在碑侧：“爹，您看，瓷回了，人也回了。”
风掠过，真瓶发出“叮——”一声轻响，像回应，又像告别。
夜色降临，我们背身离开荒岗。远处，七宝镇灯火点点，人声未散——今日之后，“汝官瓷瓶”与“贝氏黑账”将传遍沪上，再被报纸带向南京、北平、广州，甚至飘洋过海，飞到伦敦、纽约的使馆与报馆。
我知，贝润生不会善罢甘休，洋人也会反扑；但火种已撒，纸蝶已飞，再黑的夜，也遮不住天青釉的光。
我回头，最后望一眼坟头——月光下，那道新血与旧纹交织，像一条暗红的河，把过去与未来，把师父与我，把瓷与人，牢牢缝在一起。
我轻声道：“下一步，上海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