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章 烽烟乍起
民国二十年九月的秋阳，明明烈得晃眼，却照不暖洪洞县城里弥漫的寒意。范庆复站在本应该早已放假的教室里，攥着那张从太原传来的号外，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报纸上“日军占领沈阳”的黑体字被他的汗渍浸得发皱，像一张哭丧的脸。
“东北军呢？张学良的东北军，那号称是二十万精锐的大军去哪了？”他把号外狠狠拍在高级学堂的讲桌上，粉笔灰腾起的烟雾里，他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台下的学生们鸦雀无声，只有范槐雪猛地站起来，二十五岁的姑娘眼眶通红，手里的课本被捏得变了形：“复叔，我们去游行！去太原请愿！让政府派兵打回去！”她是前些天从太原放学回家休假的，本想着在家陪父母家人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假期，没想到在突然听闻了这么大的消息，今日自发的与这些同学老师聚集在这里。
“对！打回去！”其余三十多个因为听到九一八消息而聚拢在本已放假的教室里的学生齐刷刷地站起来，课桌椅被撞得“哐当”作响。后排的男生们扯下胸前的校徽，往地上狠狠一摔：“不读书了！去当兵！”
刘冬青抱着刚刚五岁的女儿范槐芝，站在走廊里，看着教室里群情激愤的学生，手背上的青筋因为激动而渐渐暴起，连怀中的女儿都被她勒疼，开始发出咦咦的叫声，她都没有感觉到。她今早收到北平同学的电报，说日军已经占领了长春，关东军的坦克正往锦州开，而南京政府发来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暂不抵抗”。
“庆复，”她抱着女儿走进教室，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抖，“太原师范的老同学说，他们已经组织了三千学生，明天一早就在省府门前集会，我们得赶去支援。”
当天傍晚，洪洞县城的大街小巷就飘起了雪白的标语。范庆复和几个老师带着学生们在布庄扯了十匹白布，用锅底灰调成墨汁，写上“还我东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字，贴满了东大街的商号门脸。“洪槐商号”的门楣上，范庆浩让人挂起了最长的一条，黑字在夕阳下泛着刺目的光。
“爹，复叔他们会不会惹祸？”范槐青抱着正在哭闹的刚刚两岁的儿子范恩祥，小家伙被街上的锣鼓声吓得直哭。妻子张竹把孩子接过来，轻轻拍着他的背，目光却望着游行的队伍——范槐雪举着面小旗，走在最前面，单薄的身影在人群里忽隐忽现。
范庆浩没说话，只是让伙计搬出了两箱茶叶。“给游行的学生送去，”他沉声道，“让他们润润嗓子。”他看着范庆复站在城隍庙的石阶上演讲，青色的长衫被秋风灌得鼓鼓的，像只即将展翅的鸟，可他知道，这只鸟面对的不是草木芬芳，而是枪林弹雨。
范庆林在棉田里割棉桃，听见县城传来的口号声，手里的镰刀“啪”地掉在地上。他直起身，望着东北方向的天空，那里的云层低得像要压下来。“他娘的！”他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去年刚从旱灾里缓过来的棉田，今年结的桃格外饱满，可现在，谁还有心思管收成？
“爹！我们去参军吧！”范槐肃扛着锄头跑过来，裤脚沾着泥，脸上带着兴奋的红，语气中带着一股子决然和坚定，“刚才县征兵办的人来过了，说要组建抗日义勇军！”范槐戎跟在后面，手里攥着把磨得发亮的柴刀：“哥说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咱得去杀小日本！保家卫国！”
范庆林抬手就给了老大一巴掌，打得范槐肃一个趔趄。“杀小日本？你们知道日本人的坦克长啥样？”他指着棉田边的水渠，“去年修渠时，你庆玄叔说过，做什么事都得看根基！你们现在去参军，就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你们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可总不能看着国家亡了！”范槐肃捂着脸喊回去，血顺着嘴角往下淌，“东北军不敢打，那就咱老百姓自己来打！就算死，也得拉个垫背的！”
父子俩正吵得不可开交，宋狗宝骑着马从县城回来，马背上的货箱空了，马鞍上却多了道刀痕。“庆林哥，不好了！”他翻身下马，声音发颤，“太原传来的消息，游行的学生被军警开枪打散了，槐雪姑娘的同学……死了三个。”
范庆林的脸“唰”地白了。范槐肃和范槐戎也愣住了，刚才还叫嚣着要去参军的兄弟俩，此刻嘴唇都在发抖。
范庆玄是在祠堂里听到消息的。他刚卜完一卦，三枚铜钱落在供桌上，排成“地火明夷”的凶卦，预示着光明受损，前路坎坷。窗外传来游行的学生们高亢的口号声，他走到供桌前，拿起范槐礼带回来的报纸——上面印着日军在沈阳街头巡逻的照片，太阳旗在寒风里招展，一排排刺刀闪着寒光。
“庆玄，消息你都听说了吧，这……可咋办啊？”范庆浩推门进来，棉袍上还沾着挤过学生们游行队伍时沾染的墨汁，“听说日军已经占了吉林，下一步就要打锦州了。你看，这是从那边来的人们带回来的……”他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传单，上面是日军发布的“安民告示”，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范庆玄没接传单，只是用青铜剑轻轻拨了拨香炉里的香灰。“这不是简单的打仗，”他声音低沉，“日本人狼子野心，恐怕想要的是整个中国。”他指着报纸角落的一则新闻，“你看，他们在东北开矿山、修铁路，把粮食和煤炭都运回他们国家，这是打算要抽干咱的血，健壮他们自己的筋骨啊。”
范庆浩的手开始发抖。他想起几年前去沈阳贩药材时，见过南满铁路上的日本兵，当时只觉得他们军纪严明，现在才突然想明白，那些整齐的军靴下，踩着的可是中国的土地啊。
