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深秋，成都城内的桂花落了满地，却掩不住空气中弥漫的焦灼。光禄大夫谯周的府邸外，连日来车水马龙，益州本地的士族子弟接踵而至，他们低声议论的并非前线战事，而是《仇国论》中那句“处小弱而无法术，虽竭精神，欲以保宗祀，不可得也”。与此同时，南中七郡的大姓豪强正聚在滇池边，看着蜀汉官员送来的征兵文书冷笑——自诸葛亮南征时立下的“纲纪”，早已在数十年的苛政中变得形同虚设。这两条看似无关的线索，实则指向同一个真相：当统治阶层与被统治群体之间的信任彻底断裂，当外来政权始终未能与本土社会真正融合，蜀汉的灭亡便不再是军事失利的偶然，而是士庶离心的必然。
一、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长期博弈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成都时，益州的政治生态便陷入了微妙的平衡。彼时城中存在三大势力：以刘备、诸葛亮为核心的“荆州集团”，他们带来了“兴复汉室”的政治纲领与军事力量；以李严、吴懿为代表的“东州集团”，多是刘焉、刘璋父子入蜀时带来的关中、南阳流民豪强，早已在益州扎根；而以谯周、张裔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族”，则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势力，掌控着土地与人口资源。刘备初定蜀地时，曾试图以“荆州集团主导，东州集团辅佐，吸纳部分益州士族”的模式构建统治，任命益州人张裔为巴郡太守，又娶东州集团吴懿之妹为妻，一时呈现“荆、东、益”三派共存的局面。
但这种平衡从一开始就暗藏危机。荆州集团始终将益州视为“兴复汉室”的根据地，而非最终归宿，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直言“北定中原，还于旧都”，可见其政治重心始终在中原。这种“客居心态”导致荆州集团对益州士族始终保持警惕，甚至刻意压制。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开府治事，任命的掾属多为荆州人，如蒋琬、费祎、董允等，而益州士族中仅张裔、杨洪等少数人进入中枢，且多担任长史、参军等辅助性职务。更关键的是，蜀汉的核心军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荆州集团手中：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相继以大将军身份统兵，即便是后期掌权的姜维，虽非荆州人，却因“心存汉室”的立场被视为荆州集团的延伸，而益州士族几乎无缘军权，这种“外军内政”的格局，让益州士族始终感觉自己是“局外人”。
东州集团的摇摆则加剧了矛盾。东州集团本是益州的“外来户”，与荆州集团有天然的亲近感，刘备时期吴懿、李严等人曾身居高位，李严甚至与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但随着时间推移，东州集团逐渐“本土化”，其利益与益州士族日趋一致。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去世后，东州集团代表人物马忠、邓芝相继离世，新一代东州子弟开始与益州士族通婚联姻，如东州人张翼之女嫁与益州人谯周之子，两派在土地兼并、赋税兼免等问题上形成共同诉求。当姜维北伐导致“民困兵疲”时，东州集团与益州士族联名上书反对，史载“翼与谯周共谏维，以为不宜黩武”，可见两大本土势力已形成同盟，与荆州集团主导的北伐政策公开对立。
到景耀年间，益州士族的离心已公开化。谯周作为益州士族的精神领袖，不仅写下《仇国论》质疑蜀汉正统性，更在朝堂上多次嘲讽“兴复汉室”的口号。一次后主刘禅设宴，谯周借酒直言“昔高祖起于丰沛，光武兴于南阳，皆因其地，成其业也。今陛下局促益州，欲图中原，譬如缘木求鱼”，虽被黄皓斥责“妄议朝政”，却赢得了在场益州官员的暗中喝彩。这种公开的质疑，标志着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博弈已进入最后阶段——当益州士族不再认同蜀汉的统治合法性，这个政权的根基便已松动。
