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赵旭谈了一些检查工作细节后，晚上回到家里，王兵毫无睡意。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梳理思路，提前构思如何构建数据模型，需要设置哪些关键字段进行关联和比对。
他预感到，从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入手，很可能撕开国旺公司农险业务违规操作的口子。陈大爷的事件只是表象，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更系统、更严重的问题。
魏前卓试图用保密协议捂住一个陈大爷，但如果是成规模、有组织的骗保行为，那是根本捂不住的。
与此同时，在江口县的某个茶楼包间里，国旺公司江城中心支公司的总经理魏前卓，正和一位四十多岁、戴着眼镜、身材微胖的男子坐在一起。男子是江口银保委办事处主任，姓刘。两人面前摆着功夫茶具，但气氛却并不轻松。
“刘主任，这次真是多谢你了，及时去分局做了工作，给我们消化风险的时间。”魏前卓给刘主任斟上茶，语气带着感激，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
刘主任推了推眼镜，叹了口气：“老魏，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你们那个胡经理卷走的可不是小数目，你们到底内部排查清楚了没有？到底涉及多少户？多少金额？”
魏前卓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掩饰道：“正在抓紧排查，初步看，可能还有几户，金额……还在统计。现在最关键的是省里检查组在这，千万不能让他们盯上这件事。只要平稳度过检查期，后面怎么处理都好说。”
刘主任摇了摇头，语气严肃起来：“老魏，你别怪我说话直。捂盖子不是办法！这种事情，迟早要爆雷。胡经理这种人，敢这么干，说不定就是个惯犯，捅的篓子不会小。你们应该赶紧报案，让公安介入，尽量追赃挽损，把影响控制到最小。你现在这样捂着，等于是把风险越积越大。万一哪天捂不住了，到时候别说你，连我们监管部门都要跟着吃挂落！”
魏前卓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有他的苦衷和侥幸心理。一方面，公司考核压力大，一旦爆出诈骗丑闻，不仅影响他的仕途，更会影响公司整体的业绩评价和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他也存着一丝幻想，希望能内部消化，悄悄把钱补上，把事情压下去，避免公开处理带来的震荡。他总觉得，只要应对得当，或许能瞒天过海。
“刘主任，您的意思我明白。但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是不宜节外生枝。检查组那边，还请你多帮忙周旋，我听说嫂子在畜牧局当处长，能不能检查组要求调取数据的时候调调数据。”
刘主任脸色一正：“老魏，这个我可帮不了你！那些是法定记录，检查组真要提供了手续依法调取，你嫂子他们单位必须配合！这是原则问题！我劝你也别动什么歪心思，老老实实配合检查，该暴露的问题早点暴露，也许还是好事。”
魏前卓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勉强笑了笑：“那是，那是，原则肯定要讲。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来，喝茶，喝茶。”
话不投机，两人又闲聊了几句，便各自散去。魏前卓坐在车里，点燃一支烟，眉头紧锁。刘主任的态度让他感到不安。
第二天，检查工作按照新的思路全面展开。
赵旭深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性，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亲力亲为。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江城农业农村局，并与相关负责人展开了一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
在会议室里，赵旭详细地向对方阐述了这次检查的具体要求以及可能涉及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了需要得到农业农村局全力支持和配合的关键环节。面对如此严肃认真且专业细致的赵旭，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们深感责任重大，但他们并没有丝毫退缩之意。
经过一番紧张有序的商讨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政策法规的框架内，尽最大努力确保检查工作顺利开展；严格按照检查组提出的标准和程序执行各项任务；及时提供所需的数据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等等。
没过多久，一份包含着近两年来江城数个县区生猪出栏检疫电子数据以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统计数据的拷贝文件便如实地呈现在了检查组驻地方案室那简陋却又充满使命感的办公桌上。这些珍贵的数据将成为后续调查研究的有力依据，帮助检查组揭开隐藏在背后的真相。
数据量相当庞大，涉及成千上万个养殖场（户），时间跨度长，字段标准也需要统一整理。王兵主动承担起了最繁重的数据清洗和整理工作。他几乎一整天都扑在电脑前，运用SqL语句和Excel高级功能，对海量数据进行导入、筛选、去重、关联。
赵旭则继续带队在国旺公司现场，一方面保持常规检查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有意无意地询问一些养殖户的承保和理赔细节，特别是那些在初步数据筛选中显示出异常迹象的养殖户情况。国旺公司方面明显加强了戒备，回答问题更加谨慎，提供的材料也愈发“精炼”。
王兵在驻地办公室争分夺秒地进行数据分析。他将国旺公司提供的投保清单与畜牧部门的数据进行关联。首先，他设定了几个关键字段：养殖场名称（或养殖户姓名）、身份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乡镇村、时间区间等。由于数据来源不同，格式不尽一致，光是统一标准、进行模糊匹配，就花费了大量精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天多的紧张工作，初步的比对结果开始显现出一些令人震惊的异常情况。
王兵指着电脑屏幕上的筛选结果，向傍晚归来听取汇报的赵旭介绍：“赵处，您看，问题比我们预想的可能要严重。”
“首先，我们发现了多家‘零记录’养殖场。”王兵调出一个列表，“这些养殖场在国旺公司有投保记录，投保数量从几十头到上百头不等，并且在过去两年内都有过理赔记录，累计赔付金额不小。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动物卫生监督所那详尽无遗的官方档案之中，无论我们如何仔细地搜寻，无论是在出栏检疫数据库这个庞大的数据宝库里面，亦或是在那个专门用来存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数据的神秘数据库当中，竟然都无法寻觅到与这些养殖场相关联的丝毫蛛丝马迹！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
