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冬，成都城外的渭水寒风凛冽，后主刘禅的降书在邓艾的军营中展开时，益州士族代表谯周正站在城楼上，望着北方的旌旗沉默不语。这位以《仇国论》闻名的学者，此刻的平静与朝堂上的哭喊声形成了鲜明对比。后世往往将蜀汉灭亡的责任归咎于刘禅的昏庸或姜维的穷兵黩武，却忽略了一个更深层的事实：自刘备入蜀以来，益州本土势力与外来统治集团之间的裂痕从未真正弥合，这种持续半个世纪的疏离，如同在政权根基下不断蔓延的蚁穴，最终在曹魏大军的冲击下彻底崩塌。
一、“客主之嫌”的由来：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先天裂痕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当刘备率领荆州集团进入益州时，他面对的不仅是刘璋的割据势力，更是一个早已形成自身利益格局的本土社会。自刘焉、刘璋父子入蜀以来，益州士族虽在表面上臣服于外来统治者，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政治立场。这种“客主之分”的意识，在刘备入蜀过程中被进一步激化——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围困成都时，益州士族领袖张裔曾怒斥刘备“袭夺同宗之地”，足见本土势力对这场权力更迭的抵触。
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虽然试图通过联姻、封赏等方式拉拢益州士族（如娶吴懿之妹为皇后，任命张裔为丞相长史），但核心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荆州集团手中。《三国志·蜀书》中记载的蜀汉官员籍贯显示：章武年间，朝廷三公九卿中，荆州籍人士占比达62%，而益州本土人士仅占28%；即便是在地方郡守中，益州人也多被安置在偏远郡县，核心区域的治理权仍由外来者掌控。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使得益州士族始终将蜀汉政权视为“外来政权”，缺乏真正的归属感。
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入蜀时采取的“取蜀民财以充军实”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本土势力的不满。建安十九年，刘备为犒赏将士，曾将成都城中的金银分赐诸将，导致“蜀民有怨言”。虽然诸葛亮执政后推行“务农殖谷”的政策缓解了矛盾，但这种早期的掠夺性统治，已在益州士族心中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正如《华阳国志》所言：“先主克蜀，蜀人未附，虽得之，未安也。”
二、诸葛亮治蜀：压制与利用的双重悖论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受托孤之重执掌蜀汉政权，面对“南中叛乱、北有曹魏”的危局，他对益州本土势力采取了“压制为主、利用为辅”的策略。这种策略在短期内稳定了政权，却也为长期的疏离埋下了隐患。
诸葛亮的“压制”体现在律法与权力分配的双重维度。在《蜀科》的制定过程中，他刻意强化了对地方豪强的约束，规定“蜀人不得私养部曲”“士族田宅逾制者没入官府”，这些措施虽然打击了益州士族的经济基础，却也引发了强烈反弹。广汉士族李邈曾上书指责诸葛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虽因言辞过激被罢官，却反映了本土势力的普遍不满。在权力分配上，诸葛亮虽任用张裔、杨洪等益州人士担任要职，但始终将其置于荆州集团的监视之下——张裔任丞相长史时，诸葛亮曾暗中嘱咐参军马谡“察其言行”，这种不信任感让益州士族难以真正融入统治核心。
与此同时，诸葛亮对益州士族的“利用”又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南中叛乱时，他起用益州将领李恢为主帅，正是看中其“熟悉南中地理、能联结夷帅”的本土优势；北伐期间，他让犍为士族张翼负责粮草转运，也是利用其在益州的人脉资源。但这种利用从未上升到真正的信任——李恢平定南中后，随即被调回成都担任闲职；张翼因反对姜维北伐被贬，背后正是荆州集团的授意。益州士族在诸葛亮的治理框架中，始终是“可用之材”而非“可信之侣”，这种定位使得他们对政权的向心力难以形成。
诸葛亮去世后，益州士族与外来集团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延熙年间，蜀郡太守王嗣曾建议“擢用蜀地俊秀以安本土”，却被蒋琬以“恐乱旧制”驳回；谯周作《仇国论》，借“因余之国”与“肇建之国”的寓言，暗讽外来集团对益州的长期压制，文中“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的论述，实则是在呼吁本土势力重新审视与蜀汉政权的关系。这些信号表明，经过诸葛亮时代的压制，益州士族的疏离感已从隐性转向显性。
