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日，哈尔滨的黎明来得迟缓而凝重。
松花江还在冬眠，冰面泛着幽蓝的冷光，像一块巨大的、布满裂痕的玻璃。林默站在江堤上，风从江面卷来，带着冰碴子打在脸上，细密地疼。他俯身，军大衣下摆扫过冻得硬邦邦的泥土，手伸向江边——那里的冰已经开始融化，露出一掌宽的黑水。
他挖起一把土。
土是黑的，东北特有的、能攥出油来的黑土，可此刻在他掌心，却硬得像碎石子。他用手指捻，土块缓慢地碎裂，露出里面依然冻着的芯子。寒气从指尖窜上来，沿着手臂，直抵心口。
“林工，冻土层测量结果出来了。”
身后传来年轻的声音。林默回头，看见省农科院的技术员陈树平，一张娃娃脸冻得通红，鼻尖上还挂着清鼻涕。小伙子手里攥着温度计，另一只手捧着笔记本，笔记本的纸页在风里哗啦啦地翻。
“地表温度，零下三度。冻土层……”陈树平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最深处有四十二厘米。按这化冻速度，大面积开耕，至少得等到三月二十日以后。”
林默没说话。他把手里的土慢慢撒回地上，看着那捧黑土散落在冰与土的边缘。然后他直起身，望向江对岸——那里是广袤的、尚未苏醒的田野，去年秋收后留下的茬子还戳在雪地里，一丛一丛，像大地长出的胡茬。
“等不了。”林默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三月二十日开耕，播种期就要压缩到六十天。今年气象预报看了吗？”
“看了。”陈树平赶紧翻笔记本，“春旱概率大，夏季可能有涝……”
“所以必须抢时间。”林默打断他，转过身。江堤下，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都是各区的农业干部，有的骑马刚到，马鼻孔里喷着白气，人在马背上搓着手，呵出的气在晨光里凝成团团白雾。
林默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这些脸，有的年轻，有的苍老，有的戴着眼镜像个书生，有的脸颊上有冻疮留下的深紫色斑痕。但他们都在看着他，目光里有焦灼，有期待，也有不易察觉的惶恐。
今年要耕种三千万亩土地。
要养活两千万人。
这数字林默在心里滚过无数遍，每次滚过，都沉甸甸地压着胸口。去年是好年景，风调雨顺，加上推广了新品种、新农具，创下了亩产六百斤的奇迹。可老天爷不会年年赏饭吃，今年的预报，白纸黑字写着“旱”“涝”两个字。
“同志们，”林默提高了声音，风把他的声音吹得有些散，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今年春耕，是一场仗。一场必须打赢的仗。”
人群寂静。只有马偶尔打个响鼻，蹄子不安地刨着冻土。
“冻土深，我们就提前准备。时间紧，我们就昼夜不停。从今天起——”林默顿了顿，一字一句，“备耕总动员，开始。”
二、礼堂灯火
3月3日，凌晨四点，哈尔滨还在沉睡。
但东北局大礼堂外，已经人影幢幢。马蹄声、车轮声、脚步声，混杂在尚未散尽的夜色里。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北三省十八个专区的农业干部，有的骑马赶了两天两夜的路，军大衣的毛领上结着白霜；有的挤在敞篷卡车上，脸冻得发青，一下车就拼命跺脚。
礼堂里没有暖气，但人挤人，呵出的气在头顶聚成一片白蒙蒙的雾。长条木椅不够坐，后来的人就倚墙站着，或者干脆蹲在过道里。空气里有烟草味、汗味，还有从外面带进来的、冰冷的泥土气息。
八点整，林默走上主席台。
台下瞬间安静。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看向他。林默今天穿了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他没拿讲稿，只手里攥着个玻璃瓶。瓶子里，金黄的玉米种子在灯光下泛着润泽的光。
“同志们。”
林默的声音在空旷的礼堂里回荡，有些沙哑，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实实在在。
“都冷吧？我也冷。”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台下有人轻笑，紧绷的气氛松动了些。
“可咱们心里，得揣着一团火。”林默举起玻璃瓶，“看见了吗？这是‘抗寒一号’，农科院新培育的品种。零度就能发芽，比老品种早熟十五天。十五天，意味着什么？”
