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明朝考公界的“反卷”达人，出道即带刺
永乐十九年的北京科举考场，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考生们不是在偷偷往袖子里塞小抄，就是对着主考官的方向频频作揖，唯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襟危坐得像块刚出炉的青砖——此人便是于谦。
彼时的明朝科举圈，流行着一套“潜规则生存指南”：考前得给主考官送点“润笔费”，答卷时要故意在文中埋几个“暗号典故”，哪怕写得一般，只要让考官看出“自己人”的痕迹，名次也能往前挪挪。可于谦偏不，他不仅把笔墨纸砚摆得像仪仗队，写策论时更是像在给皇帝写就职演讲，字里行间全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硬气，连个客套的谦辞都懒得加。
放榜那天，主考官拿着于谦的卷子，气得胡子直抖：“这小子是来考试的，还是来训话的？”旁边的副考官凑过来看了两眼，突然一拍大腿：“这文笔，这见识，比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强十倍！咱们要是因为他不懂规矩就刷掉，将来怕是要被骂眼瞎。”于是，于谦硬是凭着一股“我写我的，你爱录不录”的犟劲，考上了进士，成了明朝公务员队伍里的一朵“带刺的玫瑰”。
刚入职那会儿，同事们都觉得这新同事有点“社交障碍”。按规矩，新科进士得给前辈们“拜码头”，拎点家乡特产聊表心意，于谦却提着一捆书就去了。有人提醒他：“于兄，你这样会被穿小鞋的。”于谦翻着书头也不抬：“穿就穿，反正我脚大，挤不死。”
更绝的是他在御史任上的操作。有次明宣宗朱瞻基要去北方巡查，大臣们都忙着写“陛下圣明，此行必能一统宇宙”的赞歌，于谦却递上奏折，劈头盖脸就是一句：“陛下，边境军粮还没补齐，驿站马匹缺了一半，先解决这些再出门，行吗？”朱瞻基拿着奏折愣了半天，突然笑了：“这小子，跟我爹（朱棣）当年骂大臣的口气一模一样，有点意思。”不仅没罚他，反而觉得这年轻人实在，把他调到江西当巡按，专门负责查冤案。
到了江西，于谦直接把办公点搬到了监狱门口，谁家喊冤他就提审谁，卷宗堆得比他还高。有个地主诬陷佃户偷牛，买通了县令定了罪，于谦查了三天，硬是从牛的牙口记录里找出破绽——那牛当年才两岁，根本拉不动地主说的“被盗的犁”。真相大白那天，地主跪地求饶，于谦盯着他说：“我这儿不是菜市场，别想着讨价还价。”当地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于青天”，但同僚们暗地里叫他“于阎王”——毕竟谁也不想被这尊“铁面神”抓住小辫子。
这时候的于谦，就像一块刚从矿里挖出来的生铁，带着棱角，透着寒光，还没学会官场的“圆融”。但他大概没想过，正是这份“不圆融”，会在二十多年后，成为支撑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脊梁。
第二章：敢跟权宦硬刚的“职场刺头”，坐牢也不忘怼人
正统年间的明朝官场，被一个太监搅成了一锅浑水——此人便是王振。这王公公仗着是明英宗朱祁镇的“童年玩伴”，把朝堂当成了自家后花园，大臣们见了他，要么点头哈腰，要么装聋作哑，唯独于谦，见了面连个笑脸都懒得给。
按当时的“职场规矩”，官员进京述职，总得给王振带点“见面礼”。别人不是送金银，就是送古玩，最次也得包个红包。于谦每次从河南、山西巡抚任上回京，行李里除了公文就是几件换洗衣裳。有人劝他：“于大人，哪怕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呢？比如河南的枣，山西的醋，意思意思也行啊。”于谦听完，抖了抖袖子，哈哈大笑：“我这袖子里，只有清风，够不够？”——后来那句“两袖清风”的典故，就从这儿来的。
王振听说这事儿，气得把茶杯都摔了：“一个巡抚，敢不给我面子？真当我是摆设？”没过多久，他就找了个由头，给于谦安了个“擅离职守”的罪名，扔进了大牢。
消息传开，河南、山西的百姓炸了锅。两地的乡绅带着数千村民，浩浩荡荡赶到北京城外请愿，连当地的藩王都上奏说：“于谦在任时，修了黄河大堤，办了粮仓，百姓没饿着，边境没乱过，这么好的官，不能说抓就抓啊！”王振本来想拿捏一下于谦，没想到弄出这么大动静，怕把事情闹大，只好灰溜溜地把于谦放了，还假惺惺地给了他个“大理寺少卿”的官做——相当于从地方官调回中央，看似升职，实则被架空。
