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睛，成了我精密世界里第一道无法忽略的误差。
电话挂断后的那个周末，我破例没有去工作室做课程设计，而是坐最早一班高铁回了老家。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父亲正背对着我，在工作台前佝偻着。他听见动静，回过头，眼眶上还夹着那枚单片放大镜，脸上带着惯常的、温和却疏离的表情。
“怎么突然回来了？”他问，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稳。
我的目光却越过他，落在工作台那块白色的搪瓷盘里。那里面散落着几个极其微小的齿轮和螺丝，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而父亲那双我曾以为能稳定运转到地老天荒的手，在拿起一枚游丝时，显现出了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违背他意志的颤抖。
就是那一丝颤抖，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破了我用理性构筑的所有外壳。误差。巨大的，令人心慌的误差。
“妈说你眼睛不太舒服。”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往常一样，走过去，自然地拿起旁边的镊子，帮他夹起那枚他试了两次都没捏稳的螺丝。
他沉默了一下，摘下放大镜，揉了揉眉心。“老了，正常。就是有些太精细的活，做得慢了些。”
那不是慢了些。我知道。那是他世界的基石正在缓慢塌陷的信号。那个由最精密秩序构成的、不容许毫厘之差的世界，正在拒绝它的主人。
我没有再追问。那个周末，我接替了他手头几块需要清洗保养的老怀表。当我坐在他惯常的位置上，俯身于那盏台灯之下时，仿佛接过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沉甸甸的、无声的传承。父亲就坐在我身后的藤椅上，偶尔出声提醒一两句，更多时候，只是安静地看着，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我那时还无法完全解读的情绪。
回到学校后，那种冰冷的刺痛感并未消失。它沉淀下来，变成了一种更加清醒的认知。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那条被规划好的、看似光鲜的路径。进入顶尖设计公司，没日没夜地画图、竞标、改方案，将一个个创意变成冷冰冰的上市产品……这条路，曾经让我感到充实，因为它符合我对“秩序”和“价值”的定义。
但现在，它忽然显得轻飘而遥远。父亲的“慢了些”，像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扰乱了我所有的既定坐标。
我变得更加沉默。在同学们热烈讨论着未来要去哪家巨头公司实习时，我只是整理着绘图工具，将一根根用完的针管笔芯收进专门的回收盒。我的设计作业依然优秀，导师拿着我的毕业设计雏形——一套为手部活动不便的老年人设计的、易于抓握的厨具，赞许地说：“清冰，你的设计里多了温度。”
温度？
我下意识地摩挲着指尖，那里似乎还残留着老旧工作台上，机油和金属的冰冷触感。
不，那不是温度。那或许只是一种本能。一种在感知到“失去”的威胁后，急于想要“留住”、想要“稳固”什么的笨拙反应。我将厨具的手柄设计得圆润、饱满，预留出充分的摩擦力，不是因为多么高尚的人文关怀，只是……只是不想再看到任何“颤抖”发生在那样的握柄上。
我依然泡在工作室里，但画图之余，我开始做一些“不务正业”的尝试。我用硅胶模具翻铸透明的冰块，观察光线在冰晶内部的折射路径；我记录不同水质冻结后的气泡状态；我甚至设计了几款毫无工业价值可言、仅仅是为了让冰沙口感层次更丰富的勺子。
这些行为毫无逻辑，偏离了我所熟悉的、目标明确的设计流程。它们像是我内心混乱的一种外化。我在试图抓住什么，却又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我只知道，我过去赖以生存的那个纯粹由刻度和逻辑构成的世界，出现了裂缝。
而裂缝之外，是父亲逐渐模糊的视线，是那枚游丝上无法控制的颤抖，是一种我必须去面对、却尚未找到方法去修复的，生活的真实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