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熙二十年的秋夜，姜维站在沓中的军帐里，指尖划过地图上的“长安”二字。烛火将他的影子投在帐壁上，像一株被狂风扭曲的枯树。案上的青铜灯盏里，灯油只剩下浅浅一层，昏黄的光线下，那份刚写好的北伐计划书，墨迹还在微微发潮。
“将军，南中送来的粮队又被扣了。”副将宁随掀帘而入，甲胄上沾着夜露，声音里带着难掩的疲惫，“霍弋说，永昌郡的夷人又反了，粮道被劫，他实在抽不出多余的人手护粮。”
姜维的手指猛地攥紧，指节泛白。他知道霍弋说的是实话。上个月收到的奏报里，南中七郡有五郡报了“夷乱”，不是因为夷人好战，是官府征的“助军费”比收成还多，连部落里的祭司都被逼得拿起了刀。
“洛阳的细作说，司马昭在关中囤了十万粮，”宁随从袖中掏出密信，“还调了邓艾的陇西军去协防。咱们这点人，这点粮，怕是……”
“怕什么？”姜维打断他，声音陡然拔高，案上的灯盏被震得摇晃，“丞相当年在祁山，兵不满万，粮不过三月，照样能逼得司马懿闭门不出！我等受丞相所托，难道要看着汉室就此覆灭？”
宁随低下头，不敢再劝。他跟着姜维在沓中待了五年，看着将军把自己熬成了个老头——头发白了大半，后背因为常年弯着看地图，早就驼了，可那双眼睛里的火，却比年轻时更烈。
只是这火，烧得太费柴了。
军帐外，传来士兵的咳嗽声。那是去年从成都征来的新兵，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没吃过几顿饱饭，一吹冷风就病倒。宁随想起昨天去伤兵营，看见个小兵用针挑脚上的冻疮，脓血直流，嘴里还哼着《出师表》的调子——那是军中教的歌谣，说学会了就能“不忘丞相恩”。
可恩记着，肚子却空着。
姜维忽然想起建兴十二年，他第一次见到诸葛亮。那时丞相坐在五丈原的军帐里，手里捏着一枚祁山的石子，对他说：“伯约，蜀地虽小，却承着汉家正统。北伐，不是为了扩张，是为了活下去。”
那时他不懂，只觉得“活下去”三个字太窝囊。他要的是“兴复”，是“还于旧都”，是让“汉”字旗重新插遍中原。可现在，站在沓中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看着士兵们啃着带壳的麦粒，他忽然懂了——丞相说的“活下去”，是让蜀汉这个小国，在魏吴的夹缝里，找到一个能喘息的空间。
而他，却把“活下去”变成了“赌下去”。
“再给霍弋写封信，”姜维松开手指，地图上的“长安”被按出一道浅痕，“告诉他，粮可以少送，但必须送。哪怕只有一石，也要让士兵们知道，南中还在咱们手里。”
宁随犹豫了一下：“将军，上个月征的兵，已经有不少逃了。再逼得紧了，怕是……”
“逃兵就地处决！”姜维的声音冷得像冰，“军法如山，谁也不能例外！”
宁随退出去时，听见帐里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拳头砸在了案上。他站在帐外的寒风里，望着远处的祁山轮廓，忽然觉得，那座山就像一架天平，一头放着蜀汉的野心，一头放着蜀地的现实。这些年，姜维不停地往野心那头加砝码——北伐、征兵、征粮，却忘了现实那头，早就空了。
天平迟早要塌的。
果然，三个月后，邓艾的军队出现在阴平道。消息传到沓中时，姜维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次北伐的路线。有个将领拍着桌子喊“回援成都”，立刻被他斥退：“此乃邓艾诱敌之计！我等当直取长安，围魏救赵！”
直到成都传来刘禅的降诏，用驿站的快马送来，墨迹里还带着洛阳的檀香，姜维才瘫坐在椅子上。降诏上写着“蜀地百姓，久经战乱，当息兵戈”，字字都像在打他的脸。
他想起那些在沓中饿死的士兵，想起南中被逼反的夷人，想起成都府库里空了的粮仓。原来不是邓艾太能打，是他姜维太执着，执着到看不见天平早就倾斜，执着到把蜀国这点家底，都押在了“北伐”这一个赌注上。
宁随在乱军里找到姜维时，将军正靠在一棵老槐树下，手里捏着那封降诏，眼泪混着血往下流。周围的士兵有的在哭，有的在逃，还有的在喊“降了吧，降了有饭吃”。
“将军，走吧。”宁随拉着他的胳膊，“去成都，或许还能……”
“去哪里都一样了。”姜维笑了笑，笑声比哭声还难听，“蜀地太小，装不下我的野心，也……撑不起汉室的招牌了。”
他想起诸葛亮临终前，把《兵法二十四篇》交给他，说“若北伐不可为，当保境安民”。那时他只当是丞相老了，锐气没了。现在才明白，那不是锐气，是清醒——一个小国，最该学会的不是扩张，是克制。
就像那架天平，野心太重，现实就会被压得粉碎。蜀国的灭亡，从来不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是因为自己把秤杆压断了。
后来，姜维死于钟会之乱，尸体被魏军泄愤般地剁碎。宁随带着残部投降时，看见邓艾的士兵正在分发粮食，那些曾经跟着姜维挨饿的蜀军，捧着麦饼，吃得满脸是泪。
宁随站在夕阳里，望着沓中的方向，那里的军帐应该已经空了，只剩下风吹过帐杆的呜咽。他忽然明白：所谓“根本原因”，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小国要有小国的活法，偏要学大国的野心，最终只会把自己耗死。
蜀地的山山水水，能养得起安稳度日的百姓，却养不起一架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姜维的北伐，就像给瘦弱的骆驼不断加稻草，最后那根稻草，不是邓艾，不是钟会，是他自己亲手放上去的。
失衡的天平，从来都称不出好结局。当野心超过了现实的重量，崩塌，只是早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