他环视台下：“意味着如果六月有涝，咱们的庄稼已经抽穗了，涝不着。如果秋天早霜，咱们的粮食已经灌饱浆了，冻不着。”
台下响起嗡嗡的议论声。早熟十五天，这对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简直是救命的时间。
“今年，我们要推广五百万亩。”林默的声音压过议论，“不只是这个品种，还有新的耕作方法、新的农机具。杨将军——”
坐在主席台侧面的杨树站起身来。这位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将军，如今主管东北的农机调配，脸上的刀疤在灯光下格外显眼。
“农机局已经调配了两千台拖拉机、五千台播种机。”杨将军的声音洪亮，带着军人特有的斩截，“但不够，远远不够。咱们东北这么大，三千万亩地，靠这些机器，杯水车薪。”
台下静了静。有人小声叹气。
“所以——”杨将军话锋一转，“要土洋结合！有拖拉机的用拖拉机，没有的，就用马拉播种机，连马都没有的，用锄头刨，也得把种子给我埋进土里！”
“人拉犁，肩挑担，咱们又不是没干过。”台下有人喊了一嗓子，是辽北专区的一个老区长，嗓门粗豪。
“对！”林默接过话头，“但今年，咱们要干得更巧，不是硬干。什么叫巧？”
他转身，指了指身后悬挂的巨大地图。地图上，红蓝两色标注着密密麻麻的计划：红的是粮食作物，蓝的是经济作物；实线是已有机耕道，虚线是待修的水利线路。
“水利要配套，种子要优化，田间管理要科学化。”林默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松花江灌渠必须三月贯通，东辽河堤防要在汛期前加固，各地的小型水库、塘坝，能修的修，能补的补。”
“可是林工——”台下站起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是吉林专区的农业技术员，声音有些怯，“这些工程都需要人，可现在春耕在即，劳力本来就紧张……”
“问得好。”林默点点头，“所以我们要统筹。水利工程，用农闲时的劳力，用妇女，用半劳力。春耕大忙时，精壮劳力全部下地。各专区、各县，要排出时间表，像打仗一样，精确到天，甚至到时辰。”
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简单的窝窝头就咸菜，大家蹲在礼堂外边吃边继续讨论；从中午开到傍晚，煤油灯点起来了，在浓重的烟雾里，灯光昏黄如豆。
林默几乎没坐过。他在主席台和台下之间走动，听一个老农技员讲土壤改良的土办法，和一个年轻干部争论化肥调配的比例，又蹲在地上，用粉笔给几个合作社主任画轮作示意图。
夜深了。哈尔滨静下来，窗外只有风声。礼堂里，算盘声噼啪响——会计们在核算农资分配数字；打字机咔嗒咔嗒——秘书处在赶制文件草稿；还有低低的、持续的争论声，关于种子配发顺序，关于农机调配优先级，关于假如真的发生春旱该怎么办……
凌晨两点，当《1948年春耕实施方案》最终定稿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这份三十七页的文件，从种子供应、农具检修、水利建设、劳力调配，到病虫害防治、收割入库，甚至包括万一歉收时的应急储备，事无巨细。
林默握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文件，手有些抖。不是累，是沉。这薄薄的几十页纸，关系着千万人的饭碗，关系着这片土地上，能不能再熬过一个冬天。
“散会。”他最终只说出了这两个字。
人群默默散去，马蹄声重新响起，消失在哈尔滨的深夜里。他们要把这份方案，带回十八个专区，带回一百多个县，带回成千上万个村庄。
天，快亮了。
三、铁牛苏醒
3月5日，佳木斯农机站。
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的喧嚣就开始了。五十台苏联援助的“斯大林-80”拖拉机，像五十头沉默的铁牛，整齐排列在露天地里。一夜的霜，在它们深绿色的装甲上镀了层银白。
赵大山从维修车间里钻出来，手里拎着扳手，呵出的气在胡茬上结了细冰凌。他是农机站最老的技工，从伪满时期就在这儿修机器，今年五十八了，背有点驼，可一双手还稳当得像台钳。
“师傅，这辆。”徒弟小柱子指着一台拖拉机，履带松垮垮地耷拉着。
赵大山没说话，蹲下身，手在履带上一节一节摸过去。零下十度的铁，沾手就撕下一层皮。他摸到第三个滚轮时，停住了。
“这儿。”他用扳手敲了敲，声音发闷，“轴承碎了。”
