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的成都，寒风卷着细雨敲打着宫城的朱漆大门。太极殿内，后主刘禅的手指在案几上无意识地摩挲着，眼前摊开的是两份截然不同的奏疏：一份是北地王刘谌血书的《请战表》，字迹因激动而颤抖，字里行间满是“与社稷共存亡”的决绝；另一份是光禄大夫谯周的《降议》，笔墨沉稳，句句指向“降魏以全宗族”的现实选择。殿外的雨声越来越急，仿佛在为这个存续四十三年的政权敲着丧钟，而这场关于“降与战”的终极博弈，早已在数十年的矛盾积累中写好了结局。
一、谯周的“降议”：益州士族的集体发声
谯周在朝堂上的发言，始终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当他第三次叩请刘禅“审时度势，早降魏国”时，花白的胡须上还沾着朝服的褶皱，声音却异常坚定：“陛下若死守成都，邓艾必屠城泄愤，宗室百官恐无遗类；若南奔南中，夷人素怀二心，昔诸葛丞相南征虽服其表，未安其里，今仓促往依，必为所制；若东投东吴，吴蜀本为唇齿，今蜀亡吴必不能久，届时陛下再降，屈辱更甚。唯降魏一途，可保陛下及蜀地百姓无虞。”
这番话看似是临危之际的权衡，实则是益州士族压抑数十年的政治宣言。自刘备入蜀以来，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人，始终处于权力结构的边缘。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定成都后，任用的文臣武将多为荆襄旧部，如诸葛亮、关羽、张飞等，益州士族仅能担任劝学从事、郡丞等闲职。即便是张裔这样的益州才俊，虽曾被诸葛亮称赞“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却因与杨洪争执而被外放，终其一生未能进入中枢。
蜀汉的“法治”政策，更让益州士族感到不适。诸葛亮制定的《蜀科》，强调“赏罚必信，无恶不惩”，看似公平，实则压缩了士族的特权空间。东汉以来，益州士族依靠“察举制”垄断官场，子弟可通过门第入仕，而蜀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标准，打破了这种垄断。谯周的学生陈寿在《三国志》中隐晦地批评：“蜀土人士，专权自恣，亮惩其然，威之以法，法峻而犯者寡。”这种“峻法”背后，是外来政权对本土势力的压制，也埋下了士族与蜀汉政权疏离的种子。
到了刘禅后期，这种疏离演变为公开的抵触。黄皓专权时，益州士族“皆怨其浊乱国政”，却无力抗衡；姜维北伐导致“民皆菜色”，士族的田产收入大幅缩水，对蜀汉的不满达到顶点。当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的“降议”之所以能得到多数大臣支持，正是因为它代表了益州士族的核心诉求：通过改朝换代，重新夺回在本地的政治主导权。
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降魏后，谯周被封为阳城亭侯，其弟子陈寿得以修史，益州大族如张、李、陈等家族均保留了田产爵位，而荆襄集团的后裔如诸葛京（诸葛亮之孙）则被迁往洛阳，置于曹魏监控之下。这种利益的重新分配，让益州士族真正成为了“降魏”的受益者，也证明谯周的选择并非个人怯懦，而是整个集团的现实考量。
二、刘谌的“死谏”：正统叙事的最后挽歌
北地王刘谌在昭烈庙中的自尽，是蜀汉“正统叙事”最悲壮的注脚。据《汉晋春秋》记载，他在太极殿与刘禅争执时，“伏地哭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陛下苟能死战，臣愿率宗族子弟为先驱，虽死无恨！’”被刘禅斥退后，他带着妻子儿女进入刘备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鲜血染红了庙内的青铜香炉，也为蜀汉的“汉室正统”画上了血色句点。
蜀汉的“正统性”建构，始于刘备称帝（公元221年）。当时曹丕篡汉，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汉”，意在宣称自己是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反复强调“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将这种叙事转化为政权的精神支柱。为强化正统性，蜀汉还刻意模仿东汉制度：设尚书台掌政务，置九卿分掌庶务，甚至连祭祀礼仪都复刻汉制，试图通过形式上的相似，维系“续汉”的合法性。
但到了刘禅时期，这根精神支柱已逐渐腐朽。一方面，“兴复汉室”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诸葛亮五次北伐均无功而返，姜维的六次北伐更是导致“国内虚耗”，民众对“还于旧都”的承诺日益麻木。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当时益州民间流传着“汉祚已尽”的谶语，连小孩都唱着“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暗示曹魏将取代蜀汉。
另一方面，刘禅的昏庸加速了正统叙事的崩塌。他不仅宠信黄皓，荒废朝政，甚至在姜维奏报“钟会治兵关中，欲图蜀”时，竟以“鬼神之言，谓敌终不自致”为由置之不理。这种对“先帝遗志”的背离，让“汉室正统”成了自欺欺人的空话。刘谌的死谏，本质上是想以极端方式唤醒政权的精神内核，却无奈发现，支撑这个政权的信念早已被权力腐蚀、被现实磨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蜀汉的“正统”在益州本土从未真正扎根。对益州士族而言，刘备集团与曹操、孙权一样，都是“外来政权”，所谓“兴复汉室”不过是荆襄集团的政治口号，与益州的利益无关。当刘谌在昭烈庙中泣血时，成都城内的百姓多在盘算“降魏后赋税是否会减轻”，而非“汉室是否存续”。这种精神层面的割裂，注定了“正统叙事”只能是少数人的执念，无法转化为全民的抵抗意志。
