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朝揣着金锭，脚步轻快地回到乾清宫复旨。
他先寻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皇帝最信任的内侍王安，将陈玺的请求和那“祖传仙丹”之事一五一十地禀报，自然，他也略去了自己收受金锭的细节，只说是陈副使为报皇恩，主动恳请献药。
王安听罢，花白的眉毛微微蹙起。
他侍奉皇帝多年，历经风波，深知“丹药”一事最为敏感，何况是来自一个刚刚上任、根基未稳的太医之手。
但皇上龙体欠安确是事实，若此丹真有奇效，延误了亦是罪过。
他沉吟片刻，对魏朝道：“此事咱家知道了，你且候着，待咱家禀明皇爷，由圣意独断。”
说罢，王安整理了一下衣袍，轻步走入乾清宫暖阁。 暖阁内，气氛与外界想象的病弱沉寂截然不同。朱常洛（朱一凡）端坐在御座之上，虽面色仍带一丝倦意，但眼神清明，腰背挺直，与前几日卧床不起的模样判若两人。
朱常洛自从服用了xx肾宝丸得到了强大的心理暗示之后，精气神已经恢复了不少。再加上刘和清用稀有药材给他进行治疗，所以他此时已经能够端坐在龙椅上处理国事了。
不过与此相比更让人诧异的却是，在此时的御座之下，竟然非常意外的肃立着四位大臣。他们分别是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以及掌管京营的襄城伯李守锜。
自此朱常洛的手下已经有了掌管东厂的王安、掌管锦衣卫的骆思恭和掌管京营的襄城伯李守锜，这三人中尤其是张国维的出现，就代表着自此朱常洛已经掌握了京城的绝大多数武装力量。
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握住了军队，就就掌握了最终的话语权。作为一个现代人朱一凡自然要抓住这个关键。
虽然还有郑贵妃掌管的一支由太监组成的净军和郑国泰以左都督身份控制的一小部分军队，但那已经不能对朱常洛造成危害。
更何况朱常洛还有着皇帝不容侵犯的至高威严。
这四人此时出现在此地，意义非凡。
杨涟此前被罚闭门思过，不过是朱一凡放出的一枚烟雾弹，意在对外界进行麻痹。
私下里，杨涟按照朱常洛的要求，悄悄地联络了左光斗和李守锜。
所以这才有了这才他们三人的秘密进宫。
杨涟和左光斗同为东林党的代表人物，且二人同时考入进士，在朝中也向来都是以敢于直言进谏而闻名。在天启年间更是不惧魏忠贤，敢于同阉党，在为官上也还算是清廉，有着自己的原则。
因此朱一凡在身体稍微有了精神之后，在第一时间就借着分别召见大臣的机会，单独向二人示好。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当前面临的困境，还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身体即将恢复健康，所以也就自然得到了两人的支持。
同时他们两人也奉朱一凡的命令，秘密联络了从万历四十三年初，就开始一直掌管京营的襄城伯李守锜，并最终将其拉到了皇帝的阵营之中。
虽然历史上的东林党在“红丸案”中，总体采取的是默许的态度，但他们的阵营中也绝对不是铁板一块。
刘一璟、韩爌等人被郑贵妃一派说服，但他们默认的主要目的还是要以此为把柄，等新皇登基后对郑贵妃和方从哲为代表的齐楚浙当进行打击。
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等泰昌帝死亡，天启帝上位之后，他们就先是以崔文升进献合欢药和通利药为借口，沉重的打击了郑贵妃的势力。郑贵妃虽然未被追责，但她也自此退出了明朝的政治舞台，她也在冷落中度过余生，且死后未能与丈夫合葬，象征其政治失败。
随后又他们以方从哲推荐李可灼进献红丸为借口，迫使方从哲辞去首辅一职。此后方从哲所代表的齐楚浙党在朝堂的势力就被大幅度削弱。
而这也最终使得被东林党打压的齐、楚、浙等党官员，如顾秉谦、魏广微、崔呈秀、霍维华等人，纷纷投靠魏忠贤，形成了所谓的 “阉党” 。他们为魏忠贤提供了外朝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执行力。
所以说红丸案，是明朝末年党争加剧的直接导火索。
而在红丸案之前，由于万历皇帝不再关心朝堂之事，为了避免再出现类似张居正那样的权臣出现，其实明朝堂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派系的人马轮流执政的默契，例如按照时间顺序先是沈一贯、朱赓（齐、楚、浙党），然后是叶向高（东林党），再然后又是方从哲（齐、楚、浙党），最后又是刘一璟、叶向高（东林党）。
要知道在齐、楚、浙党和东林党轮流执政时期，虽然万历皇帝不上朝，但是大明却先后完成了万历三大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按照这样的节奏，如果万历之后的明朝皇帝们能够稍微学习一些帝王之术，把握住这种平衡，继续让东林党和齐、楚、浙党轮流执政，那么明末的乱局或许就不会出现。
然而可惜的是万历的继任者们，泰昌（寿命太短可以忽略）、天启和崇祯二人，居然都没有一人系统的学习过帝王的权衡之术，实在是让人可惜可叹。
在不懂制衡之术的天启帝的刻意纵容下，一个新的没有任何原则的阉党迅速崛起。
如果说东林党对齐、楚、浙党的打击只是罢免官职，还有一定的原则。
那么轮到没有原则的阉党崛起，就使得明末的党争变成了刺刀见红、不死不休的局面。如魏忠贤利用“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 等冤狱，对东林党人进行了系统的肉体消灭，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核心成员被酷刑折磨致死。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末的官员们自然无心保家卫国，而是一个个只为自己和自己家族和党派的利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