“仓库里没备件了。”小柱子苦着脸，“苏联的配件，去年就用完了。咱们自己厂的，规格对不上。”
赵大山直起身，眯眼看了看天。灰白色的天空，没有云，也没有太阳，就是一片冻住的、厚重的灰。他又蹲回去，这次干脆躺到车底下去。冰冻的地面透过棉袄，寒气针一样扎进来。
他在车底下待了二十分钟。出来时，脸冻得发紫，可眼睛里有光。
“有办法。”他把小柱子叫过来，用粉笔在冻硬的地上画图，“看见没，这个承力结构，咱们可以用轧钢厂的废料，重新车一个。尺寸我改过了，这儿加厚两毫米，这儿开个槽……”
他讲得仔细，小柱子听得更仔细。周围几个技工也围过来，蹲成一圈，看着地上那幅简陋却精确的草图。风刮过来，粉笔痕有点模糊，赵大山又描了一遍。
“能行吗，师傅？”有人小声问。
“不行也得行。”赵大山说，“离春耕就剩半个月，这些铁牛有一头趴窝，就少耕几百亩地。少几百亩地，就少收几万斤粮。几万斤粮，够一个村子吃一冬。”
他说完，又钻进车底下去了。这次带着小柱子，师徒俩在车底叮叮当当敲打起来。其他技工散了，各自回到自己的拖拉机前。院子里，扳手声、锤击声、偶尔的吆喝声，混成一片粗粝的交响。
中午时分，林默来了。
他没惊动任何人，悄悄走进院子，在一台台拖拉机间穿行。有的拖拉机已经发动，突突地冒着黑烟；有的还拆开着，零件摆了一地；技工们蹲着、跪着、躺着，手上脸上都是油污。
他在赵大山那台车前停下。车还趴着，赵大山半个身子探在引擎盖里，小柱子在下面递工具。
“老师傅，”林默开口，“这台什么时候能修好？”
赵大山从引擎盖里退出来，看见是林默，用袖子抹了把脸，抹出一道油污的黑痕。“今天，今天一定修好。”
“缺配件？”
“嗯，自己改了一个。”赵大山从车底摸出那个新车的轴承，铁疙瘩还热着，显然是刚加工出来的。
林默接过来，掂了掂，又仔细看那精巧的改造。“好手艺。”他由衷地说，“这办法，其他车有类似问题也能用？”
“能。我画了图，让柱子去教其他人了。”
林默点点头。他喜欢这样的工人——话不多，可手里有活，心里有数。
下午，院子里忽然一阵骚动。一辆卡车开进来，车上盖着帆布。卡车停稳，帆布掀开，露出三台崭新的、油漆味还没散尽的播种机。
“咱们自己造的！”农机厂长王建国从驾驶室跳下来，四十多岁的汉子，激动得像个孩子，“林工，您看看，哈尔滨农机厂，用鬼子留下的旧机床改的，精度差了点，可用能用！”
林默走近。播种机确实粗糙，焊接处凹凸不平，油漆也刷得马虎。但他蹲下身，用手拨弄排种器，齿轮咬合顺畅；又看开沟器，角度合适。
“试试。”他说。
机器被推下卡车，挂上一台已经修好的拖拉机。地是冻的，但有一片试验田特意留了没上冻的。拖拉机轰鸣着开过去，播种机在后面，划开一道均匀的浅沟，种子簌簌落下，间距几乎分毫不差。
林默跟着走了一垄，蹲下，扒开土。种子埋的深度，正是农技手册上要求的三到五厘米。
“好！”他直起身，拍王建国的肩，拍得很重，“月底前，再生产一百台！”
“保证完成任务！”王建国胸脯挺得老高。
夕阳西下时，院子里五十台拖拉机，有四十八台已经发动起来。五十台铁牛，轰鸣着，震颤着，喷出的黑烟在寒冷的空气里凝成一片低垂的云。赵大山站在那片云下，看着自己修好的那台车，突突地喘着粗气，履带碾过冻土，留下深深的辙印。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黄昏，他修好第一台拖拉机——那时还是日本人开的农场，车是日本的，修好了，日本工头赏了他一巴掌，嫌他修得慢。
而现在，这些铁牛，是中国的，耕的地，也是中国的。
老师傅转过身，悄悄抹了把眼睛。风太大，吹得眼睛疼。
四、金色的希望
3月7日，双城县种子站。
天还没亮，仓库外的空地上就排起了队。队伍蜿蜒，从仓库门口一直排到村口的老槐树下，还在不断加长。农民们裹着臃肿的棉袄，抄着手，踩着脚，脸缩在竖起地衣领里，只露出一双双眼，眼巴巴地望着仓库那两扇紧闭的木板门。
队伍里，有合作社的代表，赶着马车来的，车上摆着空麻袋；有单干的农民，背着背篓，或者干脆提着个布口袋；还有半大的孩子，替家里来领种子的，冻得鼻涕拖得老长。
保管员老周，天蒙蒙亮就来了。他今年六十二，是种子站的老资格，戴一副断了腿、用线缠着的老花镜，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桌前，桌上摆着厚厚的登记册，还有一盏煤油灯——天还暗，灯点着，昏黄的光圈拢着册子，拢着他满是皱纹的脸。
“老李家，‘抗寒一号’，十五斤——”老周的声音嘶哑，但清楚。他每念一个名字，就从册子上抬起头，透过滑到鼻尖的老花镜，仔细打量领种子的人，核对手印或者介绍信。然后转身，朝仓库里喊：“‘抗寒一号’，十五斤——”
