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投资稳住阵脚后，秦云将目标转向矿业。
1949年的澳洲，铁矿石、煤炭等“战略资源”严禁外国人染指，但石灰石（用于生产水泥、玻璃和化工原料）却被归为“普通矿产”，审批相对宽松。
“西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地区有大量未勘探的石灰石矿，品位高、储量大。”
秦云早在1年前就在给米勒的指示中强调。
“我们不需要开采权，只需要‘勘探许可’和‘未来优先购买权’。
用巴拿马公司的名义申请10个勘探许可，每个项目投资300万美元，主要用于租用勘探设备和雇佣地质团队。”
米勒依计而行。
他通过澳洲的矿业中介公司，以“欧洲矿业勘探集团”的名义，向州政府提交了10份勘探申请。
由于单笔投资额不大（300万美元），且承诺“勘探成果优先供应澳洲本地企业”，申请在两周内全部获批。
更妙的是，根据澳洲法律，勘探许可持有者可在未来五年内以“成本价”优先购买矿区开采权——这相当于秦云用3000万美元，锁定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潜在矿产。
最后一步，是悉尼远郊的工业用地。
1949年的澳洲，《土地法》禁止外国人“永久拥有”土地，但允许“长期租赁”（最长99年）。
秦云看中了悉尼西南方向100公顷的工业用地，这里靠近未来的国际机场（1955年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机场扩建），升值潜力巨大。
“我们以‘澳新资源’的名义，与土地原所有人——一个濒临破产的犹太裔牧场主家族——签订99年租约，年租金5万美元。”
米勒的操作也堪称精妙，“租约中规定，我们有权在土地上建设农产品加工厂和仓储设施，但产权仍归原家族所有。
这样一来，政府不会认为我们‘拥有土地’，而我们却能实际控制这块地。”
至此，40亿美元澳洲资产的第一阶段转移完成：
20亿用于农业（4000个农场项目），12亿用于矿业（10个勘探许可+优先购买权），8亿用于房地产（99年租约+初期建设）。
所有资金流动均通过巴拿马、伦敦、悉尼的三层银行清算，最终以“小额、分散、多主体”的形态，深深嵌入澳洲的经济肌理。
资产转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949年至1950年，秦云的澳洲资产遭遇了三次致命危机，每一次都险些暴露其“隐形帝国”的真面目。
危机一：1950年澳洲税务调查——“澳新资源”的“重复报关”陷阱
1949年6月，澳洲税务局（Ato）在对悉尼港口的出口货物进行例行抽查时，发现“澳新资源”申报的100吨棉花出口单据存在“船名、航次、目的地完全一致”的异常情况，怀疑其“虚报出口额骗税”。
“这是典型的‘钓鱼执法’！”
米勒拿着税务局的问询函冲进办公室，脸色煞白，“他们盯上我们了！”
秦云通过克里森接到加密电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让米勒提交一份“内部调查报告”，声称是悉尼办事处的初级会计误将同一批货物的三张提单重复录入系统，属于“无心之失”；
指示米勒向税务局补缴50万美元“滞纳金”，并捐赠10万美元给“澳洲农业工人福利基金”，塑造“积极配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形象；
让华云国际的律师团和政治顾问，联系美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暗示“对澳洲税务部门的‘过度执法’表示关切”，并提及“澳新资源”与美国农业部有“棉花育种技术合作项目”。
一周后，税务局宣布“因情节轻微，不予立案”，调查草草收场。
秦云在给米勒的密信中写道：
“记住，在澳洲，‘政治正确’比法律条文更有力量。
我们越是显得‘无害’和‘有用’，政府就越不敢动我们。”
1950年2月，一封来自瑞士苏黎世银行的匿名举报信，打破了华云国际的宁静。
举报人声称，阿尔卑斯信托（瑞士）的金库中，有200吨黄金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位“神秘的华裔富豪”，此人涉嫌“利用信托架构逃避美国税收”。
“是汉斯·穆勒！”
埃米尔·霍夫曼在电话里怒吼，他是秦云的瑞士法律顾问，也是阿尔卑斯信托的受托人之一。
“那个该死的经理，他因赌博欠了苏黎世黑帮300万法郎，想拿我们的黄金抵债！”
汉斯·穆勒是阿尔卑斯信托的三名共管律师之一，负责保管黄金的仓库钥匙。
秦云接到霍夫曼的警报时，穆勒已带着伪造的“提金授权书”，试图从苏黎世银行的地下金库提走2吨黄金（价值约700万美元）。
“立刻启动‘熔断机制’！”
秦云的命令通过加密电报传到霍夫曼手中：
