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零七分，外滩海关大楼的机房内，只有设备运行的低沉嗡鸣声在油一样的死寂中回荡。
那个身穿褪色清洁工制服的身影，动作却与他的装扮截然不符，精准而迅捷。
他刚刚完成了最后一组广播发射器的调试，指尖在冰冷的金属外壳上轻轻一弹，发出一声清脆的微响。
但他没有像预案中那样立刻撤离。
他从工具包里取出一团油灰，一丝不苟地将门缝封死，将这间机房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罐。
随后，他拧开一个巴掌大小的金属发烟罐，随手扔在墙角。
刺鼻的白色浓烟瞬间喷涌而出，贪婪地吞噬着空间，几秒钟后，天花板上红灯闪烁，尖锐的火灾警报声撕裂了黎明的宁静。
他则平静地撬开地面一处不起眼的检修盖板，身形一矮，便消失在下方的黑暗管道中，仿佛从未出现过。
十分钟后，租界巡捕房的警车呼啸而至。
三名巡警在浓烟中冲入机房，他们的动作看似急切，实则章法分明。
在林默的真实之眼中，这三人头顶都悬浮着清晰无误的绿色标识——那是早已被渗透、可以完全信任的棋子。
混乱的现场勘查中，一名巡警仿佛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蹲下身，在发射器旁的电缆下，摸出了一枚冰冷的金属铭牌。
借着手电筒的光，铭牌上特高课的菊花与流水的徽记，在烟雾中闪烁着阴冷的光芒。
这个“意外发现”并未立刻出现在官方报告里。
仅仅半小时后，一张从总局通讯科内部加密线路传出的照片副本，已经静静地躺在了六处情报分析室的办公桌上。
一场由林默亲自导演，旨在混淆视听、嫁祸于人的“敌我对攻”大戏，就此钉下了第一颗至关重要的钉子。
清晨六点五十分，伪警务总局六处主任办公室内，晨光熹微。
林默端坐在办公桌后，神情严肃，他拿起钢笔，在一份《关于近期异常广播事件的紧急协查令》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锋凌厉。
他对面前站着的两名副手，语气不带一丝温度：“租界方面搞出这么大动静，就是打我们的脸。务必给我彻查境外势力的渗透路径，挖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出来，尤其注意与那位田中顾问旧部有关联的人员，一个都不要放过。”
其中一名副手，稽查科副主任王志成，立刻躬身应道：“是，主任，我马上去办。”他脸上挂着一贯的恭敬，但眼神深处却掠过一丝不易察 ??的波动。
在林默开启的真实之眼中，王志成转身离开办公室时，他脖颈后方的皮肤上，泛起了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淡红色光晕，像是被灼伤的印记。
林默不动声色地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他知道，鱼上钩了。
果然，王志成快步走在空旷的走廊上，在经过一个拐角处的邮筒时，他的手以一个极其隐蔽且迅速的动作，将一封早已准备好的匿名信塞了进去。
信封上的收件人，正是东京特派员办公室。
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他投递的每一个加密邮路，都在林默的亲信程兰的严密监控之下。
这封信不会抵达东京，它将成为压垮骆驼的又一根稻草，是“内部叛变”的完美佐证。
恐慌的种子，往往最先在那些自以为最忠诚的人心中生根发芽。
上午十一点十八分，虹口区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二楼密室。
空气中弥漫着咖啡豆的焦香和油墨的气味。
程兰正专注地操作着一台老式打字机，清脆的敲击声在房间里富有节奏地响起。
她面前摊开的，是技术科连夜复原出的《清洗总结报告》的部分残片。
根据林默的指示，她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重新排列组合，巧妙地添枝加叶，生成了三份内容高度相似但关键细节略有差异的情报简报。
第一份简报的矛头直指王志成，暗示他与租界帮派势力勾结，私下交易情报。
第二份则旁敲侧击，指出副总监陈汝霖曾在上一次内部审计期间，有过私自销毁关键日志的可疑行为。
而第三份，也是最恶毒的一份，则“泄露”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影子监察小组”名单，名单上赫然列着五名总局现任高层的名字，仿佛他们是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三份文件，三个不同的信封，将通过三条看似毫无关联的秘密渠道，散播到总局内部那些最敏感、最多疑的耳朵里。
林默背着手站在窗边，目光投向窗外街道上叮当作响驶过的有轨电车，车身上映出这座城市光怪陆离的倒影。
他低声对程兰说：“他们不怕真相，怕的是谁掌握了真相。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猜，去怀疑身边每一个人。”
话音刚落，楼下一名身穿深色风衣的男子从一个街头小贩手中接过了一份报纸，报纸里夹着的，正是其中一个信封。
男子迅速将信抽出，拆开扫了一眼，他的身体瞬间僵住。
他猛地抬头，望向远处伪警务总局那栋灰色的建筑，眼神骤然间变得无比阴沉，充满了猜忌与狠厉。
信任的裂痕，已在无声处轰然炸开。
午后的阳光变得有些刺眼，总局大楼内，往日里井然有序的氛围被一种无形的躁动所取代。
走廊里的交谈声刻意压低了许多，办公室的门比平时关得更紧。
人们在擦肩而过时，眼神的交汇变得复杂而短暂，曾经的同僚与伙伴，此刻在彼此眼中都蒙上了一层怀疑的阴影。
流言如同看不见的电流，在每一条电话线、每一次低语中飞速传递、发酵、变形，最终变成足以杀死任何人的剧毒。
这股压抑的暗流在不断汇聚，寻找着一个爆发的出口，而所有人都感觉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