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二日凌晨的重庆南山，被浓得化不开的夜色裹得严严实实。山风卷着长江的湿冷雾气，顺着松枝缝隙钻进来，拍打在木质了望塔的窗棂上，发出细碎而持续的“沙沙”声——那声音太像暗处涌动的暗流，在万籁俱寂里格外清晰。
徐渊站在电台旁，背脊挺得笔直，深灰色军呢大衣的下摆被夜风扫过，微微晃动，露出靴底沾着的山间湿泥。他没戴手套，双手此刻正无意识地摩挲着电台边缘冰冷的金属壳，光灯映在他脸上，把眼底的沉郁衬得愈发浓重。
电台旁的木桌上，摊开的不是他平日经手的实业报表——那些印着工厂产能、铁路运输量的纸张，此刻正被随意摞在角落，压着块镇纸——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泛黄的牛皮纸西北形势图。图上用红、蓝、黑三色墨水标注着各方势力的防区：红色箭头是红军的驻地，蓝色圈注着东北军的布防，黑色虚线则是中央军的推进路线，密密麻麻的标记像一张织在西北大地上的网，网住了无数人的命运。
徐渊的指尖缓缓落下，重重按在“西安”二字上。那两个墨字被摩挲得有些模糊，指节却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仿佛能透过纸张，触到那座古城墙下滚烫的地心——那里正翻涌着足以掀翻整个中国的岩浆。“张汉卿的日子，不好过啊。”他低声喃喃，声音被风吹得有些发飘，却带着切肤的了然。
他想起半年前从北平传来的那份密报，是潜伏在东北军总部的线人用米汤写的，烘干后字迹模糊却字字扎心：“士兵夜宿荒村，常抱故土泥土恸哭，枪托刻‘还我河山’四字，却奉命向陕北开拔——枪口对的，是同宗同源的同胞。”自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撕碎东北的黎明，这支军队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白山黑水的气息嵌在骨血里，却只能在关内的黄土坡上辗转飘零。徐渊能看清楚张学良心里的煎熬：上有“不抵抗”的千斤骂名压着，下有数十万将士思乡如焚的目光盯着，而他自己，满腔国仇家恨，却要握着枪，对准那些同样在反抗侵略的共产党人。
1935年深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时，徐渊正在重庆的兵工厂里查看新造的步枪。他当时就搁下扳手，对身边的助手说：“西北的水，要彻底浑了。”果然，蒋介石很快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一道命令把“剿共”的烫手山芋，连同“收复失地”的空头支票，一起塞给了张学良。徐渊指尖在地图上划过东北军与红军的对峙线，嘴角勾起一抹冷嗤——这是蒋氏最惯用的一石二鸟之计：让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去啃红军这块硬骨头，无论谁胜谁负，地方实力派的力量都会被削弱，而中央军只需坐收渔利。
可战局的发展，偏生跳出了南京的预料。直罗镇一役，东北军一个师几乎全军覆没，阵亡将士的名单传到西安时，张学良在办公室里砸碎了茶杯。可等来的不是南京的慰问，却是蒋介石的严厉斥责，以及军饷减半的通知。徐渊手里那份加密电报还带着油墨味：“张汉卿三赴洛阳谏言，声泪俱下，言‘东北军愿以死抗日，不愿同室操戈’，蒋公拍案怒斥：‘匪未肃清，何以言抗日？再敢多言，以通匪论处！’”他仿佛能看见张学良攥紧拳头的模样——军帽檐下的眼底全是血丝，那是壮志难酬的憋屈，是眼睁睁看着将士流血却无能为力的痛苦。
杨虎城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西北军本就是地方武装，早已被蒋介石视作异己，与红军作战屡战屡败后，更是成了南京眼里“无用的累赘”。徐渊收到的情报里写着：“杨部缺粮少弹，南京刻意克扣，士兵多有逃散。”两支被推到悬崖边的军队，在西北的寒风里，渐渐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
“劝谏无用，反而要拔他们的根基了。”徐渊拿起桌上最新的情报，那是半个时辰前译好的，写在一张薄薄的卷烟纸上，字迹潦草。上面只有短短几行：“蒋密令：东北军调往皖闽，分编入驻；西北军移防豫西，中央军接防西安。”他把卷烟纸捏在手里，这命令背后相当狠辣——调离西北，意味着东北军彻底失去立足之地，分散驻扎便是任人宰割，所谓“抗日归乡”，不过是镜花水月；而西北军离开经营多年的陕西，也会变成无根的浮萍，迟早被中央军吞并。这哪里是军事部署，分明是一道斩草除根的绝杀令。
