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六年（公元267年）冬，南中之地笼罩在一种悲壮而坚韧的氛围中。江阳的挫败与牺牲如同一道深刻的伤疤，刻在南汉政权的心头，时刻提醒着北进事业的极端艰险与残酷。陈密等忠烈之士的鲜血并未白流，它让以卫将军诸葛瞻为首的决策层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已然稳固的晋朝统治，任何直接的、军事化的冒进都近乎自杀，欲在北方故土重燃汉帜，必须转换思路，采取更为深远、更为根本的攻心之策。与此同时，来自北方的情报碎片不断汇集，揭示出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现实：尽管司马炎通过加官进爵、推行占田制等手段大力笼络益州士族，然其统治根基远未稳固，新旧势力交替中的矛盾、地方大姓对中央赋役的怨怼、以及底层百姓对故国的依稀怀念，如同冰封大地下的暗流，仍在悄然涌动。能否把握并利用好这种人心向背，成为决定南汉政权能否突破地理封锁、在精神层面保持对北方强大压力的关键。
这一日，永昌不韦城王府的密室内，炭火盆驱散着寒意，一场级别极高、参与者极少的秘密会议正在举行。北地王刘谌亲临，卫将军诸葛瞻、安南将军霍弋、秘书令郤正以及新任北地司郎中张瑛在列。案头摆放的不再是军事地图，而是大量由张瑛整理汇编的、关于益州各郡县主要士族门阀的谱系、现状、人物性格分析以及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民间谣谚、舆情动向。
刘谌面色凝重，开门见山：“江阳之失，烈士殒身，孤心甚痛。然亦使我等待清醒，北地之事，强攻不如智取，刀剑之争莫若人心之争。今日请诸位爱卿来，便是要议一议，如何在这晋廷治下的巴蜀之地，播撒我汉室种子，维系故国遗民之心。”
张瑛首先禀报，语气沉痛中带着一丝希望：“殿下，诸位大人。据北地司多方印证，陈密军侯等人虽功败垂成，然其壮烈事迹，已在江阳、犍为部分士民中秘密流传，晋吏虽严密封锁，然南中犹遣死士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于心怀故主者，实乃一剂强心针。此乃血换来的‘势’，不可轻弃。” 他话锋一转，“然晋廷手段亦愈发凌厉。司马炎采纳贾充等人之议，加大对益州士族笼络，如征辟谯周族人入洛为官，又命益州刺史王濬整顿吏治，清丈田亩，看似惠民，实则欲摸清底细，加强控制。许多原本态度暧昧的士族，如今或被迫或自愿，渐与晋合作。时间似乎并不站在我们这边。”
霍弋眉头紧锁：“如此说来，北地人心，岂非将随岁月流逝而尽归司马氏？”
郤正则沉吟道：“不然。据老臣所析，晋廷之策，虽势大，然其弊在‘急’与‘疏’。急于求成，则易生怨隙；疏于情礼，则难服人心。尤其蜀中士族，累世官宦，重名节、讲渊源。司马氏以篡得国，纵以高官厚禄相诱，然于‘忠义’二字，终是短板。此正为我可乘之隙。”
诸葛瞻静听良久，此时缓缓起身，走到一张标注着益州主要郡县和士族分布的地图前，目光深邃，仿佛要穿透图纸，看到那些故土上的人心向背。他清晰地道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
“殿下，诸位。张先生带来了警讯，郤令君指出了关键，江阳之血，告诫我辈北进不可莽撞；而北地士民未冷之心，则启示我辈大有可为。然如何为？若仍如以往，派死士、传檄文，虽壮烈，然效微而险巨。瞻以为，当此之际，我朝对北地之策，需进行根本转变，从‘派人潜入’转为‘文化浸润’；从‘军事骚扰’转为‘情感维系’；从‘短期行动’转为‘长期经营’。核心，便在于这四个字——‘巴蜀心向’！”
他详细阐述其“文心北渡”之策：
“其一，秘传‘声教’，以文固本。” 他手指益州，“立即停止派遣大规模武装人员渗透。转而利用尚存的、可靠的商队秘密渠道，将我在南中推行的仁政、兴办的学宫、开拓的海疆、乃至殿下关怀民生的诏书，以野史、笔记、杂谈等不易察觉的形式，巧妙编入书籍、货品中，流入北地市井乡野。内容不直接鼓吹反晋，只彰显‘南中汉家，礼乐犹存，生机勃勃’，使北地遗民知汉祚未绝，且有新气象，心生向往。此乃‘润物细无声’。”
