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
文艺
一、《易经》包含圣人之道的四个方面，而朱熹（朱子）特别侧重“以卜筮者尚其占”这一句，似乎不够妥当。由此谈到古人解释经典时，往往断章取义，按照自己的理解揣测作者原意，未必完全符合经文本义。同治元年四月
二、阅读《经义述闻》时，对其中“弗过遇之，弗过防之”等字句的阐释深有体会。在本朝研究经学、文字学的学者中，我唯独推崇王念孙（王怀祖）先生父子的精当考据，因为他们对经文中虚词实词的微妙差异，都能细致入微地体察穷尽。咸丰十一年二月
三、准备批阅校勘王夫之（船山）的《周易内传》，发现王氏阐述义理的着作往往过于艰深晦涩而不够明朗透彻，这一点与他的《张子正蒙注》如出一辙。同治五年七月
四、今日研读《尚书》，发现蔡沈（蔡传）的注释多有疏漏，比如将“敷言”解释为“敷衍之言”这类错误，难免会招致汉学家的批评。咸丰二年六月
五、重温《尚书·召诰》篇，对古人用“周情孔思”四字形容文王、孔子之思，似有所领悟。咸丰十年十月
六、研读《尚书·无逸》篇，采用吴澄（吴文正公）的《书纂言》版本，似有所领悟。同治四年正月
七、研读《尚书·吕刑》篇，对其中的句法结构似有所领悟。咸丰九年九月
八、《尚书·吕刑》篇的行文风格与后世古文家最为接近，可惜不能完全通晓其中奥妙。咸丰十一年六月
九、我素来喜爱研读《尚书·吕刑》篇，却苦于不能完全理解其文意。如今阅读戴震的注解，发现有些解释深得我心。比如“制百姓于刑之中”、“天齐于民，俾我一日”以及“非从惟从”等句，他的解说都明白透彻，令人心折，我对此赞叹不已。咸丰十一年七月
十、研读《尚书》中的《顾命》和《康王之诰》两篇，欣喜地发现戴震的经学见解与我的看法多有契合，可惜他生前未能与之畅谈。咸丰十一年七月
十一、重温《尚书》中的《盘庚上》和《盘庚中》两篇，因戴钧衡（字存庄）同时采纳了宋元两代及本朝研究汉学的学者观点，其中多有令人满意的见解，故而乐于研读。咸丰十一年七月
十二、邵懿辰（字位西）认为《毛诗序》是孟子弟子万章等人所作。所谓“大序”与“小序”本不应强行分为两部分。这些序文的作用是记录诗篇次序，而非阐明章节主旨，就如同《史记》《汉书》《法言》等书的后序一般。这个见解新颖独到却颇有道理。咸丰十年八月
十三、阅读吴嘉宾（字子序）所着《诗经说》，其学问根基深厚，见解常能触及古人深意，只是引证材料略显不足，恐怕难以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咸丰八年十一月
十四、自去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始研读《仪礼》，至今已粗略读完。晚年才研习此经，虽嫌为时已晚，终究胜过始终不加留意者。昔日张尔岐（字蒿庵）三十岁始读《仪礼》，至五十九岁方通晓此经，终成国朝屈指可数的大儒。我今年五十七岁，略通此经，总算增添了些许晚年所得。只是蒿庵之前，精研《仪礼》的名儒极少，能在荆棘丛生中独辟蹊径，实属不易。我生在经学昌明的本朝，研习此经者不下数十人，既有蒿庵的句读、张惠言（字皋文）的图解这些康庄大道，又有前辈指引扶持，研习起来自然容易多了。同治六年二月
十五、俞樾（字荫甫）所着《群经平议》第十四卷中，论述《考工记》所载世室、重屋、明堂的形制，对郑玄注多有辩驳，其见解精妙入微，甚至超越了戴震的《考工记图》。同治五年四月
十六、夜间又批阅王夫之《礼记章句》两条。我读此书本为校勘错字，以便修订后重新刊印。细查全书后发现，其中讨论经义的内容与校勘错讹的内容各占一半。这虽不符合校雠家的体例，但其中也略有可取之处。若在前些年安庆、金陵军务繁忙之时，反倒不能如此专注勤勉。如今军营事务清简，倒是老年稍感欣慰的境况；然而流寇猖獗却无制敌良策，加之体衰目昏、学问未成，又令人深感忧虑。同治五年十月
十七、读完桐城张承华（号蓉溪）所着《学庸臆解》三十四页。其主张《大学》应当采用古本而不必增补，对“传义”的解释应当遵从朱熹而非王阳明，这与我一贯的观点相符。书中亦多有独到见解。同治五年十月
