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劫后余生
光绪三十二年的初春，皋兰城外的黄河滩上，残雪还未褪尽，风里却已带了几分暖意。范庆浩牵着马站在路口，望着东边的官道，眼睛熬得通红——范庆隆今日就要从西安回来了。
远处传来一阵拖沓的脚步声，一个瘦骨嶙峋的身影出现在路尽头。那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棉袍，下摆沾满了泥污，头发乱糟糟地贴在额头上，颧骨高高凸起，眼眶深陷，唯有那双眼睛，空洞得像两口枯井。若不是两年前在西安有过匆匆一面，范庆浩几乎认不出，这就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堂兄。
“庆隆哥！”范庆浩翻身下马，冲过去握住他的手。那双手冰凉粗糙，布满了裂口和厚茧，像是几年间老了二十岁。
范庆隆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响，半天没说出一个字，只是任由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在满是污垢的脸上冲出两道浅痕。
回到范家宅院时，范福廷和范福宁早已等在祠堂门口。范福宁看到儿子这副模样，手里的拐杖“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扑过去抱住他，老泪纵横：“儿啊……你可回来了……”
祠堂里，烛火摇曳，列祖列宗的牌位在香雾中若隐若现。范庆隆跪在范福宁面前，把额头抵在冰凉的青砖地上，积压了数年的悲恸终于决堤：“爹……我对不起您……我没找到娘，没找到妹妹，没找到……我的妻儿……”
他的声音嘶哑破碎，像被揉烂的纸：“我从西安找到山西，从河北找到天津，甚至偷偷回了趟京城……庚子年逃难的路，我走了一遍又一遍，见人就问，见庙就拜……可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消息都没有……”
范福宁抱着儿子颤抖的肩，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不怪你，不怪你……是这世道太狠，是这灾荒太毒……”
范福廷等一众族人站在一旁，看着这对父子相拥而泣，眼眶也都红了，几个妇人也跟着啜泣着。范福廷想起范庆隆当年离京时的模样——那时他还是个精神十足的年轻大夫，一身儒气，手里总捧着本医书。可现在，他脸上的肉都陷了下去，连说话都带着气若游丝的虚弱，哪里还有半分当年的影子。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范福廷走上前，拍了拍范庆隆的背，“家里还有我们，日子总能过下去。”
那天的祠堂，哭声断断续续响了很久。周氏端来的热粥放在一旁凉透了，谁也没心思动。范庆隆把这几年的经历一一说给家人听：他在西安的破庙里睡过，在山西的官道上被劫匪抢过，在京城的废墟里扒过死人身上的遗物……为了打听亲人的消息，他甚至给商号的伙计打杂，给驿站的驿卒跑腿，把最后一个铜板都花在了路费上。
“最后在天津卫，有个老船工说，庚子年夏天，确实见过一队往南逃的妇人，带着几个孩子，说是要去山东投奔亲戚。”范庆隆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残存的希冀，却又很快黯淡下去，“可我追到山东，翻遍了所有的难民营，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分别的时候范槐实刚满三岁，范槐荫还不满一岁——这两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孩子，怕是早已……范庆隆不敢再想，只是用额头一下下磕着地面，直到额角渗出血来。
范家人都红着眼圈，谁也没劝。有些痛，总得哭出来才能好受些。
歇了几日，在每日小米粥和范福宁开的补药调养下，范庆隆的身子渐渐有了些起色。他不再整日枯坐着发呆，偶尔会跟着范庆浩去商号帮忙，只是脸上再也没见过笑容，那双眼睛里的光，像是被什么东西彻底熄灭了。
“爹，咱开个医馆吧。”一日，范庆隆突然对范福宁说，“在兰州城里，挨着洪槐商号，能给街坊邻居看看病。”
