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的降旗插上成都城头，不仅终结了一个政权的生命，更将数十万蜀地军民抛入了历史的洪流。当刘禅的车驾缓缓驶向洛阳，当姜维的复国计划在成都的血泊中破灭，蜀汉的遗民们——无论是外来集团的后裔、益州本土士族，还是普通百姓——都不得不面对“改朝换代”的残酷现实。他们的命运选择、记忆重构与身份转换，不仅是蜀汉灭亡的直接余波，更折射出这场政权更迭对社会深层的影响。本章将透过遗民的视角，探寻蜀汉灭亡后蜀地社会的变迁，以及这段历史如何在记忆与遗忘中被重新书写。
一、权力交替中的生存选择：不同群体的命运分野
蜀汉灭亡后，曹魏（及后续的西晋）对蜀地采取“怀柔为主、压制为辅”的治理策略，而不同身份的蜀汉遗民，基于自身利益与立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生存选择，这些选择也决定了他们此后的命运轨迹。
外来集团后裔的“边缘化”与“本地化”。蜀汉的外来集团（荆襄籍、北方籍）在政权灭亡后面临艰难抉择：返回故乡（中原或荆州），或留在蜀地接受新政权统治。对于高层官员的后裔，如诸葛亮之子诸葛京、张飞之孙张遵（幸存者）等，曹魏采取“优容政策”——诸葛京被任命为郿县令，张遵被授予闲职，通过“授官安抚”消除潜在威胁。但这些人在西晋官场中始终处于边缘，“虽有官爵，不掌实权”（《晋书·诸葛京传》），难以重现父辈的荣光。更多中下层外来后裔，则因“故乡遥远、产业在蜀”选择留居，逐渐与益州本土社会融合。他们中的一部分通过联姻、经商融入本地士族网络，如荆州籍的马氏家族（马岱后裔）与蜀郡张氏通婚，成为“本土化的外来者”；另一部分则因失去政治特权，沦为普通平民，其“外来身份”在几代人后逐渐淡化。
益州本土士族的“主动适应”与“利益巩固”。对益州士族而言，蜀汉灭亡更像是“外来统治的终结”，他们迅速调整姿态，主动融入曹魏（西晋）治理体系。谯周因“劝降有功”被封为阳城亭侯，其子谯熙袭爵，家族地位远超蜀汉时期；张裔之子张毣被任命为广汉太守，继续掌控地方实权；郤正作为刘禅的侍从，随迁洛阳后“被赐爵关内侯，颇受晋武帝赏识”（《三国志·郤正传》）。这些士族通过“合作”换取了利益巩固：西晋延续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益州士族凭借“乡党评议”的优势，垄断了地方选举权，“蜀郡、广汉、犍为三郡的中正官，皆为本土大姓担任”（《华阳国志·后贤志》）。他们甚至通过编纂地方志（如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塑造“益州士族辅佐新朝”的历史形象，将自己从“蜀汉的合作者”改写为“晋朝的奠基者”。
普通百姓的“被动接受”与“生活延续”。对蜀地百姓而言，改朝换代的直接影响是“赋税徭役的短暂减轻”——西晋初期为稳定统治，“减蜀地租税三成，罢除姜维时期的额外徭役”（《晋书·食货志》），这让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得到喘息。他们对政权更迭的态度更为务实：既不怀念蜀汉的“重赋”，也不主动依附曹魏的“新政”，只求“安稳度日”。成都平原的农民继续耕种土地，只是缴纳租税的对象从“汉”变为“晋”；蜀锦工匠仍在作坊劳作，产品从“蜀军物资”变为“晋朝商品”；南中夷族则利用政权交替的空隙，恢复了部分自主权益，“晋朝虽设南中校尉，却不得不依靠本地渠帅治理”（《三国志·李恢传》注引《晋中兴书》）。对普通百姓而言，“生存”始终是第一位的，政权的旗帜变化，远不及“能否吃饱穿暖”重要。
降将与士兵的“离散”与“重塑”。蜀汉的降军（约四万余人）被西晋编入军队，分散部署于关中、淮南等地，“姜维旧部多被迁至关中，防备鲜卑”（《晋书·武帝纪》）。这些士兵失去了“蜀军”的身份认同，在异乡军营中逐渐被同化，部分人因战功获得晋升，如原蜀汉牙门将句扶之子句安，在西晋灭吴之战中“累功至鹰扬将军”。但更多士兵因“蜀兵”身份受到歧视，“常被派往最前线，死亡率远高于中原士兵”（《晋书·刘颂传》）。他们的命运折射出“失败者”在新政权中的边缘地位——个体的价值被淹没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宏大叙事中。
