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可福生得虎背熊腰，紫棠色面皮上刻着几道深浅不一的刀疤，那是早年随梁太祖朱温和高季兴征战时留下的印记。
他颔下浓须如针，根根倒竖，双眼瞪起时像两盏燃着怒火的灯笼，常年披挂的明光铠磨出了锃亮的包浆，护心镜上一道箭痕格外醒目——那是他守公安三年，最险一次突围时被流矢所伤的见证。
倪可福他亲率三千刀斧手冲向工兵架设的浮桥，铁甲碰撞的铿锵声里，混着他嘶哑的呐喊。
可刚冲到桥边，陆军前膛炮就射出了精准的一轮齐射。精钢炮弹在人群中炸开的瞬间，飞溅的铁屑像割麦般扫倒前排士兵。
江面上的军舰也适时调转炮口，青铜炮的霰弹在夜雾中织成一张死亡之网，把冲在最前的亲兵队打成了筛子。一块弹片击穿倪可福的铠甲时，他低头看着护心镜上渗出的血，突然觉得十年守城的功绩，都在这发烫的铁味里化为乌有。
浮桥上源源不断涌来的敌军，背着的天雷引信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无数双索命的眼睛。
五更天（更：夜间（戌时到寅时）分为5更，每更约2小时）的梆子还没敲响，南门的缺口已能容三辆马车并行。
钟鹏举的陆军踩着浮桥冲上对岸，他们腰间的霹雳炮在混战中不断炸开，把巷战变成了火海。陆军的轰天炮开始轰击县衙的围墙，精钢炮筒的持续轰鸣让整座县城都在震颤，瓦片簌簌落在倪可福残部的头盔上。
“兵贵神速”，钟鹏举此刻才真正尝到其中滋味。
当第一缕晨光爬上公安县城的钟楼时，钟鹏举的帅旗已插在了县衙的屋脊上。江雾被炮火熏成了灰紫色，与燃烧的炊烟缠在一起，在城墙上投下斑驳的暗影。
钟鹏举海军军舰的前膛炮还在零星射击，清除城角负隅顽抗的残兵；陆军的工兵正用轰天炮的炮筒当临时桥墩，加固被炮火损毁的浮桥。倪可福的尸体倒在县衙的丹墀下，胸口的血洞还冒着热气，他至死都没明白，为何自己守了十年的县城，会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别人的战利品——就像他始终没看懂，那些喷吐火光的钢铁筒子，究竟是何种妖法。
钟鹏举站在尸身旁，靴底碾过一片未燃尽的引信，火星在他脚边明明灭灭，像极了此消彼长的天下大势。
倪可福作为荆南政权的重要将领，是乱世中地方军事人物的典型代表，其个人命运与荆南的兴衰紧密交织，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特质：
他是忠诚勇猛的守将，更是时代局限下的悲情者。早年追随高季兴征战时，倪可福便以悍勇闻名，脸上的刀疤与铠甲上的箭痕，皆是其冲锋陷阵的勋章。
驻守公安县期间，他深知此地对江陵的屏障意义，以简陋的夯土城墙和传统兵器，硬撑着荆南东南的江防，多次击退周边势力的袭扰，其治军严明的风格让公安成为一时难以攻破的堡垒。
这种忠诚并非盲目的愚忠，而是乱世中地方将领对“知遇之恩”的朴素坚守——高季兴将公安这一要地托付于他，他便以性命相护，直至钟鹏举的炮火撕裂城墙，仍率亲卫死战，展现出传统武将“城在人在”的气节。
但他的勇猛终究难敌时代浪潮的碾压。倪可福的军事认知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攻防逻辑，对前膛炮、轰天炮等新式武器的破坏力毫无概念，这使得他在公安保卫战中陷入被动：既未能预判火炮对城墙的毁灭性打击，也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制战术，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苦心经营的防线崩塌。
这种局限并非个人能力的缺陷，而是荆南政权弱小格局的缩影——作为夹缝中求存的割据势力，荆南既无财力研发新式装备，也难以及时获取外界军事革新的信息，倪可福的失败本质上是落后军事体系对先进技术的必然溃败。
从历史维度看，倪可福的结局暗合了当前乱世的生存法则：在那个武力与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仅凭忠诚与勇猛已不足以立足，唯有顺应军事革新潮流、依托强大势力的将领才能存活。