十八、孟子所说的“善言德行”，当为后世理学各派的源头；“善为辞令”，当为后世文章各派的源头。孔子自谦不擅长辞令，而以善言德行自许。因为必须自身确实具备崇高品德和至善行为，才能讲述自己的心得。《论语》一书正是善言德行最杰出的典范，于是默诵其中《学而》、《为政》、《八佾》三篇。同治四年五月
十九、朱彬所着《经传考证》，其训诂考证方法与王引之（字伯申）先生相近，其中指出《尚书》中“大”字多为语助词的观点，则是前人未曾提出的创见。咸丰九年五月
二十、阅读戴震（字东原）的《绪言》。又阅读钱大昕（号竹汀）的《声类》，此书未收入其文集刊刻，且体例也不够明晰。同治四年正月
二十一、钱大昕（号辛楣）先生的《声类》一书，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语》、《释天》、《释地》、《名号之异》等篇目，都是通过语音来推求字义。由此可见古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我先前也曾有意撰写此类着作但未能完成。钱氏此书同样是一部未完成的着作，因此未被编入《潜研堂丛书》中。同治二年正月
二十二、陈兰彬（字荔秋）赠送的陈澧（号兰甫）所着《声律通考》和《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两种书籍，粗略翻阅后，深为其中精深渊博的学问所折服。同治八年二月
二十三、音乐律法不可不精通，因为它与军事谋略和文章写作相互关联、互为表里。咸丰十一年十月
二十四、纪泽撰写的《音学考》约五千字，在音韵考证和审音辨声两方面都有所创获，读后颇感欣慰。同治八年八月
二十五、纪泽呈上他所着的《分韵说文解字》，我略加翻阅。该书采用《广韵》的韵部次序和《佩文韵府》的字数规模，抄录许慎原注及徐铉反切注音。对于阐发原注的见解，则以双行小字标注；在注文之外另有论述的，则在反切之下加圆圈以作区别；《佩文韵府》收录而《说文解字》未载的字，则只列楷书不录篆文，仍援引《玉篇》《广韵》等书的说法加以注释；《佩文韵府》未收而《说文解字》原有的字，则另编补遗，依旧按照反切归入东、冬、钟、江等韵部。同治六年十一月（以上经部着作）
二十六、阅读《五代史》时，对欧阳修不承认后梁正统地位的观点，我并不认同。同治十年
二十七、阅读周济（字保绪）所着的《晋略》，此书由赵烈文（字惠甫）寄来。周济是荆溪人，该书成于道光八年，他也算是近代有才华的着作家。同治十年五月
二十八、诸子百家中，只有老子、庄子、荀子、孙子的着作能自成一家之言，其余各家都不免有因袭模仿之嫌。咸丰十年
二十九、王念孙（字怀祖）先生在《读书杂志》中对《管子》的校勘条目，似乎不如他校勘其他书籍那样精审翔实。咸丰十一年七月
三十、读《淮南子·精神训》，看到“大禹竭尽全力为百姓操劳”这句话时，心中似有所触动。咸丰十年十一月
三十一、读《淮南子·修务训》，看到“功业可以努力成就，名声可以努力建立”这句话时，似有所领悟。《淮南子》本属道家学派，但这一篇的主旨却与《荀子》相近。大抵道理若能透彻阐明，各家学说未尝没有相通之处。咸丰十年十二月
三十二、读《淮南子·俶真训》，看到“有才能的人也需要遇到合适的时机”这句话，不禁心生感慨。咸丰十年十二月
三十三、扬雄的《法言》终究不如王通的着作平实恳切，因为扬雄是擅长文辞的学者，而非专精道德修养之人。
三十四、王夫之最推崇张载的《正蒙》一书，但在我看来，这部书也过于艰深而不够明晰。其中《参两篇》论述天地日月五行的道理和规律，尤其晦涩难懂。同治五年六月（以上是关于诸子百家及史书的评述）
三十五、《正谊堂丛书》共五十六种，由张伯行辑录刊刻，是吴坤修所赠。于是取出其中张伯行辑录的《程子》二十篇阅读，到傍晚时分读完，共十卷。该书仿照《论语》二十篇的体例，摘录二程精要言论，大致分类编排，颇为精当。同治元年四月
三十六、张伯行辑录的《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两部分，仿照《孟子》七篇的体例。张公此举是以程颢、程颐配孔子，以朱熹配孟子。同治元年四月
三十七、阅读张英的《聪训斋语》和张廷玉的《澄怀园语》，这父子二人的学问，也以知晓天命为第一要义。咸丰九年四月