霍夫曼带领两名瑞士武装保安，连夜将阿尔卑斯信托剩余的198吨黄金，从苏黎世银行转移至日内瓦的私人保险库（该保险库由秦云通过另一家列支敦士登基金会控制，安保级别远超银行）；
杜荣贞立即前往瑞士宣布废除原有的“三人共管”制度，改为“双人双锁+生物识别”（指纹+虹膜），新任共管律师是霍夫曼亲自挑选的、无不良记录的瑞士前军官；
霍夫曼通过瑞士警方的关系，以“敲诈罪”和“伪造金融票据罪”逮捕穆勒，并放出风声称“穆勒试图盗窃的客户不止秦云一人，还包括三位欧洲王室成员”。
这场危机让秦云付出了700万美元的黄金代价，却也让他进一步完善了欧洲的资产隐形架构。
——“信托资产必须物理分散存储，核心控制权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中”。
1950年8月，澳洲联邦政府迫于国内保守派压力，修订《移民条例》，加强对“非白人实体”在澳投资的审查，要求所有外资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必须提交“国籍声明”。
这对秦云来说是致命一击——若“澳新资源”的实际控制人被查出是华人，不仅120亿资产可能被冻结，他的运作团队也可能被驱逐出境。
秦云给杜荣贞的解决方案，是一场“外科手术式”的身份漂白：
第一是更换壳公司股东：
通过巴拿马律师团，将10家列支敦士登基金会（FL-001至FL-010）的股东，从“匿名实体”变更为“英国退役军官联盟”（british Retired officers Alliance）。
该联盟是二战后英国政府扶持的退役军人组织，在英国和澳洲均有政治影响力，其“白人+爱国”的形象极具说服力；
第二是立即替换核心技术团队：
将所有派驻澳洲的华人技术顾问（比如棕榈创能的化纤工程师）全部撤回，换成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招聘的白人毕业生，对外宣称“技术团队来自英国”；
第三则是加大公关投入：
指示米勒向澳洲退伍军人协会捐赠100万美元，并赞助悉尼歌剧院的筹建项目（当时该项目因资金短缺濒临搁置）。
三个月后，澳洲外国投资委员会（FIRb）对“澳新资源”的复审结果显示：
“该公司由英国退役军官联盟控股，实际控制人为英国公民，符合《移民条例》修正案的要求。”
危机再次化解。
秦云站在洛杉矶的书房里，看着澳洲地图上新增的10个绿色勘探标记，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知道，真正的考验还未到来，当冷战的铁幕彻底落下，当美国FbI和澳洲安全局（ASIo）的目光同时聚焦在这120亿资产上时，他的“隐形帝国”能否承受住最猛烈的冲击？
从1949年到1951年，历时三年的资产转移，本质上是一场“用规则对抗规则，用信息差碾压信息差”的无形之战。
秦云利用1949-1951年间国际金融与监管的“原始性”（信息不透明、法规不健全、跨国协作低效），通过香港的“资金跳板”、巴拿马的“法律迷宫”、列支敦士登的“信托黑洞”，将120亿美元拆解成无数个“合法、小额、多主体”的碎片，最终在澳洲落地生根。
公元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厚重的历史迷雾终于散尽，天空澄澈如洗。
一个崭新的纪元正随着那划破长空的声音降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主席那穿透历史烟云的庄严宣告，如同惊雷滚过广场上空，瞬间点燃了亿万颗赤忱的心脏。
欢呼声浪排山倒海，汇聚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这宣告的力量是如此磅礴，仿佛瞬间撕裂了太平洋的万顷波涛，跨越浩瀚海域，直抵每一个关切这片古老土地命运的心房。
几乎是同一时刻，太平洋彼岸，美国，棕榈泉镇，克里森庄园旁的秦云别墅。
厨房里却是另一番景象。烟雾弥漫，带着刺鼻的焦糊味。
“滋啦——砰！”
油星在滚烫的锅里暴躁地跳跃，一条鱼早已面目全非，焦黑的躯壳顽固地扒在锅底，宣告着烹饪的彻底失败。
秦云此刻围着沾满油污的围裙，眼神却死死盯在厨房一角的收音机上。
那台老旧的机器里，正清晰传来新华广播电台的电波——万里之外那激动人心的宣告，每一个音节都像无形的重锤，狠狠敲打在他灵魂深处最隐秘的角落。
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开，灵魂仿佛已游荡在回忆中：
贾峪土地上一点点建立起来秦岭集团，太行山麓弥漫的硝烟，贵州大山间铁与血与汗的拼搏……
无数血色片段汹涌翻腾，与他多年来精心编织的商业网络、谋划的宏大国际棋局激烈碰撞，最终，在广播传来的现实里汇聚成形。
——一个崭新的中国，终于在烈火与牺牲中浴血重生！
“天啊！云哥哥！你的鱼要烧成炭了！厨房都快点着了！”
顾芷卿尖锐的惊呼刺破了秦云的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