范福宁愣了愣，随即明白了儿子的心思。忙起来，或许就能暂时忘了那些撕心裂肺的痛。“好。”他点头，“就叫‘扶正堂’，既扶正祛邪，也盼着这世道能正过来。”
在范福廷和范庆浩的帮衬下，扶正堂很快就在兰州城的西大街开了起来。门面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洁，药柜上的抽屉一一贴着药材名，散发着淡淡的药香。73岁的范福宁和42岁的范庆隆父子俩，每日坐在堂前诊脉开方，动作娴熟，神情专注。
起初，来的多是范庆浩介绍的商号老主顾，后来听说这两位大夫曾在京城行医，连官府的人都慕名而来。每日天不亮，扶正堂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有来看风寒的，有来治外伤的，还有些是逃难来的饥民，没钱抓药，范庆浩让这对大夫父子也照治不误，药钱可以全从商号的账上划。
“庆隆大夫这手脉诊得真准。”抓药的伙计私下里跟范庆浩说，“前几日有个孕妇难产，城里的西医都摇头了，庆隆哥几针下去，孩子就生下来了，母子平安。”
范庆浩听了，心里稍安。至少，范庆隆还能在药香里找到几分活下去的力气。
这年春天，兰州城里还有件大喜事——黄河上的第一座铁桥终于建成了。
那座桥是德国人设计的，桥墩用的是钢筋水泥，桥面铺着厚厚的铁板，能并排走四辆马车。比起原来的浮桥，既结实又稳当，来往的商队再也不用怕汛期的洪水了。
24岁的范庆玄，穿着件藏青色的学堂制服，站在桥头，眼里满是骄傲。这座桥修建时，他跟着先生和几个德国专家一起跑前跑后，测水流，算土方，连德国工程师都夸他是“好苗子”。
“爹，您看这铁桥的铆钉，全是从德国运过来的，每一颗都得敲得严丝合缝。”范庆玄带着范福廷在桥上走，指着桥面下的钢结构，“先生说，这桥能管一百年，将来兰州的商队，往河西走就方便多了。”
范福廷扶着桥栏，望着脚下奔腾的黄河水，浑浊的浪涛拍打着桥墩，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他想起年轻时过浮桥的情景，那时的木板摇摇晃晃，风一吹就吱呀作响，哪敢想有朝一日，能在黄河上建起这样结实的桥。
“好，好啊。”他拍着范庆玄的肩，“你们年轻人，就该干这些正经事。”
可这短暂的安稳，很快就被天灾人祸打碎了。
光绪三十四年的夏天，甘肃的大旱已经持续了三年。兰州周边的田地龟裂得像一张张网，洮河、大夏河的河床裸露出干涸的泥沙，连最深的水洼都结了痂。粮价像坐了火箭似的往上蹿，一斗米的价钱，能抵上普通人家半年的嚼用。
“人食人”的消息，开始像瘟疫一样在甘肃大地上蔓延。
扶正堂里，范福宁和范庆隆忙得脚不沾地。来看病的，大多是吃了观音土腹胀如鼓的，或是饿极了吃树皮中毒的。有个母亲抱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来，哭着说：“大夫，求求您救救他，他就吃了口蒺藜，现在肚子硬得像石头……”
范庆隆给孩子施针喂药，手却一直在抖。他想起自己的儿子范槐实，如果活着，也该这么大了。
更让百姓绝望的是，朝廷不仅不赈灾，反而强征各种新税——鸦片税、契据税、盐税……层层盘剥下来，农民的税负比三年前翻了三倍还多。
“官逼民反啊！”范庆浩从武威回来，一脸愤慨，“那边的农民在哥老会的带领下，都攻进县城了！砸了巡警岗楼，烧了县衙的税册，喊着要免税！”
可这场暴动，很快就被血腥镇压了。武威知县梅树楠假意谈判，暗地里调来了巡防军，对着手无寸铁的农民开枪。哥老会首领齐振鹭、陆富基战死，李飞虎、于成林等领袖被砍了头，挂在城门上示众。
消息传到河州，回民也起了冲突，打砸了官署，抢了粮仓。风波像潮水一样往兰州涌来，城内外的灾民蠢蠢欲动，每日都有流血冲突，黄河里漂着的尸体，三天三夜都没捞完。
好在陕甘总督升允急调巡防军，在兰州城内外设了岗哨，才没让事态扩大。可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看着灾民的眼神，比寒冬还要冷。
这一日，范福廷正在祠堂里忙活。二儿子范庆复和女儿范庆歆帮着点了灯，燃了香，供桌上的家神和列祖列宗牌位在烛光里泛着微光。他铺开宣纸，准备誊抄族谱——这几年范家添了不少新丁，得一一记上去。
范庆复今年17岁，已经长成个半大小子，帮着研墨，动作有模有样。范庆歆14岁，梳着两条辫子，仔细地把散落的牌位扶正。
“今天咱们都所有没写上去的族人要写上去。”范福廷蘸了蘸墨，“只要是范家人，不管在天涯海角，都得记在族谱上。”
