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西的张府青砖黛瓦，飞檐上的铜铃被晨露浸得发亮。沈砚之站在刻着“汉尚书令”字样的门楣下，望着门环上盘着的鎏金螭龙——这是章武年间刘备亲赐的规制，如今龙鳞已被岁月磨得模糊，却仍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威严。
“沈先生，苏大人，里面请。”管家老张头佝偻着身子引路，青布长衫上打了块补丁，与府邸的气派格格不入。穿过三进院落，正厅门前的石阶上摆着两盆罕见的海石榴，花瓣上还沾着夜露，老张头说：“这是当年从洛阳移来的，老爷说，见花如见故土。”
正厅里，前司徒张裔的儿子张阜正临帖，宣纸上“还于旧都”四个字力透纸背。见客来，他放下狼毫，指着墙上的《洛都风物图》：“先祖随先主入蜀时，带了这幅图。那时总想着，用不了十年就能回去，没想到，这图都泛黄了，还挂在成都的墙上。”
沈砚之的目光落在博古架上的青铜鼎上，鼎腹刻着“建安二十四年造”，正是刘备取汉中那年。他想起《三国志·张裔传》里的记载：张裔原为刘璋部下，刘备入蜀后归降，官至丞相长史，却始终被荆州集团视作“东州派”，临终前还在叹“未能归葬洛阳”。
“先生可知，成都城里像我们这样的‘旧人’有多少？”张阜给茶盏斟上蒙顶茶，茶汤里飘着片嫩绿的茶叶，“当年刘璋麾下的官员，归降后能做到九卿的，不过三人。大多像家父这样，挂个闲职，手里半点实权没有。”
苏临洲翻开随身携带的《蜀臣谱》，上面记载着蜀汉历任官员的籍贯：丞相诸葛亮是琅琊人，大将军蒋琬是零陵人，尚书令费祎是江夏人——中枢重臣里，益州本土士族竟不足三成。“延熙年间，益州人杨洪想做蜀郡太守，陛下却用了荆州来的廖立，可有此事？”
张阜冷笑一声，指了指窗外的菜畦：“那片地原是我家的良田，建兴六年被征去做了丞相府的军屯。杨洪连自家地都保不住，还想争太守之位？”他忽然压低声音，“景耀年间，宦官黄皓卖官，一个县令要价百金，益州人买的，比荆州人贵三成。”
正厅西侧的偏房里，堆着数十箱典籍，最上面一箱贴着“蜀科残卷”的标签。沈砚之抽出一卷，是建兴三年诸葛亮制定的律法，其中“禁益州人私藏甲兵”一条，墨迹比其他条文深了三分，像是反复誊写过。“这律法，是专门针对本土士族的？”
“不止甲兵。”张阜从箱底翻出块木牌，上面刻着“限田令”三个字，“建兴九年，丞相下令，益州人每家最多占田百亩，多出来的充公。可荆州来的将领，哪个不是田连阡陌？”他指着府后的竹林，“那片竹林原是李严的产业，他被罢官后，家产没入官府，最后却赏了蒋琬的侄子。”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张府的族谱上。泛黄的纸页里，张裔的名字旁写着“食邑三百户”，而他儿子张阜的名下，却只写着“食邑五十户”。“我家的俸禄，建兴年间还能雇得起两个仆役，延熙年间就只剩一个老张头了。”张阜的声音里带着自嘲，“去年我想给儿子捐个郎官，凑了半年的钱，还不够黄皓府里的门包。”
离开张府时，沈砚之注意到门房的墙上贴着张告示，是景耀五年朝廷催缴赋税的文书，其中“益州人缴粮一石，荆州人缴八斗”的字样，被人用墨汁涂得漆黑。“这是……”
老张头叹了口气：“是小少爷涂的。他说，都是汉民，凭什么益州人要多缴？”他忽然指向街角的酒肆，“那家店的老板是犍为人，去年因为税银缴晚了，被差役打断了腿。”
他们沿着城墙根往城东走，路过益州大姓谯周的府邸。府门紧闭，门环上的铜锈比张府更厚，门楣上“光禄大夫第”的匾额，漆皮已经剥落了大半。“景耀六年，谯周力主投降，是不是和这有关？”苏临洲问。
沈砚之想起谯周的《仇国论》，其中“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一句，当年读时只觉迂腐，此刻却品出几分无奈。“章武元年，先主入蜀，益州士族献粮十万石；到了景耀年间，魏军兵临城下，朝廷要征粮，益州人却把粮藏进了山洞。”
城东南角的茶馆里，几个老者正围着棋盘争论。穿青布长衫的老者拍着桌子：“若不是诸葛亮把益州人当外人，我们怎会落到这步田地？”戴方巾的老者反驳：“至少丞相还能打胜仗，后主连黄皓都管不住！”
沈砚之在旁坐下，听他们说起延熙年间的一件旧事：益州人张嶷平定越巂郡叛乱，立下大功，朝廷却只赏了百匹蜀锦，而荆州人马忠打了败仗，却被封为镇南大将军。“就像这棋盘，”青布长衫的老者用棋子敲着桌面，“益州人是卒，荆州人是车，卒子冲在前头送死，车却在后面坐享其成。”
暮色降临时，他们走到成都最大的粮仓外。守军正在搬运粮草，麻袋上印着“南郑军仓”的字样，却被人用红漆改成了“成都士族”。“这是……”苏临洲不解。
守仓的老兵说：“景耀三年，城里的士族联合起来，把军粮偷偷运到黑市卖，还改了标记，说是‘借’的，至今没还。”他指向远处的火光，“那是士族的庄园，他们正在酿酒，而前线的士兵，连糙米都吃不饱。”
沈砚之望着粮仓上空盘旋的乌鸦，忽然明白，蜀汉的朝堂就像这棋盘，荆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的棋子相互倾轧，却忘了棋盘外还有曹魏的千军万马。当士族的门越来越紧闭，当本土的民心越来越疏离，这个以“汉”为名的政权，早已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