他靠在桌沿，指尖轻轻叩着桌面，脑海里浮现出西安城内烛火摇曳的密室——张学良该是披着军大衣，来回踱步，军靴踩在青砖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杨虎城则坐在八仙桌旁，指尖夹着的烟燃到了尽头，烫得手一抖，才猛地回过神来。“君辱臣死，军辱将亡。”徐渊仿佛听见杨虎城沙哑的声音，“汉卿，再退一步，我们就是千古罪人，东北军和西北军，都得死无葬身之地。”张学良停下脚步，转身时，眼底的犹豫早已被决绝取代：“只能兵谏——逼他抗日，逼他给数十万将士一条活路！”
……
不知过了多久，电台的电流声陡然变得尖锐起来。“滴滴答答”的电码急促得像密集的鼓点，敲在人的心上，打破了房间的沉寂。译电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额角渗着冷汗，手指飞快地在纸上记录，笔尖划过纸张的“唰唰”声，竟比电码声还要急切。片刻后，他捧着写满字的纸跑过来，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徐先生，西安急电——东北军一部突袭华清池，和委员长的侍卫交火了！”
徐渊接过电文，指尖触到纸页的冰凉，心脏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猛地一缩，连呼吸都滞了半拍。他早有预料，可当“突袭华清池”“交火”这些字眼实实在在撞进眼底时，还是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来，顺着脊椎蔓延全身——历史的巨轮，终究在这一刻，以最猛烈的方式，碾过了既定的轨迹，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电文还在断续传来，译电员的声音断断续续，拼凑出骊山脚下那个混乱而决定性的夜晚：“华清池……凌晨两点……枪声打破宁静……委员长在睡梦中惊醒，只穿了件薄睡衣，赤着脚仓皇翻后墙……脚下一滑，跌进骊山山腰的石缝里……”徐渊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幅画面：寒夜的骊山，松涛阵阵，月光惨白得像霜，蒋介石蜷缩在狭窄的石缝里，脸上沾着泥土和草屑，往日里不可一世的威严荡然无存，只剩下被寒风冻得瑟瑟发抖的狼狈——这位手握全国军政大权的委员长，恐怕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姿态，成为麾下将士的俘虏。
与此同时，西安城内的枪声也渐次平息。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如同出鞘的利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整座城市：宪兵司令部的岗哨还没来得及端起枪，黑洞洞的枪口就已经顶在了胸口；公安局的武装被解除时，警铃的按钮还在发烫，却再也发不出声响；机场的跑道被军车横堵，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螺旋桨被铁链牢牢锁住，断了南京方面驰援或撤离的可能；火车站的站台被士兵封锁，北上的列车刚驶出站台，就被拦了回来。陈诚、卫立煌、蒋鼎文……十余名随蒋而来的军政大员，还在寓所的暖被窝里酣睡，就被破门而入的士兵堵在了床上，睡袍上还带着体温，人却已经成了阶下囚。南京政府的“大脑”，在这一夜之间，被生生掐断了运转的可能。
天光未亮，东方的天际线刚泛起一丝鱼肚白，一份通电便从西安的电台里发出，通过无线电波传遍全国，像一道惊雷，在沉睡的中国大地上炸响。“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杨的八项抗日主张，字字千钧，砸在每个国人的心上。
徐渊放下电文，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山风带着刺骨的冷意灌进来，吹得他额前的碎发凌乱地飘动，脸颊被冻得微微发麻。他望向北方，那里的西安，此刻正被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紧紧聚焦：南京城内，何应钦等人在军委会里拍着桌子喊“武力讨伐”，宋美龄却急得团团转，一边联系宋子文斡旋，一边发电报给张学良“求保委员长安全”；日本驻华使馆的灯火彻夜未熄，外交官们围着地图低声商议，眼底满是贪婪——他们巴不得中国内战升级，好趁机扩大侵略；苏联方面的电报迟迟未到，态度暧昧得让人捉摸不透，既怕事变扩大影响抗日大局，又想借机拉拢张杨；而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想必已经彻夜未眠，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将直接牵动这场事变的走向，牵动整个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