三、南逃之议的虚妄：边疆治理的长期困境
“南奔南中”的提议，曾被少数大臣视为最后的退路。他们认为，南中七郡（今云南、贵州一带）地势险要，“山林险阻，易守难攻”，且诸葛亮曾南征平叛，“夷人已服”，可暂避锋芒，再图恢复。但这种想法，忽视了蜀汉对南中治理的深层隐患，也低估了边疆与中央的疏离程度。
诸葛亮的南征（公元225年），虽达成“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表面成果，却未能建立有效的统治。他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任命当地豪族如孟获为御史中丞，让他们“世领其地”，实则是默认了南中的半独立状态。据《三国志·李恢传》记载，李恢治理南中时，“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这种掠夺式的资源索取，导致“夷人怨恨，屡起叛乱”。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刘胄叛乱；延熙三年（公元240年），张嶷平定越嶲郡叛乱；延熙十年（公元247年），汶山郡夷人反——南中几乎每隔数年就爆发一次叛乱，证明蜀汉的统治从未稳固。
南中的经济条件也无法支撑一个流亡政权。该地区“土地贫瘠，物产寡薄”，主要产出为耕牛、战马、犀革等，缺乏粮食储备。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南中七郡的户口仅占蜀汉全国的15%，却需供养大量驻军，经济早已不堪重负。若刘禅率朝廷南迁，仅粮食供应就难以维持，更别说组织反攻。
最关键的是，南中豪族对蜀汉并无忠诚可言。他们之所以臣服，不过是畏惧诸葛亮的军事威慑，一旦蜀汉国力衰退，必然趁机自立。谯周在驳斥南逃之议时说得透彻：“南中诸夷，平常无供，犹数反叛，今若内徙，必增其负担，叛必更速。届时陛下欲归无路，欲战无兵，悔之晚矣。”后来的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蜀汉灭亡后，南中豪族很快归附曹魏，并未有任何“复蜀”举动。
南逃之议的被否决，不仅因为南中不可靠，更因为益州士族的反对。他们的田产、宗族都在成都平原，若跟随刘禅南迁，必然失去所有根基。当朝堂上无人支持南逃时，这条看似可行的“退路”，实则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四、刘禅的“理性”：弱势君主的生存逻辑
后世多以“乐不思蜀”嘲讽刘禅的昏庸，但细究他的投降决策，却能看到一个弱势君主在绝境中的生存智慧。对刘禅而言，“降魏”并非突然的怯懦，而是基于对自身处境、政权本质和现实利益的综合判断。
从个人安危看，刘禅清楚抵抗的结局。当时成都城内“兵不满万，粮仅一月”，而邓艾的军队虽经阴平险路损耗，仍有三万余人，且士气正盛。若死守，轻则被俘受辱，重则如刘谌所言“宗室无遗类”。而曹魏有善待降君的先例：汉献帝刘协被封为山阳公，食邑万户；原蜀汉将领孟达降魏后，被封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刘禅判断“降魏”可保性命，后来他被封为“安乐公”，食邑万户，确实实现了“全身保族”的目标。
从政权本质看，刘禅或许早已意识到蜀汉的脆弱性。这个由外来集团建立的政权，始终未能融入益州社会，当军事防线崩溃后，失去的不仅是土地，更是统治的合法性。他在降书中自称“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刻意淡化“汉室正统”的身份，承认蜀汉不过是“据有巴蜀”的地方政权，这种自我定位的调整，实则是对现实的妥协。
从统治基础看，刘禅对群臣的忠诚度已不抱希望。黄皓专权时，官员“或附皓，或避之”，人心涣散；诸葛瞻在绵竹战败前感叹“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深重。当邓艾兵临城下时，刘禅曾试图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却发现“群臣或默，或言降，无一人言战”，这种孤立无援让他明白，继续抵抗只会沦为孤家寡人。
刘禅的“乐不思蜀”，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当司马昭在洛阳设宴试探：“颇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看似没心没肺，实则避免了被猜忌加害。这种“示弱”的智慧，让他在曹魏的监控下安度余生，比后来东吴末帝孙皓因“出言不逊”被杀的结局好得多。对一个失去权力的君主而言，“活着”或许就是最后的胜利。
结语：认同缺失下的必然落幕
成都城的降旗升起时，标志着蜀汉政权的终结，也宣告了一个时代命题的答案：一个无法获得本土民众认同的外来政权，无论如何标榜“正统”，终究难以长久。益州士族的现实选择、正统叙事的崩塌、边疆治理的困境，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蜀汉从未真正成为“益州之蜀”，而只是“荆襄集团之蜀”。
当刘禅走出成都城门，向邓艾献上印绶时，或许会想起建安十九年刘备入蜀时的场景：那时的益州百姓曾夹道欢迎，期待“仁政”的到来；四十三年后，他们却平静地接受了新的统治者。这种态度的转变，不是因为民众健忘，而是因为蜀汉用四十年的统治证明，它终究是一个“外来者”。
灭亡蜀国的，从来不是邓艾的奇袭，也不是刘禅的昏庸，而是那种深入骨髓的认同缺失。这或许是蜀国灭亡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