他的战死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荆南这类弱小政权在大国博弈中注定消亡的象征——就像公安县城的夯土墙挡不住钢铁炮弹，他的忠诚也挡不住荆南走向衰落的大势。但正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抵抗，让他在乱世中留下了属于武将的最后尊严。
在钟鹏举的陆军编制中，前膛炮的连、营配置需兼顾操作效率、战场机动性与火力协同，结合青铜炮其笨重的体型（单门炮需4-6人操作）和装填节奏（目前钟鹏举军队生手每刻钟发射一炮；灰口铁炮和精钢炮每半刻钟发射一炮），编制规模呈现出“小而精”的特点：
前膛炮连以“战术单元”为核心。
一个前膛炮连通常配备4-6门炮，需80-120名士兵协同运作，具体分工如下：
炮组人员：每门炮配6名炮手（1名炮长、2名装弹手、2名点火手、1名瞄准手），4门炮即需24人，负责火炮的装填、瞄准与发射。
辅助兵力：30名步兵携带盾牌、朴刀，部署在炮位周围，防备敌军近身突袭；20名辎重兵管理火药桶、铁弹运输，确保弹药供应；另有10名工匠携带工具，随时修补炮架、清理炮膛。
在连、营级配置中，为平衡火力密度与操作效率，通常会采用“梯次发射”策略：同一单位的多门火炮按序错开发射时间（如每3-5分钟有一门炮发射），使整体火力输出保持连贯性，同时让各炮组有充足时间完成装填与冷却。例如一个配备10门炮的炮兵营，若按20分钟单炮周期梯次发射，可实现每分0.5发的持续火力，既兼顾了单炮的操作节奏，又通过协同形成持续压制效果。
这种编制的优势在于灵活机动——4-6门炮可在半个时辰内完成阵地部署，既能集中火力轰击敌军堡垒（如城墙垛口），也可拆分至两翼压制冲锋的步兵。钟鹏举的陆军炮连曾用此编制，在攻打公安城时以4门炮为一组，交替发射掩护步兵架梯登城，展现出“小集群、快响应”的战术价值。
钟鹏举攻占江陵与公安县城的战斗，如同在十国争霸的政治棋盘上落下关键一子，对当时的格局产生了连锁式冲击，既重塑了区域势力平衡，也间接牵动了中原与南方政权的博弈。
对高季兴而言，江陵与公安的失守堪称致命打击。荆南本就是十国中最弱的政权，其生存根基全赖江陵的长江航运枢纽地位——控制江陵，就能向过往商船征税，从楚、蜀、吴等国的贸易中牟利；而公安作为江陵的江防门户，是保障这一财源的屏障。两城陷落的消息传出后，荆南原有的“以商养军”模式彻底崩塌。
长江中游的商船将使占领者钟鹏举每年约三十万缗的商税（相当于原荆南政权其全年财政收入的七成）。
依附荆南的地方豪强纷纷倒戈，有可能转而支持钟鹏举。
缗是现时的货币单位，1缗即1贯，通常等于1000文铜钱（因朝代不同略有浮动，五代多以1000文为1缗）。三十万缗即30万贯，合计3亿文铜钱。
从购买力来看，五代时期1石（约相当于今70公斤）大米的价格约为300-500文。若以中间值400文计算，30万缗可购买约75万石大米，足以供应数万人军队一年的口粮。
从财政规模对比，当时荆南作为弱小政权，全年财政收入约40-50万缗，三十万缗占其年度收入的六成以上，且这仅是商税一项，可见其对荆南经济的支柱作用。对中原王朝而言，（后）梁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约数百万缗，三十万缗虽不及中央，但足以支撑一支万人军队的全年军费（含军饷、军械、粮草）。
此外，五代时期铜钱稀缺，常以实物（如绢帛、谷物）替代货币流通。30万缗若折算为绢帛，按当时1匹绢值1500文计算，约合20万匹，可满足一座中等城市的布匹需求。这也侧面说明，荆南通过长江航运征收的商税，在当时属于足以影响区域经济的巨额财富。
但对钟鹏举来说拿下荆南并不是为了财富，而是为了趁乱夺取“天府之国”。
钟鹏举一夜的炮战以最快的速度传到楚、蜀、梁、唐、岐、吴、吴越、汉等国和政权，一时风起云涌，此是三四日后之事，暂且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