三十八、阅读罗泽南的《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着作，钦佩他见解真切，志向远大，确实是湖南的豪杰之士。同治三年十月
三十九、钟涵斋所着《迩言》一书，大体继承了理学的余绪，同时掺杂了阴德果报之说。同治九年正月
四十、《圣武记》又通读一遍完毕，其中嘉庆年间川、湖、陕平定白莲教的八篇没有阅读，因为早年在京城时已读过，觉得这八篇叙事冗长杂乱。同治六年十二月
四十一、阅读曾廷枚先生的《香墅漫钞》及其他着作。香墅是曾廷枚的号，他是曾燠的伯父。这部书模仿《困学纪闻》、《容斋随笔》之类，只是学问根底不够深厚。咸丰八年十一月
四十二、莫友芝转交来何秋涛的两封信，其中附有张穆所着《蒙古游牧记》四册，以及《朔方备乘凡例》数页，确实是当代学识渊博的学者。咸丰十一年七月
四十三、古文的写作方法，布局谋篇是最重要的功夫。《尚书》《左传》这类经典，每篇文章虚写之处较多，实写之处较少；侧面描写较多，正面描写较少。文章精神要凝聚在关键处，就像人的神采集中在眉眼之间，不能全身都长眉毛，到处都生眼睛。文章的线索要像蛛丝马迹，丝线不能太粗，痕迹也不能太密。咸丰九年八月
四十四、古人的文章有云气连绵、波澜起伏、收放自如、神韵流动的气象。这实际上是从纯熟中自然产生的。所谓“文章要达到精妙的境界，没有比纯熟更重要的”，就是这个道理。咸丰十年九月
四十五、古文的创作方法，在布局上要呈现出千岩万壑、层峦叠嶂的景致。既不能让人一眼看尽，又不能显得杂乱无章。咸丰十年十月
四十六、古文的创作方法，既要具备奇崛雄健的趣味，又要保持自然流畅的韵致。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成就完整的文章。咸丰十一年七月
四十七、古文的创作要诀，全在于“气势”二字上下功夫。咸丰十一年十一月
四十八、文章的精髓在于气势充沛，而要气势充沛关键在于段落分明。每段收束时，要做到似断非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这些精妙手法实在难以完全掌握；每段展开时，要做到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缓非缓，古人这些精妙手法同样难以完全领会。咸丰十一年七月
四十九、运用奇崛的辞藻和宏大的句式，必须依靠雄浑飞动的气势来驾驭。凡是堆砌厚重之处，都要化为空灵，才能成就大文章，这就是所谓的气势力量要超越文字本身的道理。否则气势就难以支撑文章的体量。咸丰十一年七月
五十、我曾采纳姚鼐先生的观点，认为文章之道可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大体而言，阳刚之文气势磅礴，阴柔之文韵味深远。气势磅礴的文章要喷涌而出，韵味深远的文章要含蓄而发。就我所分的十一类文章来说：论着类、词赋类适宜喷薄而出；序跋类适宜含蓄吞吐；奏议类、哀祭类适宜喷薄而出；诏令类、书牍类适宜含蓄吞吐；传志类、叙记类适宜喷薄而出；典志类、杂记类适宜含蓄吞吐。其中同一类文章也有细微区别：如哀祭类虽宜喷薄，但祭祀天地祖宗的祭文则宜含蓄；诏令类虽宜吞吐，但檄文则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但论事之文则宜喷薄。其余各类文章，都可依此意类推。咸丰十年三月
五十一、《经史百家杂钞》所选的书信文章，有些并不能完全符合我的心意。不知道古人的书信中，哪些才是最好的典范？咸丰十一年
五十二、在古文中，书信这一文体实在少有佳作。唐宋八大家中韩愈的书信稍好，但也算不上书信的正宗典范。除此之外，竟再无可取之作。诸葛亮、王羲之两位的书信风神高远，最合我心意。可惜数量太少，且缺乏长篇，都是短简而已。咸丰十年三月
五十三、翻阅《骈体文钞》时，发现其分类过于繁琐细碎，不符合古人的文章义法，于是将其分类体系归并整合到我划分的三门十一类之中。咸丰十年三月
五十四、我所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完成后，收录文章约八百篇，未免过于繁多，不便于精要学习和揣摩。应当另抄小册，精选五十篇文章抄录，朝夕诵读，这才是简约有效的学习方法。咸丰十年闰三月
