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完成中原统一大业后，并未停下其扩张的脚步，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辽阔的四方疆域，并启动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超级工程。这些举措不仅展现了其作为“基建狂魔”的惊人魄力，也深刻塑造了古代中国的疆域格局和基础设施网络，其影响跨越千年。
在北方面临着匈奴不断南下的威胁，这些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时常袭扰秦、赵、燕三国的北部边地，严重威胁着中原农业文明的安全与发展。为了彻底解决这一心腹之患，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派遣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
蒙恬指挥秦军主力从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市南）北出长城发动进攻，同时派遣杨翁子率偏师由肖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出长城协同作战，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秦军经过激烈战斗，成功收复了被称为“河南地”的河套与榆中地区（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伊克昭盟地）。次年秋，蒙恬又乘胜北渡黄河，攻占高阙（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阳山（内蒙古乌加河北的狼山、阴山）和北假（乌加河以南夹山带河地区），迫使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不得不向北迁徙十余年。
为了巩固新占领的河南地区，秦始皇在此设置了九原郡（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管辖三十四县（一说四十四县），并迁徙大批民众和刑徒到此屯垦戍边，实行“拜爵一级”的奖励政策，鼓励民众移居边地，这对于开发北方边地、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构建长期有效的防御体系，秦始皇下令在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原有长城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和连接工程，筑成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这道宏伟的防线不仅在当时有效保护了北方农业区域，抵御匈奴骑兵的侵扰，更在此后两千多年间成为了中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一条重要地理分界线，其军事价值和象征意义深远。
为了进一步加强北方防务和快速调动军队，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筑了从咸阳直达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的“直道”。这条直道长达约700公里，宽度在15至30米之间，最宽处甚至超过50米，堪称古代的高速公路，它穿越崇山峻岭、河流湖泊，沿途设有驿站和补给点，使得秦国的骑兵能够以惊人的速度驰援边境，据记载最快可“三天三夜”内从关中抵达阴山前线，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北方边境的控制能力和应急反应速度。
在南方，秦始皇的征服步伐同样迅猛。他决心将华东、华南的百越之地纳入版图。百越地区范围广阔，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乃至越南北部一带，当时居住着闽越、南越、西瓯等众多部族。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遣大将屠睢和赵佗率领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征伐百越。
战争初期，秦军进展较为顺利，其中进攻南越的军队迅速占领了番禺（今广东广州）。然而，在西线对西瓯的作战中，秦军遭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西瓯人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采取游击战术，“断发文身，错臂左衽”的越人战士利用山林河网作为掩护，不断袭扰秦军，甚至一度获胜，切断了秦军的粮道，连秦军主帅屠睢也在战斗中被杀，战争陷入了长达三年的对峙阶段，秦军伤亡惨重。
为了扭转前线兵力不足、粮草供给困难的严峻局面，公元前217年，秦始皇命监御史史禄主持开凿灵渠。这项工程选址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旨在沟通湘江（长江水系）和漓江（珠江水系）。灵渠全长约37公里，其间修建了34个大小不同的水闸和许多人工水道，通过精确的水力学设计，成功地实现了两大水系的互联互通，从而解决了秦军粮饷运输的致命难题。
灵渠的修成堪称古代水利工程的奇迹，它不仅在当时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也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重要的水路交通纽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开发与文化的交融，直至今日仍发挥着作用，并在2018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有了灵渠的后勤支持，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重新任命任嚣为主将，和赵佗一起率领大军再次对百越发动攻势。经过四年的艰苦战斗，终于平定了岭南广大地区，并在此设置了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广东广州）、桂林郡（郡治今广西桂平）和象郡（郡治今广西崇左境），将岭南正式纳入秦朝的行政管辖范围。为了巩固统治和开发这片新领土，秦始皇从中原迁徙了数十万民众和罪徒与越人杂居，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和文化，极大地促进了珠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