接下来的日子，局势一天比一天糟。日军占领齐齐哈尔的消息传到洪洞时，范庆复正在组织师生们向抗日一线搞募捐。商户们捐的银元堆在学堂的桌子上，像座小小的银山，可谁都知道，这点钱买不来枪炮，更挡不住坦克。
范槐雪从太原回来了，带回了更惊人的消息：她的师范同学里，有五个被抓进了监狱，罪名是“通共”；日军在锦州城外屠杀了两千多平民，尸体堆成了小山；南京政府不仅不派兵，反而派了更多的军警镇压游行学生。
“复叔，我们是不是错了？”姑娘坐在油灯下，眼圈发黑，曾经明亮的眼睛像蒙上了层灰，“我们喊口号，发传单，可日本人还在往前打，我们啥也阻止不了。”
范庆复没说话，只是把刚写好的传单塞进她手里。传单上写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字迹因为用力而划破了纸。“错的不是我们，”他声音沙哑，“是那些把国家当筹码的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原大战的硝烟裹挟着日本在东北侵华的消息还没散去，山西的政局又开始动荡。阎锡山下野后，蒋介石派来的官员像走马灯似的换，洪洞县的知事三个月换了四个，每个来都只干三件事：征粮、抓壮丁、捞钱。
新来的李知事是个胖子，脸上总是堆着笑，可眼睛里藏着刀子。他上任第一天就贴出告示，要“征集抗日军粮”，实则把粮食都运去了自己的老家河南。范庆林的棉田被征走了七成，连留种的棉桃都没剩下，气得他要去拼命，被范庆玄死死拉住。
“现在不能硬拼。”范庆玄把他拽到祠堂，指着供桌上的铜镜，“你看这镜子，能照见人心，也能照见祸事。这姓李的跟日军有勾结，昨天我看见他的小舅子跟个穿和服的人在茶馆见面。”
范庆林的脸瞬间变得惨白：“他……他敢通敌？”
“有啥不敢的？”范庆玄冷笑，“这些人眼里只有钱，哪管什么国家民族。”他从怀里掏出张字条，“这是我托人查到的，他把征来的粮食，通过走私渠道卖给了关外的日军。”
范庆浩得知消息后，连夜去找了张煌。这位前辛亥革命将领如今虽已年过花甲，却还有些老关系。“庆浩老板，这事先别声张，”张煌听完，眉头紧锁，“姓李的后台硬，咱们斗不过他。”他给范庆浩指了条路，“把消息透露给阎锡山的旧部，他们正想找借口把蒋介石的人赶出去。”
果然，三天后，李知事就被阎锡山的旧部以“通敌叛国”的罪名抓了起来。可新来的王知事更狠，不仅征粮，还强拉壮丁，范槐明的同学里，就有三个被捆走了，至今杳无音信。
县城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日军占领锦州的消息传来那天，洪洞下起了冷雨，街上的行人都行色匆匆，商号的门早早关了，连城隍庙前说书的都没了踪影。范庆隆的药铺里，来看病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大多是咳嗽发烧，却没钱抓药的难民——他们是从关外逃来的，一路乞讨到山西，说日军在东北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玄哥儿，你说这日子还能好起来吗？”范庆林蹲在祠堂的角落里，手里攥着半块干硬的窝头，那是他今天的午饭。棉田被征，粮食涨价，他家里靠自己已经快揭不开锅了。
范庆玄望着窗外的雨，雨水打在院子中的石榴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那棵小碗粗的石榴树，也曾见识过不少风雨，此刻却像在低声啜泣。“该来的总会来的，躲不掉也避不开，”他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坚定的力量，“但是只要咱们范家人都还在，就总有熬出头的一天。”
夜里，范庆复和刘冬青还在油灯下油印传单，一旁的小床上女儿范槐芝睡得很香甜。桌子上油灯的恍恍惚惚的光晕里，他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两只在黑暗中挣扎的鸟。刘冬青突然咳嗽起来，怕吵醒孩子，还用手帕捂住了嘴，手帕里咳出的痰中带着些许血丝——她这些天忧思过度，再加上还要照顾孩子，所染的风寒更加严重了。
“别熬了，”范庆复轻轻的扶住她，眼眶发红，“明天去庆隆哥那里看一下吧，身体要紧。”
刘冬青摇摇头，拿起一张印好的传单，上面印着岳飞的《满江红》。“我曾跟你说过，我爹是东北军的，”她声音里带着泪，“但是我一直还没跟您说的是，九一八那天，他就在北大营，被日军的炮弹炸成了碎片。我要是不做些什么，对不起他。”
范庆复本就涨红的双眼，流下了两行清泪，他把妻子搂在怀里，又看了一眼熟睡的女儿，静静地听着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他知道，东北的战火迟早会烧到华北，山西这暂时的安稳，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可他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继续印传单，继续喊口号，像扑火的飞蛾，明知会死，也要发出一点光，哪怕能让当局者知道一点点普通民众抗日救亡的决心和意志，就是真的死也值得了。
祠堂里的长明灯还在亮着，映着九天圣母的牌位和列祖列宗的名字。范庆玄跪在蒲团上，手里的青铜剑在烛光下泛着冷光。他知道，一场更大的劫难正在逼近，范家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但他相信，无论未来多么黑暗，总有一些东西是日本人抢不走、杀不绝的——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血性，是融在血脉里的坚韧，是巍峨的长城一样，在风雨中屹立千年而不会倒。
窗外的雨，还在下着，敲打着屋檐，敲打着窗棂，也敲打着每个中国人的心。而远方的狼烟，已经染红了半个天空，正一步步向这座古老的县城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