仓库里，他的小孙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就应一声，用木斗从大麻袋里舀出种子，倒进小麻袋，扎紧口，抱出来。领种子的人上前，在登记册上按手印——不认字的，就按手印；认字的，签个歪歪扭扭的名字。然后接过种子，背起来，千恩万谢地走了。
秩序井然，只有木斗舀种子的沙沙声，和人们短促的交谈声。
太阳升高了些，天气依然冷，但排队的人群有了点活气。有人开始小声聊天，聊去年的收成，聊今年的打算，聊谁家闺女要出嫁，聊谁家生了头小牛犊。空气里有烟草味，有陈旧的棉袄味，还有一种隐约的、躁动的希望。
突然，队伍后面传来哭声。开始是压抑的呜咽，后来变成号啕，一个老汉的声音，嘶哑，绝望。
人群骚动起来。林默正好从县里开完会过来，听见哭声，皱了皱眉，快步走过去。
是个干瘦的老汉，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哭得浑身发抖。他脚边，散落着几张皱巴巴的纸片。
“咋回事？”林默蹲下身，轻声问。
老汉抬起头，脸哭得皱成一团，鼻涕眼泪糊了满脸。“种子票……我的种子票丢了……找不着了……这可咋办啊，一家老小就指望这点种子活命啊……”
旁边有人小声说：“是后沟村的刘老栓，走了三十里地来的，天没亮就到了，排了半天队，一摸兜，票没了……”
林默捡起地上的纸片，是村里的介绍信，盖着模糊的红章。他又看看老汉那双粗糙的、裂着血口子的手。“老人家，别急。你叫刘老栓？后沟村的？”
老汉拼命点头，眼泪又涌出来。
林默起身，走到老周的桌前。老周已经听明白了，正翻着登记册。“后沟村，刘老栓……”他枯瘦的手指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间移动，“在这儿。‘抗寒一号’，二十斤。票号是……七三零五。”
“按手印领了吗？”林默问。
“没，册子上没手印，应该还没领。”
林默从怀里掏出钢笔，在登记册空白处刷刷写了几行字，签上自己名字。“先发给他。票丢了，手续后补。”
老汉被扶起来，还懵着，直到那小孙子把一袋沉甸甸的种子塞进他怀里，他才“噗通”一声又跪下了，要给林默磕头。林默赶紧拉住他。“老人家，使不得。赶紧回家，把种子收好。按时下种，好好伺弄，秋后多打粮，就是谢我了。”
老汉背着种子，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走远了，还在抹眼泪。
队伍又恢复了秩序。只是人们看林默的眼神，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
林默没多停留，他还要去省农科所。那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显微镜和培养皿之间发生。
农科所的实验室，是间简陋的平房，生着炉子，依然冷。研究员小王，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趴在恒温箱前，眼睛贴着玻璃，一动不动。
恒温箱里，一排排培养皿，皿底垫着湿润的滤纸，纸上，星星点点的嫩白——是玉米种子的胚芽，刚刚突破种皮，探出一点点脆弱的、充满生命力的白尖。
小王已经守了三天。他在做一个对比实验：一半种子用传统方法处理，一半用林工提出的“温汤浸种法”——用五十度的温水，浸泡十分钟，然后迅速捞出，晾干。
时间一点点过去。实验室里静得能听见炉子里煤块轻微的爆裂声。小王几乎不敢呼吸，他怕呼出的气，干扰了恒温箱那微不足道的温度。
忽然，他身子一震。
然后猛地跳起来，碰翻了凳子，咣当一声响。他顾不上扶，扑到实验台前，抓起记录本，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
“发芽率……对照组，百分之七十八。实验组……实验组……”他声音也抖，深吸一口气，几乎是喊出来，“百分之九十九！”
实验室的门被推开了，其他研究员探进头。“成了？”
“成了！”小王挥舞着记录本，脸涨得通红，“林工的方法，发芽率提高了二十个百分点！二十个！”
人群欢呼起来。这个简单的、几乎不需要成本的方法——只需要一锅热水，一个旧水缸，一点温度计——能把种子的出苗率提高两成。这意味着，同样的种子，能多养活两成的人。
林默就是这时进来的。他没说话，走到恒温箱前，弯腰看那些嫩白的胚芽。看得很仔细，看了很久。
