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
登基称帝,并未让朱元璋有丝毫松懈。相反,他更加勤政,每日天不亮便起身处理政务,往往至深夜方才歇息。用他的话说:“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朕岂敢贪图安逸?”
新朝甫立,万象更新。朱元璋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减轻赋税,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整饬吏治,重建科举……每一项都关乎国计民生。我作为太子,除了继续观政学习,也开始参与一些具体事务的讨论,比如协助李善长审核新的《大明律》草案,虽然大多时候只是旁听和学习。
朝堂之上,也不再是过去那种较为随意的氛围,而是充满了新朝的庄严气象。百官依品级着新式朝服,按班次站立,奏对有序。父亲朱元璋端坐龙椅,威仪日重,但偶尔在议及民生疾苦或前线战事时,仍会流露出昔日那种果决与急迫。
(承)
这一日,朝会之上,兵部尚书禀报北方军情,再次提及王保保与山西扩廓帖木儿可能联合之事。群臣议论纷纷,有主张暂缓攻势,先巩固已占之地的;有主张趁其联合未稳,速战速决的。
朱元璋静静听着,未置可否。待众人议论稍歇,他目光转向我:“太子,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心中一动,知道这是父亲在考校我。我出班奏道:“回父皇,儿臣以为,王保保与山西扩廓,虽同名,然未必同心。元廷内部倾轧已久,彼等联合,必各怀算计,难以真正协力。我军新朝初立,士气正旺,正当锐意进取。然用兵之道,在于知己知彼。徐达将军久经战阵,熟知敌情,父皇既已委以全权,不若令其临机决断,或战或抚,或分而化之,朝廷为其稳固后方,保障粮饷即可。”
我这番话,既分析了敌情,也表达了对前线将领的信任,同时强调了后勤的重要性。
(转)
朱元璋听罢,微微颔首:“太子所虑,不无道理。然朝廷亦不可全然置身事外。”他随即下达旨意:一方面,敕令徐达,授予其更大机断之权,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进攻方略;另一方面,加派工部工匠及医官随军,加强器械维修和伤病救治能力;同时,从江南再调拨一批粮草,由汤和负责押运北上,确保前线供应无虞。
这道旨意,既放权给将领,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显示出新皇统筹全局的能力。
退朝后,朱元璋特意将我留下,说道:“标儿,你今日在朝上所言,虽显持重,但能考虑到前线将领的难处和后勤的关键,已是进益。为君者,不仅要会用人,更要懂得如何支持人,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儿臣谨记父皇教诲。”我躬身道。心中明白,帝王之术,远比想象中复杂。
(合)
新朝的机器高效运转起来。北方的徐达接到旨意后,上表谢恩,并详细呈报了他的作战计划:决定利用王保保与山西扩廓可能的猜忌,集中兵力,先打击态度相对摇摆的山西扩廓部,力求速胜,以震慑王保保。
而在应天,各项新政也在稳步推进。减轻赋税的诏书下达后,民间欢欣鼓舞;第一批由朝廷组织的移民,开始从地狭人稠的江南向山东、河南等地迁徙,开垦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一种新的秩序和希望,正在这片饱经创伤的土地上萌芽。
然而,就在朝廷上下为新政忙碌,北方战事按照计划推进之时,宫内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一位负责记录《起居注》的年轻翰林,因在记录时“用词不当,有损圣德”,被盛怒下的朱元璋下令廷杖,险些丧命。此事虽未掀起太大波澜,却让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龙颜之怒,是何等酷烈。父皇他,似乎与记忆中那个濠州城头的“吴国公”,有些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