“其二，暗结‘香火’，以情动人。” 他的手指点过几个重要地点，“对于已确认心向汉室的故吏世家、忠烈之后，不再要求其冒险起事。而是由北地司设计一套极其隐秘的联络与资助方式，或假托故人接济，或借助寺庙香火钱，送去些许南中特产、慰问书信，示以不忘故人之意。重点在于表达‘朝廷知其忠义，体其艰难，但存此心，便是功臣’，使其感受到精神上的归属与慰藉，而非压力。同时秘密寻访流落民间的蜀汉旧臣后裔、有清誉的隐士，给予名誉上的褒奖，树立道德榜样。”
“其三，巧借‘乡谊’，以利相联。” 策略更为务实，“鼓励与南中有贸易往来的商贾，尤其是原蜀中籍贯者，在北方经营时，优先与那些对晋廷并非死心塌地的士族、豪强进行商业合作，让其在经济上与我南中产生关联，形成利益共同体。初期不必要求其表态，只需维持往来，潜移默化中，其立场自会受到影响。对其中确有才学、又对晋不满的寒门子弟，可秘密资助其学业，或暗示其可南来投效。”
“其四，默记‘得失’，以待天时。” 最后是长远布局，“北地司另一要务，乃是详细记录晋朝在益州各项政令之得失，尤其是那些引发士族不满、百姓怨声的政策。这些将来皆可成为我朝争取人心、揭露晋廷弊政的利器。”
诸葛瞻的策略，超越了简单的军事对抗和空洞的宣传，着眼于文化认同、情感联系和实际利益，旨在打一场围绕“正统性”和“人心”的持久战。刘谌听罢，深以为然：“卫将军此策，老成谋国，思虑深远！攻心为上，方是根本！便依此议，由北地司总责，郤令君协理文教，霍将军保障通路，秘密施行！”
张瑛激动领命，霍弋、郤正亦无异议。
新的巴蜀心向计划随即悄然启动。南中刻印的书籍中，悄然夹杂了赞美南中风光物产、描述学宫盛况的诗文；经由秘密商队运往北地的精美漆器、茶叶包装内，藏有以隐语写就的、报道南中轻徭薄赋、安置流民的消息；几笔神秘的善款被送至犍为郡一位拒不仕晋的故蜀名士后代家中；一位成都的丝绸商，在与南中的交易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优惠，只因他出身于一个曾受诸葛亮提拔的家族……
然而效果并非立竿见影，且风险依旧。晋朝司闻校尉的触角同样灵敏，数名涉嫌传播逆书的商贩被下狱，一条秘密商路被迫中断。但南汉方面采取了更谨慎的应对，切断联系，保全核心，如同壁虎断尾。
转机发生在章武七年（公元268年）春。晋益州刺史为迎合上意，强征蜀中锦缎、工匠入洛，用以充实宫廷，引起当地大批工坊主和织户强烈不满，怨声载道。北地司迅速捕捉到这一舆情，张瑛立即建议，利用此事件，加大情感维系力度。他亲自草拟了一篇不着痕迹的文章，借一位南中游学士子之口，追忆当年诸葛丞相治蜀时，如何重视工商、爱惜民力，与当下晋吏所为形成鲜明对比。此文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在蜀郡、梓潼等地部分士人中间流传，虽未敢明言反晋，却深深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
几乎同时，一位原蜀汉尚书郎的孙子，因家道中落，又受晋吏欺压，萌生南投之念。北地司经过周密安排，助其一家历尽艰辛，成功抵达永昌。刘谌亲自接见，抚慰有加，并授以官爵。此事虽秘而不宣，但其象征意义巨大，如同一声无声的惊雷，在暗中关注南中的北地士人心海中激荡开来。越来越多关于“南中朝廷求贤若渴、礼遇士人”的消息在私下流传。
“殿下，卫将军，”张瑛在一次密报中难掩兴奋地写道，自改行‘文心之策，虽无雷霆之势，然如春水渗壤，北地士林中对我的态度已有微妙变化。以往视我为流寇残余者，今多有改观，或好奇，或同情，甚有暗羡者。尤以年轻寒门子弟为甚，‘南投’之暗流，已悄然成形！”
诸葛瞻览报，对身旁的诸葛尚道：“看到了吗？得人心者，非必疆场决胜。文化之根，乡土之情，才是最难割断的纽带。司马氏可得天下，然欲得巴蜀之心，谈何容易！然此事业，需数代人之功，急不得，躁不得，唯有持之以恒。”
“巴蜀心向”之策，如同一场无声的春雨，悄然滋润着北方的土地。它未能立刻改变力量对比，却为南汉政权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纵深——人心的纵深。它使得这个偏居南隅的政权，在精神层面上始终与故土保持着一种坚韧的联系，为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变局，埋下了充满希望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