然后他直起身，对小王，也对所有人说：“写操作手册。简单点，让不识字的老农也能看懂。画上图，步骤一二三。印出来，发到每一个村，每一个合作社，每一户农民手里。”
“是！”小王立正，声音因激动而发颤。
窗外，天色向晚。种子站的队伍已经稀疏，最后几个农民背着种子，走在夕阳的余晖里。他们背着的，是金色的、沉甸甸的希望。而实验室里，那些刚刚突破种皮的胚芽，也在恒温箱柔和的光线下，闪烁着同样金色的、微弱而坚定的光。
五、大地血脉
3月9日，松花江灌渠工地。
三十里长的战线，红旗插成一片海洋。五万人，像蚂蚁一样，散布在初春依然坚硬冰冷的土地上。镐头起落，砸在冻土上，溅起冰碴；铁锨翻飞，扬起的尘土在风中弥漫。号子声此起彼伏，粗犷，沙哑，却有一种劈开天地的力量。
“嘿——哟！加把劲呀！”
“嘿——哟！通水渠呀！”
林默和工程总指挥老郑，沿着刚挖出雏形的渠岸巡视。老郑是个黑脸汉子，水利专家，在陕北修过渠，在山东治过河，一双手像老树根，指节粗大，布满裂口。
“进度慢了。”林默看着眼前的一段。上百个民工在干活，可动作拖沓，镐头落下有气无力，有人甚至拄着锨把，望着天发呆。
“都是附近村子的民工，记工分，干多干少一个样。”老郑叹了口气，“积极性起不来。磨洋工的多。”
林默没说话，继续往前走。走过一个拐弯，看见另一段工地，景象却不同。民工们干得热火朝天，汗珠在黝黑的脊梁上滚动，在寒冷的空气里蒸腾出淡淡的白气。进度明显快出一截。
“这段是哪个村的？”林默问。
“靠山屯的。他们自己包了一段，说要比别的村先挖通。”老郑说。
林默眼睛亮了亮。他走到靠山屯那段工地，看见地头插着块木牌，上面用炭笔写着“靠山屯段”，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今日进度：三十丈。明日目标：三十五丈。”
一个老汉，看样子是带队的，正扯着嗓子喊：“后生们，加把油！咱们靠山屯不能落人后！早一天通水，咱的地就早一天喝饱水！”
民工们轰然应和，镐头抡得更起劲了。
林默把老郑拉到一边。“看见了吗？分段包干，明确责任，进度公开，奖惩分明。人都有争强好胜的心，用好了，就是生产力。”
当天下午，整个工地都竖起了木牌。三十里战线，分成一百段，每段都标明了负责的村、今天的进度、明天的目标。指挥部还宣布：提前完工的，有奖励——多记工分，发粮食，发农具。落后的，要受罚——扣工分，还要在大会上做检讨。
风气顿时一变。磨洋工的少了，偷懒的没了。各村之间暗暗较上了劲，你今天挖三十丈，我明天就挖三十二丈。号子声更响了，镐头落得更密了，冻土在疯狂的进攻下，一寸寸后退。
但最硬的骨头，是穿山隧洞。
灌渠要穿过一座不高的石山，必须在山体里打出一条三百米的隧洞。这是整个工程最难、最危险的一段，交给了青年突击队。队长小刘，才二十二岁，个子不高，精瘦，可眼里有股不服输的狠劲。
起初用炸药。一炮放下去，硝烟散尽，进去一看，只炸开脸盆大个坑。石质太硬，是整块的花岗岩。
“照这速度，打到猴年马月去。”小刘急得嘴上起泡。春耕不等人，渠不通，水就引不过去，下游几万亩地就得靠天吃饭。
他蹲在洞口，盯着那狰狞的岩石，看了半天。忽然想起小时候，冬天在河里玩，捡了被河水冲圆的鹅卵石，放在火上烤，烤得滚烫，再扔进冰水里，石头“咔”一声就裂成几瓣。
“有办法了！”他跳起来，冲进工棚，找出几把废弃的柴刀，架在火上烧。烧红了，猛地按在岩壁上。
刺啦——白气蒸腾，岩石表面出现细密的裂纹。
“快！拿水来！”小刘吼。
一桶冷水泼上去。热胀冷缩，岩石表面的裂纹加深、延伸，发出细微的、噼啪的脆响。
“就这么干！”小刘眼睛放光，“先用火烤，再泼冷水！把石头烤酥了再炸！”
土办法上马。工人们在岩壁前架起火堆，柴火哔剥燃烧，烈焰舔舐着岩石，把石头表面烤得滚烫，然后几桶冷水泼上去。如此反复几次，再打眼放炮。
轰隆一声闷响，硝烟散尽，人们冲进去。这一次，炸下的石方，是以前的三倍。
进度骤然加快。隧洞里，日夜不停。火光照亮了一张张年轻而脏污的脸，汗水混着石粉，在脸上冲出沟壑。手上磨出血泡，血泡破了，结成厚茧。没有一个人喊苦，没有一个人后退。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是千万亩等待灌溉的土地；身前，是必须打通的、水的通道。
3月12日，隧洞掘进到最深处。这里岩石格外坚硬，火烤水激的效果也差了。一炮下去，依然只能啃下半米。
小刘几天没合眼，眼睛熬得通红。他摸着那冰冷坚硬的岩壁，忽然说：“凿。”
“啥？”工友没听清。
“用凿子，手工凿。”小刘拿起钢钎和锤子，“我不信，它是铁打的。”
他第一个走上前，举起十八磅的大锤。锤落，钎进，一点白印。虎口震得发麻。他没停，第二锤，第三锤……工友们默默围上来，一个，两个……锤声叮当，在狭窄的隧洞里回荡，单调，枯燥，却执拗地持续着。
