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
贵州都指挥使张龙的弹劾奏疏，内容详实，指控严厉，直指燕王朱棣三大罪状：一曰“私敛民财”，借整军备武之名，加征赋税，摊派物资，致使北平百姓负担加重；二曰“结交豪强”，与北平等地大族往来密切，赠予厚礼，其心难测；三曰“逾制扩军”，其王府三护卫实际兵员远超朝廷定额，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已非寻常藩王护卫可比。
奏疏一出，朝野哗然。张龙曾是蓝玉麾下悍将，其弹劾难免让人联想到是蓝玉旧党的反扑。然而，他所列罪状，若是属实，则燕王所为，确实已触碰藩王底线，形同谋逆前兆。
朱元璋览奏，脸色阴沉，未发一言，直接将奏疏转给了朱标，命其“查明实情，据实处置”。这无疑是将一个烫手山芋交给了太子。
朱标心中沉重。他深知，此事处理稍有不当，要么会冤枉功臣，寒了藩王之心；要么会纵容隐患，酿成未来大祸。他立刻下令，都察院、刑部派人，会同已在北京的钦差齐泰，共同核查张龙所奏之事。同时，他密令毛骧，动用锦衣卫渠道，从侧面核实相关情况，尤其是张龙此举的背景，以及那些所谓“士绅供词”的真伪。
（承）
调查迅速展开。都察院和刑部的官员抵达北平后，朱棣表现得极为配合，开放账目，允其询问属官、士绅，甚至允许其抽查护卫兵员名册。表面看来，一切似乎并无太大问题。加征的赋税大多有朝廷许可或事急从权的背景；与士绅往来，朱棣解释是为筹集军资、稳定地方；护卫兵员虽有超出，但多在战时征募的“义兵”范畴，且言明待战事平息后即行裁撤。
然而，齐泰的密奏却揭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细节：燕王府账目虽然清晰，但有几笔大额支出去向模糊，仅标注“特别军需”；与燕王往来最密的几位豪强，其家族子弟多在燕王麾下担任要职；那些“义兵”的装备和训练水平，远超寻常卫所官兵，更接近于精锐战兵。
毛骧的调查也显示，张龙此次上奏，确有部分蓝玉旧部在背后怂恿煽动，意在给朱棣找麻烦。但其所列罪状，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许多事情在北平几乎是半公开的秘密，只是无人敢轻易捅破。
（转）
面对核查结果，朱标陷入了沉思。证据不足以给朱棣定下谋逆大罪，但种种迹象表明，朱棣在北平的经营，确实远超一个普通藩王的本分，其野心已昭然若揭。若此时严厉追究，恐怕会逼反朱棣，引发内战；若轻轻放过，则无疑是养虎为患。
几经权衡，朱标做出了一个看似各打五十大板的决定。他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诏书，申饬朱棣“行为不谨，致招物议”，责令其严格遵守藩王规制，限期清退超编护卫，并将账目不清之处解释明白。同时，他也下旨斥责张龙“风闻奏事，查无实据，挟怨诬告”，将其调离贵州，贬为闲职。
这份诏书，既敲打了朱棣，警告他朝廷并非毫无察觉，也安抚了蓝玉旧部，显示朝廷不因私怨而罪人，更维护了皇室表面的和睦。
（合）
诏书送达北平，朱棣跪接圣旨，面色平静，再次表示遵从朝廷旨意，定当约束部下，澄清账目，裁撤冗兵。他表现得极为恭顺，仿佛之前的一切都只是误会。
然而，据齐泰后续密报，朱棣在接旨后，虽然明面上开始裁撤部分老弱“义兵”，但其核心精锐丝毫未动，与豪强的往来也转入更深的地下。僧人道衍更是频繁出入王府，密谈至深夜。
朱标知道，这场风波看似平息，实则暗流更加汹涌。朱棣的野心已被朝廷的敲打所刺激，只会隐藏得更深，谋划得更周密。他们兄弟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然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北疆之事暂告段落，朱标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太子妃常氏所出的嫡长子朱雄英的教育上，并开始着意培养自己的东宫属官班底，如方孝孺、黄子澄等青年才俊。这一日，他正在考察朱雄英的功课，忽有内侍慌张来报，称太子妃常氏忽感不适，腹痛如绞，太医诊治后，面色凝重，言情况凶险，疑似……中了暗算！朱标手中的书卷，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