于谦倒也不恼，该上班上班，该怼人怼人。有次朝堂讨论要不要给王振修“生祠”（活人纪念馆），大臣们纷纷附和，说“王公公劳苦功高，该修”，于谦突然站起来：“朝廷的钱，应该用在军饷和赈灾上，修个祠堂让百姓拜太监？我不同意。”话音刚落，整个朝堂鸦雀无声，王振的干儿子马顺想跳出来骂他，被于谦一个眼刀瞪了回去：“有本事你再说一遍？”马顺愣是把话咽了回去——他知道，这于老头看着文弱，真急了能跟你拼命。
这段时间的于谦，就像职场里那种“业务能力强但情商为负”的骨干，领导想提拔他又怕他惹事，想开除他又离不了他。他自己倒活得通透，白天在朝堂上跟人吵得面红耳赤，晚上回家就写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这两句，就是他在这时候写的——与其说是写石灰，不如说是在写自己：任凭你怎么烧、怎么砸，我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谁也没想到，这场“职场拉锯战”很快会被一场惊天巨变打断。正统十四年，王振撺掇英宗御驾亲征瓦剌，于谦拼命反对：“陛下，瓦剌骑兵跟咱们玩的是游击战，您带着几十万大军去草原，粮草跟不上，指挥乱哄哄，这不是送人头吗？”可被王振灌了迷魂汤的英宗，根本听不进去，还骂于谦：“你就是胆小！”结果，这一去，就闹出了明朝历史上最丢人的“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几十万精锐全军覆没，瓦剌大军直逼北京。
第三章：北京保卫战：临时cEo的“绝地反杀”操作
土木堡的败报传到北京那天，整个朝堂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大臣们哭的哭，闹的闹，有个叫徐有贞的翰林院编修，拿着天文望远镜装模作样看了半天，说：“我夜观天象，北京要完，不如咱们迁都南京吧！”这话一出，立马有人附和，眼看大明就要上演“南宋南迁2.0版”，于谦突然一拍桌子，声如洪钟：“谁再敢说迁都，就先斩了我！”
满朝文武瞬间安静。只见于谦往前走了三步，对着孙太后（英宗他妈）一拱手：“陛下被俘，是国难，但不是亡国！瓦剌想拿皇帝当筹码逼我们投降，门儿都没有！当务之急，是立太子为新君，稳定人心，然后调集军队，死守北京！”
孙太后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旁边的吏部尚书王直赶紧点头：“于大人说得对！我们听他的！”于是，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被推上了皇位（明代宗），于谦则被火线任命为“兵部尚书”，成了大明王朝的“临时cEo”，手里握着保卫北京的全部权力。
可这权力背后，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京城里能打仗的士兵不到十万，还多半是老弱病残；粮仓里的粮食只够吃一个月；更要命的是，大臣们各怀鬼胎，有人偷偷给瓦剌送消息，有人天天盼着南迁，连新皇帝朱祁钰都哆哆嗦嗦地问于谦：“于大人，咱能守住吗？”
于谦的回答就四个字：“死磕到底。”
他的操作堪称“危机公关”教科书级别的典范：
第一步，抓军权。他下了道命令：“所有军队，不管是京营的还是外地调来的，统一归我调配，谁敢抗命，当场砍头！”有个将领仗着是王振的旧部，不服管，于谦二话不说，让人把他绑到军营前，当着全体士兵的面斩了。这下没人敢炸刺了，军队纪律立马提了上来。
第二步，搞后勤。他让人把通州粮仓里的粮食全部运到北京，怕瓦剌抢，就发动百姓：“谁愿意运粮，运一石给一石的工钱，还管饭！”老百姓一听有这好事，推着独轮车就上了路，短短几天，几百万石粮食全运进了城，连瓦剌的探子都看傻了：“这于谦是会变戏法吗？”
第三步，布防线。北京有九个城门，于谦把最危险的德胜门留给自己，还下了个狠命令：“所有城门，战时一律上锁，将士们只能往前冲，谁往后退，后面的人可以直接开枪（当时是火铳）打死他！”这招叫“背城一战”，断了所有人的退路。
开战那天，瓦剌首领也先带着大军，耀武扬威地到了德胜门外，还把被俘的英宗朱祁镇绑在阵前，想逼明军投降。于谦站在城楼上，看着下面的皇帝哥哥，心里估计也不是滋味，但嘴上却喊：“将士们，瓦剌拿假皇帝骗咱们呢！真皇帝在咱们心里，杀！”
明军将士一听，士气大振。于谦早就安排了神机营（明朝的“炮兵部队”）在暗处埋伏，等瓦剌骑兵冲过来，火铳、火炮齐发，打得瓦剌人仰马翻。也先的弟弟孛罗，号称“草原第一勇士”，刚冲在前头，就被一炮轰成了渣渣。