二、苛政与民怨：底层民众的无声反抗
蜀汉的民众从未真正接纳这个外来政权。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蜀时，曾因“军用不足”采纳刘巴建议，铸造“直百钱”掠夺民间财富，“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却导致益州物价飞涨，普通百姓“家有储蓄者，一夜之间资产缩水大半”。这种急功近利的敛财方式，虽解了燃眉之急，却埋下了民众对蜀汉政权的怨恨种子。诸葛亮执政后虽推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试图修复民力，但五次北伐的巨大消耗，很快让益州重新陷入“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困境。
赋税与徭役的双重压迫，让底层民众不堪重负。蜀汉的赋税制度沿袭东汉，分为“田租”“口算”“盐铁税”三类，但实际征收远超规定。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蜀记》，蜀汉后期“亩收三升”，而曹魏仅“亩收一升”，孙吴为“亩收二升”；口算钱方面，蜀汉成年男子每年缴纳“四百钱”，是曹魏的两倍。更沉重的是徭役，除了常规的修城、运粮，北伐期间还需征调民夫修建栈道、运输军粮，“每北伐一次，征调民夫不下五万，死者十之二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从益州调运粮草至五丈原，沿途“民夫渴死者相望于道”，民间甚至流传“诸葛丞相虽贤，不如在家种田”的歌谣，可见民众对战争的厌倦。
土地兼并的加剧，让自耕农大量破产。蜀汉的官僚与豪强利用特权兼并土地，荆州集团的蒋琬在涪县“占田千亩，奴婢百人”，东州集团的马忠在巴西“膏腴之地，尽入其家”，益州士族也不甘落后，谯周在巴西的庄园“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豪强的佃户，承受“见税什五”的剥削，要么逃往南中或曹魏境内。据《晋书·地理志》，曹魏灭蜀时，益州的自耕农户仅存十五万户，较刘备入蜀时减少近五万户，这些消失的农户，大多成为流民或依附豪强，这意味着蜀汉的税源与兵源持续萎缩，形成“越征越穷，越穷越征”的恶性循环。
南中地区的反抗，则成为民怨的集中爆发。诸葛亮南征（公元225年）后，虽以“攻心为上”平定叛乱，却对南中采取“以夷制夷”的间接统治，任命当地大姓为郡守，同时强制征调兵员与物资。南中每年需向蜀汉提供“金、银、丹、漆、耕牛、战马”，还需输送“青羌万余户”充实军队，这种掠夺式的统治激起多次反抗。延熙三年（公元240年）越巂郡夷人张嶷起义，击杀太守龚禄；延熙十年（公元247年）汶山郡羌人起事，与蜀汉军队激战三年；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建宁郡大姓爨习率部反叛，虽被平定，却让南中“户口减半，生产凋敝”。当邓艾兵临成都时，刘禅曾想逃往南中，谯周直言“南中夷人，素无归顺之心，往必见杀”，这正是南中民众对蜀汉统治长期不满的写照。
三、文化认同的缺失：正统性建构的失败
蜀汉始终未能在益州建立稳固的文化认同。刘备称帝时，虽以“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自居，宣称继承汉室正统，但这种身份在益州士族眼中颇为可疑。益州人秦宓曾当面质疑刘备：“昔高祖起于布衣，光武出于白水，皆有符瑞。今陛下既无符瑞，又非亲承汉统，何以称帝？”虽被刘备斥责“狂言惑众”，却道出了益州士族的普遍看法——在他们眼中，蜀汉不过是一个借“汉室”之名的外来政权，与当年的刘璋并无本质区别。
诸葛亮试图通过“儒法合流”构建文化认同，却收效甚微。他推崇“申韩之术”，强调“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同时又设太学，命谯周等儒生教授经典，希望以“法治”约束行为，以“儒学”凝聚人心。但这种尝试存在内在矛盾：法治强调“公平”，却因荆州集团的特权而难以推行，如蒋琬之子蒋斌犯法，仅被“免官归家”，而益州人李邈因批评诸葛亮，竟被“下狱诛死”；儒学强调“忠孝”，但蜀汉的“忠”是对远在洛阳的汉室（或刘备构建的汉室象征），而非益州本土，这让益州士族难以共情。当谯周在太学中讲授“天命无常，惟德是辅”时，学生们“响应者众”，可见蜀汉的文化建构已彻底失效。