不同群体的命运分野，本质上是“利益重新分配”的结果：外来集团因失去特权而边缘化，本土士族因主动合作而巩固利益，普通百姓则在政权交替中寻求生存空间。这种分化，也让“蜀汉遗民”的群体概念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晋朝蜀地臣民”的新身份。
二、记忆重构中的历史书写：蜀汉形象的淡化与重塑
政权的更迭往往伴随着历史记忆的重构。西晋时期，蜀汉的历史形象在官方叙事、私人着述与民间传说中被不断重塑，其“兴复汉室”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淡化，最终成为“偏安一隅、自取灭亡”的负面案例。
官方叙事的“贬抑化”与“合法化”。西晋作为曹魏的继承者，需要通过否定蜀汉的合法性来巩固自身统治。司马昭在灭蜀后发布的诏书中，称蜀汉“伪主刘禅，昏庸暴虐，姜维穷兵黩武，使蜀民遭殃”（《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晋起居注》），将灭蜀定义为“解救蜀民的义举”。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进一步将蜀汉定性为“僭伪政权”，规定“官方史书不得称蜀为‘汉’，必称‘蜀’或‘伪蜀’”（《晋书·职官志》）。这种官方叙事通过史书编纂（如王沈《魏书》）、诏书颁布、官员言论等渠道不断强化，使得“蜀汉非法”成为主流认知。更重要的是，西晋将诸葛亮塑造成“忠诚而不明时势”的悲剧人物，既肯定其“治政才能”，又批评其“北伐徒劳”，这种“有限肯定”的态度，既消解了蜀汉的正统性，又维持了“忠君”的伦理秩序。
私人着述的“矛盾性”与“选择性”。蜀地本土学者在书写蜀汉历史时，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态度。陈寿作为《三国志》的作者，曾仕蜀汉，其叙事既包含对诸葛亮“科教严明”的肯定，也有对刘禅“昏庸”的批评，更将姜维北伐称为“玩众黩旅，明断不周”（《三国志·姜维传》）。这种“褒贬交织”的写法，既是对历史的客观记录，也暗含“迎合晋朝官方”的考量——通过承认蜀汉的缺陷，证明西晋统一的合理性。常璩的《华阳国志》则更侧重益州本土视角，将蜀汉描述为“外来政权对蜀地的消耗”，强调“谯周劝降”的“保民之功”，实际上是为益州士族的“合作”行为辩护。唯有习凿齿《汉晋春秋》坚持“以蜀汉为正统”，但这部书在西晋并未流传，其观点直到东晋才因“偏安局面”被重新重视——这恰恰说明，历史记忆的书写始终受制于现实政治需求。
民间传说的“碎片化”与“情感化”。与官方、学者的理性叙事不同，蜀地民间对蜀汉的记忆更具情感色彩，且多以碎片化的传说形式存在。成都民间流传着“诸葛亮显灵”的故事：“晋朝初年，成都大旱，百姓祷于武侯祠，竟得降雨”（《太平广记》引《异苑》），反映出百姓对诸葛亮治蜀时期的怀念。关于姜维的传说则充满悲情：“姜维死后，其胆化为大斗，遗留在剑阁，每逢阴雨，可闻战鼓之声”（《华阳国志·蜀志》注引《蜀记》），寄托了对“失败者”的同情。但这些传说并未形成系统的“蜀汉认同”，更多是对个体人物的情感投射。随着时间推移，民间记忆逐渐模糊，至东晋时，蜀地儿童已“不知刘备、刘禅为何人，唯识诸葛丞相之祠”（《世说新语·排调》）。
历史记忆的重塑，本质上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体现。西晋通过官方叙事否定蜀汉的合法性，益州士族通过私人着述重构自身角色，民间则在情感化的传说中保留零星记忆。这种多维度的记忆重构，让蜀汉从“一个政权”逐渐变为“一段历史”，其灭亡的教训被提炼为“治国者当以民为本”“不可穷兵黩武”等普适性原则，而其“兴复汉室”的理想，则被慢慢淡忘。
三、文化认同的转型：从“蜀汉”到“晋蜀”的身份转换
