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根没有停顿，他必须说下去，趁着还有力气，趁着还有人听：
“我们村边上，有个化工厂。河里的水，早就五颜六色了……红的，蓝的，有时候还冒荧光。空气里，总有一股……一股说不出的味儿，有时候甜腻腻的，有时候像烂水果，有时候又像苦杏仁……我孙子啊，就是因为这个没的。工厂，到现在还开着，没人管。之前也闹大过，过去后，就不了了之了。”
杨福根努力回想着杨恒海告诉他的那些拗口的化学名词。
“水里，有铬、砷、铅……还有苯胺，硝基苯。河面上，常漂着死鱼……空气里，有二恶英、硫化物……那些专家来说过的……”
杨福根记得不太真切了，但这些名词本身，就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权威性。
他老了，真的老了，记性不行了。
杨恒海一遍遍地教他，他还是会记混。
做这件事不能拿稿子，恒海娃子千叮万嘱，拿了稿子会被那些人找到把柄攻击他们，说他们是受人指使。
他必须把这些话背下来，自然地讲出来。
他站出来，是因为村里就属他最合适。
其他老伙计，多少还有儿女牵挂，还有盼头。
只有他杨福根，什么都没了，老伴儿也没了，自己也快死了。
死之前，能做这么一件事，值了。
“我们村子，本来是很清的一条河啊，但……”
杨福根试图按照背好的词，描绘家乡过去的美好，引发大家的共情，让人们意识到一个美好的家园是如何被毁掉的，让孩子们生病死亡的悲剧不再重演。
但他卡住了，那些美好的记忆太过遥远，早已被现实的苦涩淹没。
他张了张嘴，最终只是干巴巴地重复，“但……被毁了，都毁了……”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去年那个‘癌症村’的新闻？当时我还捐过款！】
【鑫隆化工厂！是不是鑫隆化工厂！生产染料和农药添加剂的！】
【我去搜了一下回来了，就是鑫隆化工厂！】
【对对对！当年还是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呢！说是带动就业！】
【难怪觉得眼熟，之前有记者报道过，后来没声音了】
【这种厂子怎么还能开下去的？】
【背景肯定很深】
【已录屏，不能让它没了】
【鑫隆化工厂，主要生产染料中间体和农药添加剂，当年以其“能带动当地就业、贡献巨额税收”的承诺，被作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引入清水河村。】
【工厂为了节约成本，长期通过两条隐藏的暗管，将未经处理的高浓度废水直接排入清水河。同时，其焚烧炉在夜间偷偷焚烧废料，排放含有二恶英等剧毒物质的废气。】
【二恶英！剧毒啊！】
【苯胺类物质是强致癌物！】
【重金属超标，孩子能不生病吗？】
【这厂子是在投毒！就该立刻关停！】
【这种厂子】
【环保局呢？出来走两步？】
【纳税大户，懂的都懂】
【民生在Gdp面前算什么】
【爷爷坚持住，我们在扩散！】
看到弹幕有人似乎记起来了，杨福根枯井般的眼神波动了一下，但并没有多少喜悦。
他不知道这是真的有人记得，还是杨恒海他们那群有文化的年轻娃子在背后当什么“水军”帮衬。
杨福根分不清真假，这虚拟世界里的善意和记忆，对他来说太缥缈了。
他只知道，必须继续说。
这是他和春兰，还有死去的孙子，最后的机会。
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对着这么多人，说出这冤屈了。
“我老婆子，周春兰。”
提到老伴，杨福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明显的哽咽，但那哽咽很快被压了下去，变成更深的麻木。
“那个以前整天笑眯眯、有点泼辣但跟我一辈子没红过脸的老太婆……她撑不住了。她不是病死的，她是自己、自己喝了河里的水……她说，‘告不动了，没盼头了，我先去下面护着孩子们’。”
杨福根想起了春兰年轻时的模样，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嗓门亮堂，笑起来眼睛像月牙。
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她里外张罗。
她性子是辣，跟他过日子也有磕绊，但心肠热乎，从未真正跟他置过气。
他们风风雨雨几十年，苦过，累过，却也相互扶持着走了过来。
可孙子的死抽走了她的魂，儿子的死碾碎了她的心。
她变得沉默，眼神呆滞。
他们不是没努力过，一起拿着按满红手印的联名信，去镇里、县里、市里告状。
最初，有记者来采访，一篇《清水河之殇》的报道也曾短暂登上过热搜。
【是杨爷爷！那个周奶奶……天啊，都走了？】
【我记得他们！后来就没消息了，以为解决了……】
【赔偿款呢？不是有报道说正在积极协调赔偿吗？】
几条天真的弹幕飘过。
杨福根看到了，那布满褶皱的脸上，嘴角极其艰难地扯动了一下，形成一个比嚎啕大哭更让人惨然的笑容。
那笑里饱含着无尽的嘲讽、悲凉和认命。
“赔偿款？”
他重复着这个词，像在咀嚼一块冰冷的土疙瘩。
“赔偿款一直拖着，工厂也还一直开着。我们这些老骨头，就这么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等着哪天也像他们一样，悄没声地病死。我们开直播，发视频……没人看，像石头沉进大海。公众……忘得真快啊……”
他想起了工厂老板动用关系，在网上散布他们“敲诈勒索”、“想靠死人发财”的谣言，那黑白颠倒的污蔑让他气得浑身发抖。
想起了那篇曾经短暂登上过热搜的报道《清水河之殇》，链接没两天就失效了，转发的人也莫名其妙被限流，热度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迅速掐灭。
他想起了最后一次，他和春兰互相搀扶着，再次走进市环保局那间光亮的办公室。
接待他们的那个年轻人，穿着笔挺的衬衫，说话客客气气，却字字句句都是推诿。
“老人家，数据需要时间监测，不是一下子就能出结果的。”
“程序要走，法律讲证据，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也要按规定办事……”
回来的那趟长途大巴上，车厢里闷热而颠簸。
春兰一直安静地看着窗外，他看着老伴的侧脸，那曾经圆润爱笑的脸庞，如今只剩下嶙峋的骨骼和松弛的皮肤，像一张被揉皱的纸。
她的眼神空荡荡的，映着窗外飞速后退的、依旧在蓝天背景下肆无忌惮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烟囱。
那一刻，杨福根清晰地感觉到，春兰眼里最后一点属于“生”的光彩，熄灭了。
第二天清晨，人们在那条颜色诡异、散发着刺鼻苦杏仁气味的河边发现了她。
她走得异常平静，甚至特意穿上了那身只有过年走亲戚才舍得穿的、红色外套。
她的死因，那张薄薄的死亡证明上，冷冰冰地打印着“多器官功能衰竭”。
至于这与化工厂排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巧妙彻底地抹去了。
后来，工厂方派来的律师，夹着昂贵的皮包，态度倨傲得像施舍。
他只承认“可能存在一定影响”，坚决拒绝承认直接责任。
并提出一个“人道主义补偿”金额，条件是必须签下那份“一次性了结，永不追究”的协议。
他们不签！
怎么能签？
签了，牛牛、儿子、媳妇，还有春兰，就都白死了！
村子里其他活着的人怎么办！厂子可还开着呢！
可不签，官司就打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