一毫米，一厘米，一寸……岩石在人类最原始的敲击下，极缓慢地、却又确实地，被啃噬，被征服。
3月15日，凌晨。
最后一层岩壁，已经薄得像张纸。小刘放下锤子，手抖得握不住钎。他的虎口早就裂了，用布条缠着，渗出血，又干成黑褐色。所有突击队员，都到了极限，靠着岩壁，就能睡着。
“最后一炮。”小刘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炸药埋好，引信拉出洞外。所有人退到安全距离。
小刘亲自点火。火花沿着引信嘶嘶燃烧，窜入黑暗的洞口。
静默。几秒钟，像几个世纪。
然后——
轰！！！
闷响从山体深处传来，地面微微震颤。烟尘从洞口汹涌喷出。
等烟尘稍散，小刘第一个冲进去。手电的光柱刺破黑暗，照向前方。
光柱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明亮的光斑。
然后，那光斑迅速扩大——是对面洞口的光！
“通啦——！”小刘嘶声大喊，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
“通啦——！！！”所有突击队员，所有工人，吼声在隧洞里碰撞、回荡，震得岩壁簌簌落灰。
他们跌跌撞撞地冲向那道光明，手脚并用地爬过最后的乱石堆。当小刘第一个从对面洞口钻出来，看见外面开阔的天空、尚未解冻的大地、以及远处村庄模糊的轮廓时，他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抓起一把冰冷的、混杂着石粉的泥土，捂在脸上，嚎啕大哭。
身后，工友们一个接一个钻出来，每个人都在哭，都在笑，脏污的脸上泪水纵横。他们拥抱，捶打彼此的肩背，语无伦次地喊着什么。
三百米隧洞，十五个昼夜，五万斤炸药，三千根钢钎，还有无数血泡、汗水和信念，终于打通了。
松花江的水，将从这里，流向干渴的土地。
那是大地的血脉，即将开始搏动。
六、知识的光芒
3月10日，一辆改装过的卡车，晃晃悠悠地开进了靠山屯。
卡车很旧，驾驶楼漆皮斑驳，但车厢两侧，用鲜红的油漆刷着五个大字：“科技大篷车”。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东北人民政府农业科技下乡队”。
屯子顿时轰动了。男女老少，只要能走动的，全围了上来，踮着脚，伸长脖子，看这稀罕物。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想摸摸车厢，又被大人呵斥着拽回去。
车停稳，后挡板打开，先下来的是个年轻人，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是技术员小张。接着又下来两个，抬下些奇奇怪怪的家伙：有木箱，有铁架，还有个蒙着黑布的大匣子。
“乡亲们！”小张站到车后挡板上，手里拿着个铁皮喇叭，“我们是省里派来的科技下乡队！给大家送技术来了！”
人群嗡嗡议论。“技术？啥技术？”“不就是种地吗？咱种了一辈子地，还用他教？”
小张不慌不忙，指挥同伴支起一块白布，又摆弄那个黑匣子。天黑下来，屯子没有电，只有零星几点油灯的光。小张点起一盏明亮的汽灯，挂在车旁。
“今天，先给大家看个‘电影’！”小张掀开黑匣子的布——原来是一台幻灯机，用汽车电瓶供电。
白光打在白布上。人群“哇”地一声。布上出现了清晰的图画：一株玉米，叶子卷曲，上面爬满密密麻麻的小虫子。
“这是啥？”“虫子！祸害庄稼的虫子！”
老农马大爷，蹲在最前面，烟袋锅都忘了抽，眯着眼仔细看。他种了一辈子地，和虫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可从来没见过虫子被放得这么大，这么清楚。
“这叫蚜虫。”小张的声音透过喇叭传来，“专门吸庄稼汁液。看，它们用针一样的嘴，扎进叶子背面……”
图画变了，是蚜虫的特写，那尖利的口器，看得人头皮发麻。
“咋治？”马大爷忍不住喊。
“问得好！”小张切换图片，布上出现几个瓶子的图样，“用这个，农药，兑水喷。啥时候喷？早晨有露水时喷，虫子沾上药，就跑不了……”
他讲得浅显，用庄稼汉能听懂的话。图片一张张过：病害的叶子，肥害的根，缺水的苗……都是地里常见的难题，现在被放大，被剖析，病因、治法，一清二楚。
人群安静了，只有小张的声音，和幻灯机换片时轻微的咔哒声。一张张专注的脸，被屏幕的光映亮，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新奇而渴求的光。