打了五天五夜，瓦剌人愣是没攻破一个城门，反而损兵折将，连带着抢来的粮草都快吃完了。也先看着城楼上于谦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心里发怵：“这老小子是不是铁做的？怎么打都打不动？”最后只好带着残兵和朱祁镇，灰溜溜地回了草原。
北京保卫战赢了，于谦站在德胜门的城楼上，看着满地的狼藉，突然蹲下来，像个孩子一样哭了——他不是不累，只是不敢累。这时候的他，已经从那个“职场刺头”，变成了大明的“定海神针”，可他大概没想到，这根针，有一天会被自己人亲手拔掉。
第四章：当“救时宰相”遇上“职场宫斗”，耿直人注定输
北京保卫战之后，于谦成了大明朝最红的人。明代宗朱祁钰把他当成“再造父母”，大臣们见了他都客客气气，连街头卖菜的大妈都知道：“咱北京能保住，全靠于大人。”可于谦还是老样子，上班穿粗布衣服，下班回家种菜，有人劝他：“于大人，您现在是功臣了，该享受享受了。”他摇摇头：“国家刚缓过来，我哪有心思享受？”
但平静之下，暗流早已涌动。第一个不对劲的是朱祁钰。这哥们当皇帝当上了瘾，怕哥哥朱祁镇回来抢位置，就把他软禁在南宫，还派人把南宫的树都砍了，怕有人爬树给朱祁镇递消息。于谦觉得这样不太好，劝他：“陛下，毕竟是亲兄弟，别做得太绝。”朱祁钰嘴上答应，心里却犯了嘀咕：“于谦是不是跟我哥还有联系？”
更麻烦的是那些“失意派”。徐有贞当年因为提议迁都被于谦怼过，一直怀恨在心；石亨是个武将，北京保卫战中立了功，想给于谦的儿子安排个官做做，于谦却把他骂了一顿：“我儿子有本事自己考，靠关系算什么？”石亨觉得没面子，也恨上了于谦；还有太监曹吉祥，想跟于谦套近乎，被于谦一句“太监少管朝政”顶了回去，心里早就把于谦划入了“黑名单”。
这三个人凑到一起，就像职场上的“小团体”，天天琢磨着怎么扳倒于谦。他们发现，朱祁钰的儿子（太子）死了，朝堂上开始有人议论“该让朱祁镇的儿子当太子”，于是一个阴谋慢慢成型：趁朱祁钰病重，把朱祁镇从南宫接出来，重新扶上皇位，到时候再给于谦扣个“谋逆”的罪名，不就能一箭双雕了？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夜里，徐有贞、石亨带着一群士兵，偷偷摸摸来到南宫，砸开宫门，把睡得迷迷糊糊的朱祁镇架到了皇宫，第二天一早，对着上朝的大臣们喊：“老皇帝回来了，快磕头！”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夺门之变”。
朱祁镇重新当皇帝，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旧臣”。徐有贞趴在地上哭：“陛下，您不知道，于谦当年可是想立别人当皇帝，没把您放在眼里啊！”石亨也跟着添油加醋：“是啊陛下，北京保卫战的时候，他就没真想救您回来！”
朱祁镇本来就对自己被软禁的事耿耿于怀，被这么一撺掇，火气就上来了。他让人把于谦抓起来，扔进大牢。审讯的时候，于谦看着那些捏造的“罪证”，只是冷笑：“我于谦是不是谋逆，天地良心，百姓知道，你们也知道，多说无益。”
有大臣想为于谦求情，说：“于谦可是保住北京的功臣啊！杀了他，百姓会骂的。”徐有贞在旁边阴恻恻地说：“不杀于谦，咱们这‘夺门之变’就名不正言不顺了呀。”朱祁镇一听，咬了咬牙：“斩！”
行刑那天，北京的百姓全涌到了刑场，哭着喊着“于大人冤枉”。刽子手都不忍心下手，于谦却对他说：“动手吧，我死了，只要国家安稳，就值了。”他死的时候，家里被抄，除了几件旧衣服、一堆书，还有一个景泰蓝的花瓶——那是朱祁钰硬塞给他的，他一直没舍得用。抄家的士兵都看愣了：“这就是权倾朝野的于大人？比咱们老百姓还穷？”
第五章：历史欠他一个道歉，但百姓记得他的好
于谦死了，但故事还没完。他的冤屈，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据说他被斩的那天，北京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老百姓都说：“这是天在为于大人鸣不平啊！”
朱祁镇杀了于谦，心里其实也犯嘀咕。有天他跟一个老太监聊天，问：“你说，于谦当年真的想谋反吗？”老太监叹了口气：“陛下，您想想，要是于谦想谋反，北京那么多军队，他一声令下，谁能挡得住？可他到死都没动过一兵一卒，这叫谋反吗？”朱祁镇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夺门之变”，根本就是徐有贞等人自导自演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