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盛京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关内传来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李自成在北京登基，建立大顺；崇祯皇帝自缢；明朝旧臣或降或逃……天下大势，瞬息万变。
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如今已成为大清真正的决策中心。灯火常常彻夜不熄，将领、谋臣往来不绝。每个人都明白，一个决定未来数百年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
这一夜，多尔衮再次秘密召见了范文程。案上铺着简陋的地图，烛光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范先生，”多尔衮开门见山，语气中带着一丝难得的急切，“吴三桂的使者已经到了，他向我大清借兵，声称要‘复君父之仇’，剿灭李闯。此事，你怎么看？是良机，还是陷阱？”
范文程的目光在地图上北京和山海关之间游移，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反问道：“王爷以为，吴三桂是真心归顺，还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
多尔衮冷哼一声：“此人首鼠两端，其心难测。他手握关宁铁骑，先前不救北京，如今父被拷掠，妾被霸占，走投无路，才来寻我。怕是存了借我之力复仇，事成之后再做打算的心思。”
“王爷明鉴。”范文程点点头，“吴三桂确非真心，乃是形势所迫。但正因其形势所迫，才是我大清千载难逢之机！”
他站起身，手指重重地点在山海关的位置：“王爷，此乃天下第一关！雄关如铁，若吴三桂决心死守，我八旗劲旅纵能攻克，也必伤亡惨重，耗尽锐气。如今，他亲自为我们打开了这扇门！无论其真心假意，只要我军能通过山海关，踏入中原，则主动权尽在我手！”
“你的意思是……答应他？”多尔衮目光炯炯。
“不仅要答应，更要快！”范文程语气坚决，“必须抢在李自成彻底消化北京、稳定人心之前，抢在南明诸王反应过来、组织起有效抵抗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驱京畿！吴三桂这枚棋子，此刻不用，更待何时？”
他继续阐述其全盘计划，这几乎是他一生智慧和政治理念的浓缩：
“王爷，我军入关，需明确三件事，可称‘三大纪律’。”
“其一，正名。不仅要打‘为明复仇’的旗号，更要昭告天下，我军乃‘义师’，旨在‘灭流寇而安天下’。要将李自成塑造成残暴不仁、祸乱华夏的巨恶，而我大清，是来拯救万民于水火的王师。檄文需恳切，公告需遍发，务使官民皆知我之心意。”
“其二，安民。此乃重中之重！”范文程特意加重了语气，目光直视多尔衮，“臣恳请王爷，务必严令八旗将士，入关之后，秋毫无犯！不得焚烧房屋，不得强抢财物，不得奸淫妇女，更不得随意屠戮百姓和投降的官兵。需知，关内之民，将来皆是陛下之子民。得一城而失民心，不如不得！”
“其三，招贤。明朝虽亡，然士绅阶层、官僚体系仍在。需立刻发布招贤榜文，宣布凡前明官员、士子，只要归顺，一概保留原职或量才擢用。尤其要优待孔圣后裔，保护明帝陵寝。此举，可收天下士人之心。士心归，则天下定！”
这一番话，如同洪钟大吕，在多尔衮耳边回响。他深知，范文程提出的不仅仅是军事策略，更是一整套夺取天下并坐稳江山的政治纲领。其核心，就在于“人心”二字。与李自成部队在北京的烧杀抢掠相比，大清若能真正做到纪律严明、安抚百姓、优待士人，高下立判，人心向背不言自明。
多尔衮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激动，沉声道：“先生所言，句句金石！本王这就下令，全军缟素（穿戴素服，为崇祯发丧），誓师出征！以你之见，由谁担任主帅为宜？”
范文程微微躬身：“王爷运筹帷幄，自当坐镇中枢，统筹全局。前线主帅，需一位位高权重、能代表王爷，且能临机决断之人。”他话未说尽，但意思明确，多尔衮需要亲信大将挂帅。
“好！”多尔衮一拍桌案，下定决心，“传令下去，以豫亲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前锋，本王亲统大军，即日出发，直扑山海关！范先生，檄文、安民告示等一应文书，就全权拜托你了！”
“臣，领命！”范文程郑重行礼。
走出摄政王府，夜风微凉，范文程却感到一股热血在胸腔中涌动。谋划多年，等待多年，那个入主中原的梦想，终于要迈出最关键的一步了。他回到衙署，立刻铺纸磨墨，亲自起草那份将传遍天下的《清军入关檄文》。他字斟句酌，既要彰显大清的威严与力量，又要饱含“吊民伐罪”的悲悯与正义。
他知道，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死，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这不仅是一篇文书，更是为大清王朝的定鼎，挥下的第一锹奠基之土。
钩子： 檄文已发，大军开拔，山海关近在眼前。吴三桂是真心归降还是包藏祸心？李自成的百万大军能否抵挡住八旗铁骑的兵锋？决定中国未来数百年命运的终极对决，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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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第十章描绘的入关前决策，是清朝确立全国统治的奠基性时刻，而范文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堪称“定策之功”。
首先，范文程对吴三桂心态的判断和利用，展现了其卓越的战略洞察力。他清楚地认识到吴三桂借兵是权宜之计，但更敏锐地把握住了“通过山海关”这一核心利益。这种不拘泥于对方动机，而专注于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务实态度，是顶级谋士的思维特征。正是这一判断，促使清军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窗口。
其次，他提出的“正名、安民、招贤”三大纪律，是一套完整且高明的政治攻略。这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征服范畴，而是从政治认同、社会秩序和人才基础三个维度，为清朝的统治构建了合法性框架。“为明复仇”的口号巧妙地将清朝定位为旧秩序的恢复者和新秩序的建立者，极大地淡化了其外来征服者的色彩，瓦解了潜在抵抗意志。
再者，“秋毫无犯”的政策建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尽管清军入关后未能完全杜绝杀戮（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但这一最高指导方针的提出，本身就对清军行为产生了一定约束，并在很大程度上争取了北方地区官民的归附。与李自成部的军纪败坏形成鲜明对比，这成为清军能够迅速稳定北方、并最终统一全国的关键因素之一。
总之，在入关前的历史十字路口，范文程以其深远的政治眼光和务实的策略规划，为多尔衮和清王朝指明了方向。他的谋划，确保了清军不仅是以征服者，更是以“秩序重建者”的姿态进入中原，从而实现了以较小成本夺取最大政治成果的战略目标。这一刻，是范文程个人价值的极致体现，也是清王朝命运的决定性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