三、利益冲突的激化：经济掠夺与政治排挤
蜀汉后期，随着北伐的频繁进行，朝廷对益州的经济掠夺日益加剧，这成为激化本土势力与外来集团矛盾的导火索。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蜀汉灭亡时，国库中“米四十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而同期益州百姓却“面有菜色，家无余粮”。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源于朝廷长期推行的“重军轻民”政策——为支撑姜维的九次北伐，益州的赋税不断加重，甚至出现“男子十五以上皆从征，女子十三以上皆输织”的极端情况。
益州士族作为地方经济的主导者，自然成为这种掠夺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犍为士族陈寿在《三国志》中隐晦地记载：“蜀土富实，自先主以来，赋役滋繁，士民多有怨叹。”这里的“士民”，实则主要指益州士族。他们的田产被大量征用以充军粮，商业活动被严格管控以垄断利益（如诸葛亮设立“锦官”专营蜀锦），经济利益的持续受损，使得他们对蜀汉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在政治层面，益州士族的排挤更是到了赤裸裸的地步。景耀年间，朝中重要职位几乎全被荆州集团后裔占据：诸葛瞻任卫将军，董厥任尚书令，樊建任侍中，而益州士族中最具才华的谯周，仅担任中散大夫这一闲职。更甚者，当益州士族提出“休养生息、暂缓北伐”的建议时，往往被斥为“动摇军心”。例如，巴郡士族张揖因上书反对姜维北伐，竟被流放至越巂郡。这种政治上的边缘化，使得益州士族逐渐失去了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转而开始寻求新的政治依托。
这种利益冲突的激化，在曹魏伐蜀前夕达到了顶点。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当钟会大军兵临汉中时，蜀汉朝廷争论的焦点并非如何抵抗，而是“是否应向东吴求援”还是“是否应退守南中”。值得注意的是，益州士族的代表谯周此时却提出了“降魏”的主张，其理由是“魏能统一天下，降魏可保蜀民安宁”。这一看似突兀的建议，实则是益州士族长期利益考量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曹魏作为中原正统，若能入主益州，或许能比外来的蜀汉政权更能保障本土士族的利益。
四、人心向背的逆转：从“观望”到“倒戈”的群体选择
曹魏伐蜀之战中，益州本土势力的“集体倒戈”，成为压垮蜀汉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倒戈并非突发的背叛，而是长期疏离后的必然选择，其表现形态从最初的“观望”逐渐演变为主动的“配合”。
战争初期，当姜维在沓中与邓艾对峙时，益州本土的地方官便已出现“消极抵抗”的迹象。武都太守蒋斌（蒋琬之子，荆州籍）率军抵抗钟会时，相邻的阴平太守廖化（荆州籍）却按兵不动；而益州本土出身的巴西太守阎圃，则干脆“敛兵自守，不发一卒”。这种观望态度，使得曹魏大军得以迅速突破蜀汉的外围防线，长驱直入。
随着战局恶化，益州士族的态度从“观望”转向“主动配合”。邓艾偷渡阴平后，沿途的益州官吏纷纷投降：江油守将马邈（益州籍）未加抵抗便开城投降，甚至为邓艾提供了成都的布防图；绵竹之战后，蜀郡功曹张遵（益州籍）竟暗中联络城外魏军，提议“献城以保宗族”。这些行为并非个例，而是反映了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集体抛弃——在他们看来，抵抗曹魏已无意义，唯有投降才能保全自身利益。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成都城内的“劝降运动”。当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不仅撰写《降议》历数“降魏之利”，还联合益州士族代表共同施压刘禅，声称“若不降，蜀人必遭屠戮”。这种来自本土势力的压力，成为刘禅最终决定投降的关键因素。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刘禅投降后，“蜀地士民皆贺谯周，以为保境安民之功”，这一看似反常的现象，恰恰揭示了蜀汉政权在益州早已失去人心的现实。
蜀汉的灭亡，从本质上说是外来统治集团与益州本土势力长期矛盾激化的结果。刘备、诸葛亮虽试图以“汉室正统”之名整合益州，但始终未能真正消除“客主之嫌”；而后主时期的经济掠夺与政治排挤，更是将益州士族推向了对立面。当曹魏大军南下时，益州本土势力的“倒戈”并非偶然，而是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做出的必然选择。这段历史深刻表明：任何政权若不能获得本土社会的真正认同，终究难以长久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