电影放完，汽灯熄灭。人群却不肯散，围着小张问这问那。
“同志，那药贵不？”
“不贵，政府补贴，一斤玉米的钱，能买一瓶，管一亩地。”
“啥时候打药最好？”
“晴天，没风，早晨或傍晚……”
问题一个接一个。小张耐心解答，还拿出实物——农药瓶子，喷雾器，教大家怎么用。最后，他搬出个木箱，打开，里面是各种小册子，画着图，写着简单的字。
“这是《科学种田手册》，免费发！不认字没关系，看图就懂！怎么选种，怎么施肥，怎么除虫，啥时候浇水，都画在上面了！”
人群涌上来，转眼，几百本小册子被抢光。没拿到的，急得直跺脚。小张赶紧保证：“明天还来！带更多来！”
第二天，科技大篷车没走，在屯子外的打谷场边，支起了“田间学校”。
没有教室，没有课桌。地头插块木牌当黑板，小张用炭笔在上面画图、写字。农民们或蹲或坐，围成一圈，听得入神。
“施肥，不是越多越好。”小张在黑板上画个庄稼，根、茎、叶，“好比人吃饭，吃多了撑，吃少了饿。庄稼也一样。啥时候施啥肥，施多少，都有讲究……”
他讲土壤酸碱性，讲氮磷钾配比，讲追肥的时间点。老农们频频点头，这些经验，他们模模糊糊知道一些，可从来没这么清楚明白过。
“就像伺弄孩子，”马大爷抽着烟袋，若有所思，“不能瞎喂，得看时候，看需要。”
“对！”小张兴奋地说，“就是这个理！种地要科学，不能光靠老经验，也不能蛮干。”
三天时间，科技大篷车走遍了靠山屯的每一块地。小张和队员们，卷起裤腿下田，手把手教农民怎么看土质，怎么识别病害，怎么调配农药。屯里的老秀才，还把这些知识编成了顺口溜，孩子们很快传唱开：
“种地要科学，施肥分季节；除虫要及时，丰收在眼前。良种配良法，黄土变成金；跟着共产党，日子甜又甜。”
临走的那个早晨，小张被屯里人围住了。这个塞几个鸡蛋，那个塞一捧枣，马大爷甚至抱来一只老母鸡。“同志，拿着，补补身子。你们是真心为咱庄稼人好。”
小张推辞不过，眼睛有点湿。他想起在农科院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做实验、写报告的枯燥日子。那些数据、图表，曾经只是纸上的符号。而现在，他看见了它们如何变成农民眼里希望的光，如何变成土地上实实在在的、金黄的收成。
卡车开动了，靠山屯的人站在村口，一直挥手，直到车子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小张坐在摇晃的车厢里，怀里抱着那只不安的老母鸡，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尚未苏醒的田野。他忽然觉得，自己做的这一切，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知识，像一颗种子，被播撒下去。它会在这些质朴的心田里，生根，发芽，最终长出沉甸甸的、滋养众生的果实。
七、夜幕下的微光
3月16日，傍晚。
林默独自一人，走在刚刚翻耕过的土地上。土是新翻的，还带着犁铧切开的、整齐的断面，在夕阳下呈现出一种深沉湿润的黝黑，像浸透了油。空气里有新鲜泥土的腥气，有去年残茬腐败的微甜，还有一种凛冽的、属于早春的寒意。
他走得很慢，脚下是松软绵密的土壤，每一步都陷下去一点，留下清晰的脚印。远处，最后一台拖拉机正轰隆隆地驶向村庄，突突的排气声在寂静的田野上回荡，拖着一缕渐淡的黑烟。更远处的地平线上，夕阳正沉下去，把西天的云烧成金红、橙黄、绛紫，层层叠叠，瑰丽得像一幅织锦。
几个老农蹲在地头，没有走。他们用手，仔细地捻着土，凑到眼前看，甚至放到鼻子下闻。那是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才能懂的、无声的交流。土在他们的指间，会说话。太干了，太湿了，太板了，太松了……每一丝细微的差别，都关乎着种子的命运，关乎着秋天的收成，关乎着一家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熬过下一个冬天。
林默没打扰他们。他停下脚步，也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土是凉的，但深处似乎有微微的暖意，那是大地在春日下苏醒过来的、生命的温度。他把土凑近，闻到那种熟悉的、混杂着腐殖质和冰碴的气息。然后，他把土慢慢撒回地上，看着黑色的土末从指缝间流泻，融进更大片的、无垠的黑色里。
“林工。”身后传来声音。
是省农科院的李老专家，六十多岁了，头发花白，但腰板挺直，手里拿着一份刚出来的土壤检测报告。
