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卫民就悄无声息地爬了起来。肚子里空荡荡的感觉让他醒得格外早。同屋的李卫国还在呼呼大睡。
他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用冷水抹了把脸，便溜出了家门。清晨的空气带着寒意，胡同里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早起倒痰盂的老太太和赶着去上工的男人匆匆走过的身影。
他紧紧攥着口袋里那两毛三分钱，目标明确——必须在不使用粮票的情况下，把这钱变成能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正规的早餐铺子、国营饭店想都别想，那里一碗粥、一个馒头都需要相应的粮票。
他凭着原主模糊的记忆和昨天闲逛时的观察，朝着附近的一个自发形成的、规模极小的“黑市”角落走去。那里通常会有附近的农民偷偷摸摸拎点自家产的蔬菜、鸡蛋，或者用细粮换粗粮，偶尔也能碰到卖点不要票的吃食。
果然，在一个偏僻的胡同拐角，零星有几个人影在悄无声地交易。一个裹着头巾的大妈脚边放着个小篮子，上面盖着布。李卫民凑过去，低声问：“大妈，有啥吃的不要票？”
大妈警惕地打量了他一下，看是个半大小子，脸色蜡黄，眼神里透着急切，这才稍稍掀开布角一角，露出里面几个黄澄澄的、看起来有点粗糙的玉米面饼子，还微微冒着热气。“自家贴的饼子，三分钱一个。”
李卫民心里快速算了一下，一口气买了四个，花了一毛二分钱。他又看到旁边一个老汉面前摆着几个歪歪扭扭的萝卜，花五分钱买了两个不大不小的萝卜。最后剩下六分钱，他在一个挑着担子卖开水的老头那里，花了一分钱，买了一大海碗热气腾腾的开水。
他就蹲在墙角背风的地方，就着开水，狼吞虎咽地把四个扎实的玉米饼子和两个生萝卜全塞进了肚子里。饼子拉嗓子，萝卜辣心，开水烫嘴，但这顿实实在在的食物下肚，终于将那磨人的饥饿感狠狠压了下去，浑身都暖和了起来。
吃饱喝足，他把剩下的五分钱仔细收好，这才朝着记忆中的学校走去。
既然知道了明年就会恢复高考，他自然会抓紧学习的机会，打算去学校看看。
然而，一走进校门，李卫民就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氛围。和他想象中，或者说和他前世记忆中的书声琅琅、朝气蓬勃完全不同。
操场上有几个班级的学生稀稀拉拉地站着，听着一个工宣队模样的人挥舞着胳膊讲话，内容无非是些斗争和口号。墙壁上刷着大幅标语，墨迹新旧叠加。教室的窗户玻璃好几块都是破的，用木板或报纸胡乱钉着。
他找到原主之前所在的班级教室，从后门偷偷看进去。里面大约坐了二十几个学生，分成了好几拨。靠窗的一小撮人似乎在低声争论着一篇报纸社论；中间几个人趴在桌子上打瞌睡；后排几个男生则在偷偷传阅一本破旧不堪、没有封皮的书；还有几个女生在织毛衣、勾线。
讲台上坐着的那位戴眼镜、头发花白的老师，正低头看着一本卷了边的书，神情麻木，对课堂上的混乱景象视若无睹，偶尔抬头看一眼台下，眼神里没有任何光彩，只有深深的疲惫和无奈。
这哪里是学校？这简直像个……临时收容所，或者说，一个等待分配任务的青年聚集点。学习的氛围荡然无存，只剩下各种形式的“运动”残留和无所事事的空虚。
李卫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他原本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点学习的火种，或者能交流一下的同学。现在看来，完全是痴心妄想。
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想学，也没人真正在乎学什么知识。整个教育体系依然处在瘫痪和后遗症的状态中。指望学校是指望不上了。
他想去图书馆看看，却发现图书馆的门被一把大锁锁着，窗户里面用木板钉死了，根本进不去。
站在略显荒凉的校园里，听着远处传来的、缺乏激情的口号声，李卫民彻底明白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想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来准备高考，根本行不通。
就在李卫民一大早出门不久后，晨光熹微，北平城的轮廓在淡青色的天幕下逐渐清晰。轧钢厂那标志性的大烟囱已经开始冒起淡淡的烟尘，上班的工人们穿着清一色的蓝、灰、绿工装，骑着自行车或步行，如同潮水般从各个胡同口涌出，汇入通往厂区的主干道。
李建国也推着他那辆保养得不错的“永久”牌自行车，随着人流不紧不慢地蹬着。他挺直着腰板，努力维持着一个国营大厂老职工应有的派头，尽管身上的工装洗得有些发白，肘部还打着不甚显眼的补丁。快到厂门口时，他一眼就瞧见了正要下夜班的大儿子李卫军。
李卫军穿着一身半新不旧、明显不合身的劳动布工作服。
因为他是临时工的关系，所以是领不到工服的，只能穿着一身李建国给他的旧工装凑合。
他帽檐有些歪斜，脸上带着一夜未眠的疲惫，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明亮，正伸着脖子在人群中张望。一看到李建国，他立刻小跑着迎了上来，脸上堆着略显谄媚又难掩兴奋的笑容。
“爸！爸！您来啦！”李卫军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扯住李建国的自行车把。
“干啥？毛手毛脚的，像什么样子！”李建国皱了下眉，习惯性地摆出严父的架子，但看到儿子那副“有要紧事”的表情，还是捏闸停下了车，“守夜刚下班不赶紧回家挺尸，在这儿杵着干嘛？”
李卫军左右瞟了瞟，确保没什么熟面孔注意他们，这才把嘴凑到李建国耳边，热气混着一夜的口臭味喷出来，声音压得更低，却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爸！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
“有屁快放！磨磨唧唧的！”李建国不耐烦地呵斥，但心里也被勾起了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