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骊山北麓一处向阳的缓坡上，扶苏的陵寝静静地坐落其间。与不远处那座征发七十万刑徒、穷数十年之功、倾举国之力建造的始皇陵相比，这座帝陵确实显得异常俭朴，甚至透着一丝与帝王身份不甚相符的“寒酸”。山风过处，松涛阵阵，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位君主独特的遗愿。
这绝非顾命大臣李斯与上将军蒙恬有意薄待先帝，恰恰相反，他们正是以最严谨的态度，一字不差地执行了扶苏遗诏中关于身后事的明确指示。那份在生命最后时刻写就的诏书，除了托付江山、指定辅政大臣等核心国事外，用了相当篇幅，极其清晰地规定了丧葬的每一个细节。
扶苏深知其父皇嬴政大兴土木、厚葬劳民所带来的沉重社会负担与积压的民怨。他既以“仁政”为毕生追求的政治理念，便决心身体力行，即便在生命的终点，也要以此残躯，为饱经战乱与徭役的天下苍生，做最后一次切实的考量。遗诏中的字句，李斯与蒙恬皆能默诵：
“…朕德薄，承继大统，未能广施仁政于天下，反累及苍生，中道崩殂，愧对先祖及黎庶。朕之丧葬，务从俭约。陵墓规制，不可逾制，取其坚固即可，勿事奢华，勿起高大封土，勿藏金玉珍宝，以免后世觊觎，徒遭发掘之祸。送葬仪仗，亦需减省，不可扰民过甚。此非朕薄情，实欲以此残躯，为天下省一分民力，存一分元气。丞相与将军，当体朕心，严格遵行，不得有违！”
这恳切乃至带着深切自责的文字，充满了对百姓的体恤之情。李斯与蒙恬在秘密筹备丧礼的日日夜夜里，将此训奉为圭臬，不敢有丝毫逾越。
因此，陵址选在了骊山北麓这片并非最显赫、但风水上佳且相对僻静之地。地宫的深度与广度均有严格限制，远不能与“穿三泉”的始皇地宫相比。内部构造去繁就简，陪葬品亦大幅削减。除了标志皇帝身份必须的玺印、冠冕，以及遵循礼制不可或缺的少量礼器，并无堆积如山的金银珠玉。更多的是扶苏生前时常翻阅的竹简、书卷，以及他用惯的笔墨砚台，这些物品静静地陈列在一旁，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去。墓室的修建，主要动用了官营的工匠和少量按律服役的刑徒，工期被严格控制，避免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民夫征发，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农耕和民生的扰动。
地面之上，封土堆起得较为低平，没有追求始皇陵那般巍峨如山的气势。陵园的围墙和附属建筑也一概从简，没有雕梁画栋、重檐回廊，只有必不可少的享殿和供守陵人居住的朴拙屋舍，一切以实用为先。
这种在崇尚“事死如事生”、盛行厚葬的帝王时代堪称异类的俭朴陵墓，如同一股清冽的泉水，无声却有力地彰显着墓主人的政治理念与个人品性。当送葬的文武百官跟随灵柩，最终目睹这处简朴至极的皇家陵寝时，许多人心中感慨万千。他们见过始皇陵的恢弘与奢靡，两相对比之下，对这位一生致力于推行仁政却天不假年的先帝，崇敬与惋惜之情油然而生，愈发浓重。就连那些暗中观察、心思各异的各方势力代表，目睹此情此景，也不得不承认，扶苏的“仁”，并非虚言，而是贯穿了其生命始终的实践。
李斯与蒙恬，以这种严格遵循遗诏的方式，完成了对先帝的最后护送。他们以此庄重的行动，向天下昭示了对扶苏意志的绝对尊重与强大的执行力。这不仅安抚了因始皇暴政而疲惫不堪的民心，也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他们作为顾命大臣的权威与合法性。
随着扶苏的灵柩安然入葬，享殿中第一缕清冷的香烟袅袅升起，大秦帝国正式告别了这位仁爱而短暂的扶苏时代，怀着复杂的期望与隐忧，迈入了由年幼的新君和两位权重一时的顾命大臣共同主导的、前途未卜的新纪元。山风依旧，松涛如诉，仿佛是先帝那未竟的仁政理想，在旷野中低回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