除了北伐匈奴和南征百越，秦始皇还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开拓。他派遣常頞开通了从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滇池一带的“五尺道”。这条栈道因地处险厄、“道广才五尺”而得名，它的开通使得秦朝的势力得以直接抵达且兰、夜郎、邛都、昆明等西南夷地区，并在这里设官“置吏”，建立了行政机构，加强了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并将其纳入郡县制的行政管理系统中，为后世中原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征服者和军事战略家，更是一位前所未有的“基建狂魔”，他规划和主持的超级工程，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万里长城无疑是其中最着名的标志性工程。它并非完全新建，而是在连接和修缮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北方长城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增筑、加固和延伸，最终形成了一道绵延万里的宏伟军事防御体系。长城因地制宜，采用当地材料，如石料、黄土等夯筑而成，在险要关口还修建了坚固的城楼和关隘，如居庸关、嘉峪关等。
修建长城动用了数十万民夫、军卒和罪徒，他们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施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长城的修建，有效地抵御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袭扰，保障了中原农业区的安全生产，并在后世不断修缮，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伟大遗产，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与长城的防御性质不同，以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各地的“驰道”和“直道”系统，则构成了帝国内部的交通动脉。驰道犹如当时的“国道”，据说路宽达七十米，两旁植树，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御道，东到大海，西达甘肃，北至内蒙古，南及湖南，四通八达。
而专为军事目的服务的“直道”，如由蒙恬负责修建的从咸阳到九原郡的直道，其规格极高，路面宽阔且夯实坚固，甚至“有些路面直到现在都不长杂草”，确保了军队和物资能够快速机动。这些庞大的道路网络，不仅极大地便利了军事调动、政令传达和商业贸易，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维护帝国统一的重要物质基础。
在水利工程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为服务南征而修建的灵渠，早在统一六国之前，秦始皇（当时为秦王政）就接手并完成了着名的郑国渠。这条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修建的灌溉渠，原本是韩国意图消耗秦国国力的“疲秦计”，但却被秦王政将计就计，将其变为一项利国利民的丰功伟绩。
郑国渠位于泾水和洛水之间，成功引泾河水灌溉了关中大片农田，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为秦国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并被认定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为了彰显帝国的威严和满足个人享乐，秦始皇还倾举国之力兴建了极其宏伟壮丽的宫殿群，其中最为着名的当属阿房宫。根据《史记》记载，阿房宫前殿规模惊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高五丈”，如果全部建成，其主体建筑可容纳近万人。
修建阿房宫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使用了大量珍贵的建筑材料，装饰奢华，工艺精湛。
关于修建阿房宫的目的，有记载称秦始皇认为“咸阳人多”，或许有疏散首都人口、建设新城的考虑，可视为一项庞大的“城市建设工程”。
然而，由于秦始皇的突然去世和秦朝的迅速崩溃，阿房宫最终未能完工，并在秦末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传说。
与阿房宫的“烂尾”结局不同，秦始皇为自己精心规划的陵墓——始皇陵，则是一项几乎贯穿其执政生涯并最终完成的超级工程。
始皇陵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其修建时间长达三十多年，规模极其宏大，极尽奢华。
据记载，陵墓的地下宫殿模拟了现实中的皇宫，内有用水银灌注的江河湖海、各种宫殿楼阁，甚至还有模拟的日月星辰。
1974年，陵墓东侧兵马俑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那些数量众多、与真人真马大小相仿、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陶制兵马俑，仅是整个陵园陪葬体系的一部分，它们生动展现了秦代军阵的威武雄壮和高超的雕塑工艺。
至今，始皇陵地宫的核心部分仍未发掘，其内部结构和无数秘密依然深埋地下，吸引着无数人的想象和探索，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秦始皇在生命最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近乎疯狂地同时推进多项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和超级工程，其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无疑是天文数字，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赋役负担。
修长城、凿灵渠、筑驰道、建宫陵，动辄征发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民夫、刑徒和军卒，其艰辛和牺牲可想而知，也成为了秦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秦始皇的这些开疆拓土和基础设施建设，其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不容忽视。
他北伐匈奴，收复河套，南平百越，将福建、浙江、两广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并经营西南，基本奠定了后世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核心疆域范围，所谓“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回归线以南），北据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他下令修建的万里长城、灵渠、秦直道等超级工程，许多在后世得到延续和使用，有的甚至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质遗产和象征。
尽管其手段急切、代价高昂，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秦帝国的崩溃，但秦始皇以其无比的雄心和魄力，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极大地拓展和巩固了华夏文明的生存空间，加强了各地之间的联系，其“基建狂魔”的称号，可谓实至名归，其功业影响，绵延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