五十五、从前我总结古文写作有八字诀窍，分别是雄、直、怪、丽、淡、远、茹、雅。近来对“茹”字似乎更有体会，而文章的音响节奏，应当以“和”字为主。因此将“淡”字改为“和”字。咸丰十年
五十六、文章阳刚之美的要诀，最重要的是“慎、涌、直、怪”四字；阴柔之美的要诀，最重要的是“忧、茹、远、洁”四字。可惜我虽然明白其中道理，却未能完全掌握这些学问。同治二年九月
五十七、我向来仰慕古文境界之美，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阳刚之美包括雄、直、怪、丽；阴柔之美包括茹、远、洁、适。这些心得积累多年，但我还未能将其完全体现在文章中，仅略得八种美之一二，未能实现这个志向。当夜，我针对这八个字各作十六字的赞语，到次日辰时才完成。附录如下：
雄：气势轩昂超拔，完全突破常规。文势起伏跌宕，读来锋芒毕露。
直：犹如黄河千回百转，主干始终笔直。好似游龙般的气势，转折处不着痕迹。
怪：奇趣层出不穷，令人惊骇目眩。如同《易经》《太玄》《山海经》，又似张华、韩愈文章中的奇崛风格。
丽：好似春日大泽，百花初绽的明艳。兼具《诗经》《离骚》的韵味，又有班固、扬雄文章的华彩。
茹：包罗众多义理，含而不露。独自品味深意，不求世人尽知。
远：如从九霄俯视，尘世如蚊聚。追慕周公孔子，超然独立于世。
洁：删除冗杂之意，尽除陈词滥调。褒贬谨慎得当，天地神明共鉴！
适：心境悠然自得，无欲无求。如柳宗元游记、欧阳修跋文，尽显从容自在！同治四年正月
五十八、近日思考古文古诗最值得学习的典范，总结为八句：《诗经》的节制，《尚书》的简括，《孟子》的刚烈，韩愈的雄越，司马迁的哽咽，庄子的跌宕，陶渊明的高洁，杜甫的朴拙。同治五年正月
五十九、《离骚》全篇三百二十四句已诵读完毕。年老之时仍能背诵新读的文章，稍稍弥补了年少时的不足，也是一件乐事。同治六年三月
六十、《九章·惜往日》一篇疑似后人伪作，应当撰写文章加以考辨。咸丰八年十一月
六十一、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千古传诵，但我始终未能完全领会其中深意。司马迁将邹阳与鲁仲连相提并论，我也不明白他们究竟有何相通之处。咸丰元年五月
六十二、夜间温习扬雄的《长杨赋》，对古人文章的气韵似乎有所领悟。咸丰九年九月
六十三、车中诵读《上林赋》千余字，已能大致背诵。年少时觉得极难的文章，到老年反而能够掌握，并非比从前更聪明，而是因为渐渐懂得文章的节奏气势和用意所在，所以稍能记忆。同治六年正月
六十四、我近年来尤其喜爱扬雄、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的赋文，虽不能反复吟诵，但偶尔读来，如同遇见老友，倍感亲切。只是年老读书，恐怕难以长久记住。二月
六十五、汉魏时期的人作赋，一是注重训诂精确，二是讲究声调铿锵。咸丰十年四月
六十六、古文的创作之道与骈体文相通。从徐陵、庾信上溯到任昉、沈约，从任昉、沈约上溯到潘岳、陆机，从潘岳、陆机上溯到左思，从左思上溯到班固、张衡，从班固、张衡上溯到司马相如、扬雄。韩愈的文章比司马相如、扬雄更高一层。若能理解韩愈的文章，就能窥见六经的深奥精微了。咸丰十年三月
六十七、这两日才领悟到，韩愈的文章都是效法《尚书》的笔法。咸丰元年九月
六十八、这两日因读辛弃疾、刘过的词，又大悟韩愈文章的妙处，其实是从扬雄、司马相如的文风传承而来。咸丰二年
六十九、这两日研读古文颇有心得，终于明白韩愈的文章确实承袭了扬雄、司马相如的文风，同时又融入了孔子、孟子的义理思想，因此能够独步千古。咸丰二年正月
七十、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读来情韵悠长，声调铿锵有力，堪称文章中的至高境界。情感催生文采，文采也激发情感；文辞带动声律，声律又反过来丰富文辞。二者循环生发，自然流畅不可遏制，如此方能渐入佳境。咸丰九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