正说着，管家匆匆走进来，手里拿着几份电报：“将军，肃州和福建来的电报。”
范福廷放下笔，先拆开肃州的。上面是范福安发来的，说他已经从军中病退，现在在肃州商号帮着打理杂事，顺便和老伴一起照看范庆林的三个孩子——4岁的范槐肃，2岁的范槐戎，还有才几个月大的女儿范槐雪。女儿范庆萱也成了亲，嫁的是肃州一个本分的商贾公子。
“福安也老了。”范福廷叹了口气，“他这一身伤，早就该歇歇了。”
范福安在电报里说，由于河西走廊的生意还是不好，马合盛的垄断太厉害，范庆林现在基本奔波在肃州到伊犁的商路上，最近一直待在伊犁，那边的皮毛生意还行，能勉强维持商号运转。
“伊犁……”范福廷想起年轻时在那里打仗的日子，“那边的风沙大，庆林这孩子，也遭罪了。”
再看福建泉州的电报，是范福康发来的。他说泉州的情况还算平稳，长子范庆岁接了他的班，在衙门里管水运税收，虽没什么大出息，却也安稳，范庆岁的两个儿子，老大范槐承7岁，老二范槐续也3岁了。次子范庆年做外贸，生意做得挺大，都卖到南洋去了，也有两个孩子了，儿子叫范槐泽4岁，女儿范槐芳刚刚1岁。
“最奇的还是庆年，”范福康在电报里写道，“他去新加坡进货时，竟撞见了福泰！福泰今年66岁，在新加坡牛车水开茶叶店，娶了个年轻的南洋媳妇，还生了个儿子，今年15岁了，叫范庆南，看着挺机灵。只是庆正那孩子，还是没消息，福泰说在南洋也打听了，没听说有这么个华人……”
范福廷捏着电报，心里五味杂陈。范福泰总算有了下落，可范庆正，这个当年因公车上书而流亡的孩子，难道真的就这么消失了？
把电报收好，范福廷重新拿起笔，在族谱上添上范槐肃、范槐戎、范槐雪、范庆南的名字。笔尖在宣纸上划过，留下淡淡的墨迹，像是在这风雨飘摇的世道里，为范家的血脉，留下一点微弱的印记。
此时的兰州城里，扶正堂正是最忙的时候。
范福宁坐在堂前，给一个老农诊脉，眉头紧锁：“你这是饿出来的虚症，光吃药不行，得想法子吃点粮食。”他从抽屉里拿出两个窝头，塞到老农手里，“先垫垫肚子。”
范庆隆在另一边给个孩子换药，那孩子的腿被野狗咬伤了，伤口化脓，露出森森白骨。他动作轻柔地清洗、敷药，额头上渗着汗珠，眼神却异常专注。
药房里，几个伙计忙着抓药、碾药，药碾子转得飞快，发出吱呀的声响，每个人都满头大汗，却没人敢停下来歇口气。
范庆浩带着8岁的范槐青和5岁的范槐秀走了进来。两个孩子穿着新做的棉袄，蹦蹦跳跳地跑到范庆隆身边，仰着小脸看他配药。
“大伯，庆隆哥，中午去我那儿吃饭吧，我今天让厨房给大家都做了饭。”范庆浩笑着说。
范福宁摆了摆手：“忙完这拨再说吧，你看这队排的。”
范槐青拉着范庆浩的衣角，现在范庆隆身边好奇的问道：“爹，我能帮着大伯碾药吗？”
闻声的范庆隆愣了愣，伸手摸了摸侄子的头，嘴角难得地牵起一丝浅痕：“等你再长大些。”
范庆浩看他们一时走不开，又嘱咐孩子们先留在这里，待会儿跟爷爷和伯伯一起回家吃饭，还叮嘱别捣乱，就先回商号了。他还有一摊子事要忙——商号的粮库快空了，得赶紧想办法从宁夏调些粮食来，不然粥棚就要断供了。
扶正堂外，兰州城的街道上，行人步履匆匆，脸上大多带着菜色和焦虑。远处的城墙下，巡防军的岗哨依旧森严，枪刺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谁都知道，这世道还没到安稳的时候。洋人在沿海虎视眈眈，逼着朝廷割地赔款；内地的灾荒和苛税，把百姓逼得走投无路；南边还有人喊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闹得轰轰烈烈。
范福廷在祠堂里誊完族谱，望着供桌上的牌位，轻轻叹了口气。他不知道这风雨飘摇的大清国还能撑多久，也不知道范家的孩子们，将来要面对怎样的世道。
但他知道，只要这祠堂还在，只要族谱上的名字还在，只要扶正堂的药香还在，范家人就会一直守下去。守着这片土地，守着这点血脉，守着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实现的盼头——盼着这天，能晴起来；盼着这地，能长出庄稼；盼着这世道，能对老百姓好一点。
窗外的风，卷起几片枯叶，落在祠堂的台阶上。远处，黄河的涛声隐隐传来，像是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永不停止的苦难与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