“墒情很好。”李老走过来，也蹲下，像老农一样捻着土，“表层五厘米，含水量适中。只要不出现倒春寒，出苗率……能有九成把握。”
林默点点头，没说话。九成，在农业上，已经是很高的概率。可那一成的不确定，依然像一根细刺，扎在心头。倒春寒，病虫害，干旱，洪涝……有太多变量，太多无法掌控的因素。农业，说到底，还是和老天爷赌，赌风调雨顺，赌四季安康。
但他没把这些忧虑说出来。他只是望着远方，望着村庄的方向。
那里，灯火次第亮起。先是合作社大院，汽灯雪亮，人影晃动，那是干部们在核对明天的任务；接着是仓库，马灯昏黄，保管员在清点农具，铁器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当声；然后是家家户户的窗户，透出油灯微弱而温暖的光晕，晕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昏黄，像星星落在了地上。
有炊烟袅袅升起，笔直地，在无风的傍晚，升向刚刚出现星辰的靛蓝色天空。空气里飘来柴火燃烧的烟味，混合着隐约的、煮食的香气。是窝窝头？还是掺了野菜的糊糊？林默分不清。但他知道，那烟火的尽头，是一户户人家，围坐在炕桌边，或许在谈论今天的活计，或许在憧憬秋天的收成，或许只是在沉默地、珍惜地吃着一天里，唯一一顿像样的饭。
会计室里，传来噼里啪啦的算盘声，珠子碰撞，急促而密集，像一场微型的暴雨。那是在计算种子、化肥、农具的分配，计算工分，计算着这个庞大集体里，每一份付出与应得的回报。
仓库前，保管员老周大概还在就着马灯光，一笔一划地登记。他鼻梁上那副用线缠着腿的老花镜，大概又滑到了鼻尖。他会不会想起白天那个丢了种子票、哭得稀里哗啦的刘老栓？那二十斤“抗寒一号”，此刻应该安静地躺在刘老栓家炕头的瓦罐里，等待着被播撒进大地，等待着破土，拔节，抽穗，灌浆，最终变成养活一家老小的、金黄的粮食。
而某间低矮的土坯房里，油灯如豆。炕头上，一个老农，或许就是白天蹲在地头捻土的那一位，正戴着老花镜，吃力地、却无比认真地，翻阅着那本《科学种田手册》。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抚过粗糙的纸张，抚过那些简单的图画和文字。他可能不认得几个字，但他看得懂图，看得懂那份想要把地种好的、拳拳的心意。他的老伴，可能在旁边纳着鞋底，偶尔抬头看他一眼，昏黄的灯光，把两人相依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放得很大，很暖。
这是一个普通的、东北早春的夜晚。寒冷尚未退去，风里还带着冰碴子。田野空旷，村庄寂静。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没有凯歌高奏的欢腾。只有无数细微的、具体的事情，在发生，在进行：算盘在响，笔尖在动，种子在瓦罐里沉睡，农民在油灯下学习，干部在汽灯下筹划，铁犁在角落里等待下一次出征。
但林默知道，就在这看似寻常的寂静之下，有一种巨大的、不可阻挡的力量，正在酝酿，正在积聚。那是千万人对于温饱最质朴的渴望，那是对于土地最深沉的信任，那是用汗水、智慧、甚至生命，去换取一个确定未来的、孤注一掷的勇气。
种子已经播下——不只是“抗寒一号”的玉米种子，更是希望、知识、和变革的种子。
它们正沉睡在冰冷的、肥沃的黑土之下，吸收着大地的滋养，积聚着破土而出的力量。只等春风再暖一些，只等阳光再烈一些，便会顶开坚硬的土层，探出嫩绿的、不屈的芽尖，然后，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生长出无边无际的、金色的未来。
林默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最后的霞光收尽，天空变成了深邃的宝蓝色，星星更亮了，一颗，两颗，越来越多，清冷地闪烁着。
寒风掠过旷野，扬起细微的尘土。他拉紧了大衣的领子，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在夜幕下归于沉寂、却又仿佛涌动着无限生机的田野，然后转身，向着村庄那片温暖的、稀疏的灯火，稳步走去。
他的背影，融入了越来越浓的夜色里。而在他身后，无垠的黑土，正沉默地、耐心地，等待着惊蛰的雷声，等待着春天的雨水，等待着那场已经拉开序幕的、关于生存与希望的、宏大而细微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