曹魏的“以德服人”宣传，进一步削弱了蜀汉的文化认同。曹丕代汉后，推行“轻徭薄赋”“九品中正制”，吸引了大量益州士族的关注。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让士族子弟可以凭借门第入仕，这对长期被蜀汉压制的益州士族极具诱惑力。曹魏还通过“互市”向益州传递文化影响，洛阳的儒家经典、建安文学通过秘密渠道流入成都，益州士族私下传阅《魏书》，对曹丕“罢黜肉刑”“重视农桑”的举措颇为赞赏。景耀六年（公元263年）钟会伐蜀时，在檄文中宣称“魏承汉统，仁政布于天下，蜀主昏庸，暴敛于民”，这种宣传精准击中了益州士族对蜀汉的不满，当魏军进入益州时，“百姓安堵，秋毫无犯”，与蜀汉统治时期的紧张形成鲜明对比，文化认同的天平已彻底倾向曹魏。
四、投降背后的群体选择：士庶合流的历史必然
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十一月，刘禅在成都城头竖起降旗，这个决定并非他个人的懦弱，而是益州社会各阶层共同选择的结果。当邓艾兵临城下时，蜀汉的统治基础已全面崩溃：荆州集团的核心人物姜维远在沓中，无法回援；东州集团与益州士族联名劝降；底层民众“不愿为刘氏死战”；南中地区明确表示“不接纳败亡之君”。这种“上下离心”的局面，让抵抗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可能性。
益州士族是投降的主导者。谯周在《谏后主降魏疏》中，详细分析了投降的好处：“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若降魏，魏必裂土封陛下，保全身家；若奔吴，终为魏所灭，再降则辱。”这番话看似为刘禅着想，实则代表了益州士族的利益——他们希望通过投降，换取曹魏对其土地、特权的承认，摆脱荆州集团的压制。事实上，曹魏灭蜀后，确实对益州士族加以笼络，谯周被封为阳城亭侯，其子谯熙任骑都尉，其他士族子弟也多被授予官职，实现了“从被统治者到合作者”的转变。
底层民众对投降则持默许态度。当魏军进入成都时，“百姓夹道围观，无有反抗者”，甚至有人“献牛酒劳军”。对他们而言，蜀汉的灭亡意味着赋税与徭役的减轻，曹魏在灭蜀后立即宣布“特赦益州百姓，免租税二年”，这对饱受剥削的民众极具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普通民众早已没有“汉贼不两立”的观念，在他们眼中，无论是姓刘还是姓曹，只要能让“田有所耕，食有所继”，便是好的统治者。这种实用主义的选择，反映了民众对蜀汉政权的彻底失望。
即便是荆州集团的残余势力，也默认了投降的结局。留在成都的荆州官员，如樊建、董厥等，虽对投降“心有不甘”，却未组织抵抗。他们清楚，经过数十年的消耗，荆州集团早已失去对益州的控制力，继续抵抗只会招致灭顶之灾。事实上，曹魏对荆州集团也采取了安抚政策，樊建被任命为议郎，董厥任相国参军，这种“既往不咎”的态度，让荆州集团的残余势力放弃了抵抗念头。
蜀汉的灭亡，本质上是一个外来政权在未能与本土社会融合的情况下，因长期的内部矛盾与外部压力而崩溃的过程。从刘备入蜀时的“荆州主导”，到诸葛亮时期的“集权统治”，再到后期的“士庶离心”，蜀汉始终未能解决“外来者”与“本地人”的身份冲突，未能构建起超越地域的共同利益与文化认同。当这种冲突在军事压力下集中爆发，灭亡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成都城头的降旗落下时，益州的桂花正落得纷纷扬扬。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这不是一个王朝的终结，而是一个时代的转折——他们终于可以不再背负“兴复汉室”的沉重使命，在新的统治者麾下，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而这段历史留下的教训，远比“后主昏庸”“奸臣误国”的简单评判更为深刻：任何政权，若不能扎根于本土，不能赢得民众的认同，终究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