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十三年的深秋，敦煌莫高窟的画师正在洞窟里勾勒飞天的飘带。朱砂研得极细，混着西域的胡桐泪胶，在岩壁上晕开暖红的光。他忽然停笔，望着角落那卷被风沙磨得卷边的《蜀书》抄本——是三十年前从长安带来的，纸页间还夹着半片干枯的蜀葵花瓣。
“阿父，这书里说的‘绵竹’，真有那么多战死的人吗？”小徒弟举着油灯凑近，灯光在岩壁上投下晃动的影子。他刚满十二岁，只知道长安的繁华，不懂书里“汉祚永存”四个字为何要写得那样重。
画师放下笔，指尖抚过抄本上“苏临州”的名字，忽然想起年少时在长安酒肆里听的故事。说书人拍着醒木讲蜀汉旧事，说有个将军在绵竹战死，临死前把断剑插进地里，剑穗上的红绸被血浸透，像极了蜀地三月的杜鹃。
“何止绵竹，”画师低声道，“成都城外的竹林里，还埋着个护书的老臣呢。”他小时候跟着商队走过蜀道，见过锦官城外那片老槐林，当地人说，月圆的时候，能听见槐树下有人在念书，字里行间都是“先帝”“丞相”。
小徒弟似懂非懂，指着抄本里“江油守将马邈降”的记载问：“他为什么要投降？”
画师沉默了。抄本里附了马邈的家书，是沈砚之特意补录的——“城破当夜，妻自缢，怀中抱幼子。吾降，非贪生，恐城破屠戮，累及百姓。”字迹潦草，墨点溅得到处都是，像写的时候在发抖。
“或许是怕了，或许是……”画师没说下去。他想起去年在河西见到的吐蕃老兵，说当年攻破沙洲时，守将张议潮也曾写过血书，说“愿以微躯保一方百姓”。后来张议潮降了，却悄悄派人带着地图潜回长安，地图背面写着“河西故土，终当归唐”。
有些选择，青史里只记“降”或“战”，背后的千回百转，却要藏在故纸堆的褶皱里。
抄本的最后几页，是晚唐文人的批注。有人写“蜀亡于刘禅昏聩”，旁边立刻有反驳的字迹：“后主降时，成都户二十八万，若死战，恐十不存一。”墨迹新鲜，像是刚写上去的。
画师忽然想起藏经洞角落里那卷残破的《仇国论》——是谯周的着作。当年谯周力主降魏，被后世骂作“卖国贼”，可这卷抄本的末尾，却有个无名僧人写了句：“观其文，知其忧。蜀地疲弊，再战，民将无食。”
风从洞窟外灌进来，卷起抄本的纸页，发出“哗啦”的声响。画师抬头，看见飞天的飘带在灯光下轻轻晃动，忽然觉得那些线条里，藏着的不只是佛国的慈悲，还有人间的无奈。
“阿父，你说那些人，知道自己的故事能传到敦煌吗？”小徒弟又问，手里的油灯晃了晃，照亮岩壁上刚画的菩萨像，眉眼温柔，像极了蜀地传说中护佑读书人的“文曲星”。
画师笑了。他想起去年在洛阳，见过一个姓苏的书生，说自己是苏临州的后人。那书生怀里揣着半块玉佩，玉上“临州”二字已经磨得快要看不清，却被摩挲得温热。书生说，家里祖训，每年清明都要朝着蜀地方向祭拜，哪怕已经迁到中原三代了。
“应该知道吧，”画师重新拿起画笔，朱砂在岩壁上晕开，像一滴未落的血，“他们把话写在纸上，把魂留在字里，就是盼着有人能懂。”
夜幕降临时，画师把《蜀书》抄本小心收好，藏进藏经洞的深处。洞外的风沙越来越大，打在窟檐上，像无数人在低声诉说。他站在洞窟门口，望着远处的祁连雪山，忽然想起抄本里沈砚之写的最后一句话：“蜀地的风，终会吹过秦岭，吹过长江，吹到每个记着汉家故事的地方。”
三百年后，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发现时，那卷《蜀书》抄本已经蒙上了厚厚的尘土。但当考古学家展开它时，依然能看清沈砚之的字迹，能摸到苏珩补记时特意留下的蜀葵花瓣印痕，能在字里行间，听见千年前蜀地的风声——那风声里，有绵竹战场的呐喊，有柴房护书的沉默，有少年走进风雪的脚步，还有青史之外，那些未曾被遗忘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