换句话说，如果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这些所谓的养殖场仿佛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它们既未曾将哪怕仅仅一头通过严格检疫程序检验合格后的生猪推向市场销售出去；与此同时呢，它们同样也从未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妥善处置过哪怕一只因病而亡的猪……
赵旭的脸色凝重起来：“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王兵语气肯定地说，“这些养殖场极有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至少没有进行实际的生猪养殖活动。他们的投保和理赔行为，涉嫌虚构保险标的，骗取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保险赔款。这是典型的虚假承保、虚假理赔。”
“能确定具体涉及多少户？金额多大吗？”赵旭追问。
“初步筛选，这样的‘零记录’养殖场，有十几户之多。具体的投保和理赔金额，还需要与国旺公司提供的明细账进一步核对，但初步估算，涉及的财政补贴资金和保险赔款，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王兵回答道。
“继续说，第二种情况呢？”赵旭深吸一口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能远超个案。
“第二种，是数量差异巨大。”王兵切换了数据表格，“这类养殖场是存在的，在官方数据库里也能查到它们的出栏或无害化处理记录，但数量对不上。比如，这家‘兴旺养殖合作社’，”王兵指着一行数据，“根据国旺公司的记录，它在2020年度投保了1500头能繁母猪。但是，我们调取的官方数据显示，该合作社2020年全年生猪出栏检疫数量为800头，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记录为50头。两者相加是850头。即使考虑到可能有一部分存栏，但1500头的投保量，远超其850头的‘活动’总量，也远远超出了我们初步了解到的该合作社最大存栏能力（约1000头）。这涉嫌虚增投保数量，以小报大，套取补贴和赔款。”
王兵又列举了几个类似的例子，有的差异比例甚至更加夸张。“这些养殖场，很可能通过虚报养殖数量，缴纳了少量保费（因为财政补贴大部分保费），却获得了远超实际风险的保险保障，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或者即使没发生事故，也可能通过制造虚假事故来骗取高额赔款。”
赵旭看着屏幕上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数据对比，沉默了好一会儿。这些用数据说话的证据，比任何口头汇报都更有说服力。这已经不是个别业务员道德风险的问题，而是可能涉及系统性的、有组织的骗保行为。
“王科，你立刻把这些异常数据清单整理出来，标注清楚异常类型和初步判断。我们要立即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赵旭当机立断。
当晚，检查组内部召开了紧急会议。王兵详细汇报了数据比对发现的疑点。所有人都意识到，案件的性质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可能存在的理赔纠纷等问题，上升为可能涉及虚假承保、骗保骗赔的严重违规甚至违法问题。
第二日清晨，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了会议室里，但这并没有给屋内带来一丝暖意。赵旭、王兵以及其他检查组成员端坐在会议桌的一侧，他们神情凝重，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严肃与认真
而在桌子的另一边，则坐着魏前卓及其身后的两位副手，公司副总经理和农险部经理。三人的脸色同样阴沉得可怕，特别是魏前卓，他那对布满血丝的眼睛下方挂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仿佛昨夜整夜未合眼一般。
赵旭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直接出示了王兵整理出的部分核心数据比对结果，重点指出了那十几家“零记录”养殖场和多家“数量差异巨大”的养殖户情况。
“魏总，请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在贵公司有完整投保和理赔记录的养殖场，在官方的动物卫生监督系统里，竟然没有任何生猪养殖活动的痕迹？为什么投保数量会远远超出官方记录的实际生产量甚至养殖场的实际容量？这些业务是真实发生的吗？相关的财政补贴资金和保险赔款，到底流向了哪里？”赵旭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目光如炬，紧紧盯着魏前卓。
魏前卓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事先虽然有所预感，但没想到检查组动作这么快，手段这么专业，直接抓住了最致命的要害。他试图辩解，说可能是数据来源不同、统计口径有差异，或者有些散养户可能确实存在不报检的情况。
然而，王兵显然对此早有预料和应对之策。面对质疑，他毫不退缩，冷静地逐一回应并驳斥对方观点。他强调所提供的数据皆源自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机构，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同时明确指出这些数据的采集时间段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此外，针对那些规模庞大的养殖场而言——例如拥有数千头牲畜的保险合作社——要想长时间且大面积地隐瞒不报检验结果几乎是天方夜谭之事。不仅如此，经过检查小组的初步调查，他们还对一些所谓零记录养殖场的具体位置展开实地核查工作。
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部分被标注为养殖场地的地方竟然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实体；而另一些虽然确实存在，但它们实际上并非用于养猪用途，而是属于其他类型的场所或者设施。
在确凿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面前，魏前卓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他不得不承认，公司在业务审核和核保核赔环节可能存在“疏漏”，需要进一步内部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