蜀汉灭亡后的数十年间，蜀地的文化认同经历了从“蜀汉臣民”到“晋朝蜀地人”的缓慢转型。这种转型不是通过强制同化实现的，而是在制度、习俗、教育等层面的潜移默化中完成，最终形成“既保留蜀地特色，又融入中原体系”的新文化形态。
制度整合下的“规范统一”。西晋在蜀地全面推行中原制度，打破了蜀汉时期“外来制度与本土习俗并存”的局面。行政上，将蜀汉的“郡—县”二级制改为“州—郡—县”三级制，益州成为西晋十九州之一，由洛阳直接派遣刺史；法律上，废除诸葛亮制定的《蜀科》，推行《晋律》，“除其酷法，约其条文”（《晋书·刑法志》），如取消“私藏兵器者腰斩”的严苛条款；赋税上，实行“课田制”，按土地面积征收粮食，取代了蜀汉的“高比例租税”。这些制度变革，让蜀地在行政、法律、经济层面与中原接轨，客观上加速了“晋朝认同”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西晋在推行制度时保留了一定弹性，如允许南中夷族“以物代税”（用金、银、盐等代替粮食），这种“因地制宜”的策略，减少了文化抵触。
习俗融合中的“双向调适”。蜀地的本土习俗与中原礼仪在西晋时期出现双向融合。一方面，中原习俗逐渐传入蜀地：婚丧嫁娶遵循“六礼”，取代了蜀地部分“巫鬼仪式”；节日庆典中，“寒食节”“七夕节”等中原节日逐渐流行，与蜀地传统的“蚕神节”并存。另一方面，蜀地习俗也影响了中原：蜀锦成为洛阳贵族的时尚单品，“蜀锦妆花”的工艺被引入中原织锦业；川菜的“麻辣”口味通过移民传入关中，“蜀姜”成为中原饮食的重要调料。这种“双向调适”避免了文化冲突，让蜀地百姓在“保留本土特色”的同时，逐渐接受“晋朝文化”的身份标签。
教育普及中的“观念重塑”。西晋在蜀地恢复太学，重建地方学校，通过教育传播中原文化与晋朝观念。成都太学“置博士五人，教授《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晋书·职官志》），教材与洛阳太学完全一致；地方学校则由益州士族主持，如蜀郡太守张毣“在郡兴学，招纳生徒，讲授儒家经典”（《华阳国志·蜀志》）。教育内容的统一，使得蜀地士人逐渐接受中原的价值观念，如“忠君”“大一统”等，而蜀汉的“正统叙事”则被排除在课堂之外。至西晋中后期，蜀地士人已“以能通中原典籍为荣，以不识洛阳雅言为耻”（《世说新语·文学》），文化认同的转型基本完成。
文化认同的转型，标志着“蜀汉”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彻底终结。蜀地在保留自身地域特色的同时，融入了西晋的大一统体系，其居民的身份认同从“蜀汉人”变为“晋朝的蜀地人”。这种转型并非对历史的遗忘，而是在新的政治框架下，对地域身份与国家认同的重新整合。
结语：历史的尘埃与永恒的回响
蜀汉灭亡后的余波，最终在制度整合、记忆重构与文化转型中逐渐平息。外来集团的边缘化、本土士族的适应、百姓的生存选择，共同勾勒出政权更迭中社会各阶层的命运图谱；官方与民间对蜀汉历史的不同书写，揭示了记忆如何被权力与利益重塑；而文化认同的缓慢转型，则证明“认同”从来不是固定的标签，而是随时代变迁的动态过程。
站在西晋的视角回望，蜀汉的灭亡只是“大一统进程”的一个环节；但对那些亲历者而言，它却是人生轨迹的转折点——有人在新朝获得荣华，有人在动荡中失去一切，更多人则在历史的洪流中默默生存。这些个体的命运汇聚在一起，构成了蜀汉灭亡最鲜活的注脚。
千百年后，当人们在成都武侯祠前凭吊诸葛亮，在绵竹关凭吊诸葛瞻，在阴平古道想象邓艾的奇袭时，蜀汉的灭亡已不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化为一个象征——它象征着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象征着权力与民心的博弈，象征着所有王朝兴衰都无法逃脱的历史逻辑。
历史的尘埃终将落定，但那些关于兴衰、得失、存续的思考，却会永远回响在时间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