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决意调整海禁、经略海洋的旨意，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帝国的东南沿海，乃至朝堂之上。
市舶重开，万商云集：
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市舶提举司的衙署迅速建立起来，朝廷颁布了详尽的《市舶则例》，明确规定了进出口货物的种类、税则、交易流程以及番商行为准则。消息传出，沿海原本暗中进行的走私贸易为之一肃，众多持有“船引”（许可证）的中外商船开始光明正大地出入这三处港口。码头上，来自南洋的香料、宝石、犀角，来自日本的折扇、倭刀、硫磺，与大明出产的瓷器、丝绸、茶叶堆积如山。通译、牙行、脚夫等行业随之兴盛，港口城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虽然初期管理难免有些混乱，关税征收也需不断完善，但滚滚而来的商业税收，已然让户部官员眉开眼笑，证明了此举确为“利国利民”之良策。
靖海水师，初试锋芒：
新组建的靖海水师，以原抗倭精锐为骨干，整合沿海卫所战船，并开始换装格物院与造船厂联合研制的新式战船。这些船只借鉴了部分广船、福船的特点，又参考了缴获的倭船乃至一些阿拉伯商船的优点，船体更为坚固，帆橹并用，机动性增强，并预留了安放中小型火炮的位置。水师都督由在沿海征战多年、熟悉水战的将领担任。
水师成立后的首要任务，便是清剿近海匪患。针对倭寇、海盗来去如风、熟悉地形的特点，靖海水师采取“侦缉与突击并重，巡航与设伏结合”的策略，利用更大、更坚固的舰船和初步装备的火器，在几次遭遇战中均取得胜绩，接连端掉了数个沿海海盗巢穴，救回被掳百姓。捷报传回，沿海州县民心稍安，商船航行更为顺畅。靖海水师的龙旗，开始成为这片蓝色疆域上新的威慑力量。
朝堂波澜，廷争面折：
然而，开海之举并非一帆风顺。这一日大朝，当朱标询问诸司政务时，都察院一位资深御史出列，手持笏板，言辞激烈：
“陛下！臣闻市舶司设立以来，番商纷至，奇技淫巧之物充斥市井，重利轻义之风渐起，长此以往，恐坏我大明淳朴民风！且海疆不宁，水师虽有小胜，然万里海防，岂能尽顾？若引来更强之外寇，或使沿海奸民与番邦勾结，酿成巨患，悔之晚矣！臣恳请陛下，慎思开海之策，收紧船引，严控番商，以固国本！”
此言一出，立刻得到部分较为保守的文臣附和，他们引经据典，大谈“重农抑商”乃立国之本，担忧开海会动摇社会根基。
面对质疑，朱标并未动怒，而是将目光投向户部尚书和刚刚从沿海视察回来的景清。
户部尚书立刻出列，朗声奏报：“启禀陛下，自三地市舶司开设以来，仅三个月，所征关税及官营贸易抽分，已抵得上往年东南数省一年的盐税！且商路一通，沿海百姓依托港口，或受雇于商行，或自行经营小手工业，生计大为改善，此为实打实之利民！”
景清则紧随其后，语气沉稳有力：“王御史所虑，自有道理。然，岂可因噎废食？昔日北疆之患，正在于被动防守。今日海疆亦然。唯有主动经略，设立规矩，强大水师，方能将海上之利纳入掌控，将潜在之患消弭于未然。至于民风之虑，臣在沿海所见，百姓得利安居，感念朝廷恩德者众。只要官府引导得当，严惩不法，何愁风气不正？”
朱标静听双方辩论，待众人声音稍歇，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清晰而坚定：
“《大学》有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开源节流，开源为首。海贸之利，显而易见，乃天赐之财源，岂能弃之不用？”
“至于外寇内奸之患，”他目光扫过那些持反对意见的臣子，“唯有朝廷掌握主动，建立强大水师，明晰法度，严格稽查，方能杜绝。若因惧怕而闭关自守，则利权尽归私门，寇盗反得滋养，此乃下策。朕意已决，开海之策，必当坚定不移推行下去！然，诸卿所言之弊，亦需警惕。着令都察院、刑部加强对市舶司及沿海州县官员之监察，严防贪墨渎职、勾结番商；令靖海水师加紧练兵、造船，务必确保海疆安宁！”
海图初展，星宿可航：
朱标的乾纲独断，再次平息了朝堂争议。开海政策得以继续推进。与此同时，翰林院与四夷馆通力合作，一批来自阿拉伯、波斯的航海图志与纪略被翻译整理，与中原原有的航海经验相结合，绘制出了更为精确的《大明东南海疆图》，其上标注了主要的航道、岛屿、暗礁与季风规律。
一幅更加宏伟的蓝图，开始在朱标心中酝酿。他召见格物院中精于天文、算学的学者，以及一些经验丰富的老船工，询问远洋航海的可行性。望着那幅不断扩展的海图，朱标的目光似乎已越过近海，投向了那片传说中盛产香料的神秘群岛，乃至更遥远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的西方世界。
“欲通万国，必赖舟楫之利；欲利舟楫，必精航海之术。”朱标对身边的近臣感叹，“这海图，还需更远、更细。这海船，还需更大、更坚。”
陆地上的盛世根基已愈发牢固，而通往无尽财富与未知世界的蓝色大道，正在朱标的意志下，一寸寸地向前延伸。帝国的命运，即将与这片浩瀚的海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