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寻找霍昭的尝试，如同石沉大海，不仅徒劳无功，反而让方星河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他与对方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短暂的绝望和愤怒之后，一种更加冷静、也更加执拗的念头开始在他心中滋生——他不能坐以待毙，他必须反击，哪怕力量微薄。
而反击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证据。他天真地想着，如果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霍昭在背后操纵这一切，利用权势对他和他母亲进行打击报复，那么，或许可以寻求法律途径的保护，或者借助媒体的力量，将这不公曝光于天下。
这个想法，像黑暗中的一点萤火，支撑着他开始新一轮的、更加艰难的跋涉。
他首先将目标锁定在“国家卓越奖学金”的落选事件上。这是所有打击的开端，也是最直接、最让他感到不公的一环。
他记得很清楚，在最终答辩会上，是那位来自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校外评委王教授，提出了那个关于“夜间活动”的致命问题。他想，如果能联系上王教授，哪怕只是旁敲侧击地询问一下，那个所谓的“反映”具体内容是什么？来源是哪里？或许能找到一丝线索。
他通过学校官网和学术数据库，查到了王教授的工作邮箱和办公室电话。
他先是尝试拨打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永远是单调而冗长的忙音，或者被转到语音信箱。他不死心，又精心措辞，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邮件，说明自己是清北大学的学生，对奖学金评审中遇到的问题感到困惑，希望能得到王教授的指点，澄清误会。邮件发出后，他每天都满怀希望地刷新邮箱，但那个收件箱里，除了系统自动回复和垃圾邮件外，始终没有出现他期待的那个回复。
邮件如同投入了无底深渊，没有激起任何涟漪。王教授那边，像是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他彻底隔绝在外。
这条路走不通，他将目光转向了“魅影”酒吧被辞退的事件。这件事虽然让他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或许内部能打听到一些真实原因。
他想到了之前一起工作、关系还算不错的同事阿杰。阿杰为人比较直爽，或许知道一些内幕。
他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他不想用自己的手机，以免给阿杰带来麻烦），拨通了阿杰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背景音里还隐约能听到酒吧嘈杂的音乐声。
“喂？哪位？”阿杰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
“阿杰，是我，方星河。”
“星河？”阿杰的声音显得有些意外，随即压低了嗓门，“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没事，在外面。阿杰，我想问你点事。”方星河深吸一口气，直接切入主题，“关于上次我被辞退的事，你……知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真的是因为什么‘形象不符’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阿杰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和谨慎，甚至带着一丝紧张：“星河，你怎么还打听这个事儿啊？都过去这么久了。听哥一句劝，别问了，对你没好处。”
“阿杰，我必须要知道。这对我很重要。”方星河语气坚决。
阿杰叹了口气，声音几乎变成了耳语：“唉……我实话跟你说吧，具体原因我真不清楚。但是李哥后来有一次喝多了，跟我们几个关系近的提了一嘴，说……说辞退你，根本不是酒吧的意思，是‘上面’直接压下来的命令！李哥自己都莫名其妙，也不敢多问，只能照办。”
“‘上面’？哪个上面？”方星河的心猛地一跳，追问道，“是酒吧的老板？还是……更上面的人？”
“这我哪知道啊？我的祖宗！”阿杰的语气变得有些焦躁和害怕，“‘上面’的事儿，是咱们这种小虾米能打听的吗？李哥那意思，是绝对惹不起的大人物！你就别刨根问底了！这事儿你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忘了吧！别再招惹麻烦了，真的，算我求你了！”
“阿杰，我……”
“好了好了，我这边忙死了，客人叫了，不跟你说了！你……你好自为之吧！”阿杰不等方星河再问，急匆匆地打断了他，然后迅速挂断了电话。听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方星河握着冰冷的公用电话听筒，站在原地，心也一点点沉了下去。
阿杰的反应，与其说是不知道，不如说是知道但不敢说。那句“绝对惹不起的大人物”，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印证了他最坏的猜想，却也堵死了这条线索。
最后，他将希望寄托在母亲杂货店被频繁检查的事情上。
这是最让他愤怒，也最关乎母亲安危的一件事。他打电话给母亲，让她不要慌张，尽量冷静下来，仔细回忆每一次来检查的详细情况：是哪个部门？具体来了几个人？有没有留下姓名或者工号？提出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有没有开具书面通知或罚单？
母亲周蕙在电话那头，努力地、断断续续地回忆着，声音里还带着未散尽的惊恐：
“工商所……来了两个人，一个年纪大点的，姓王……一个年轻的，没说他叫啥……就说执照挂的位置不对……”
“税务局……来了一个女的，态度挺凶的，说台账不清……”
“消防队……来了三个，带头的是个队长，姓刘……说灭火器过期，要换新的，还画了图说放哪里……”
“卫生局……也来了两个，指着墙角说有灰……”
母亲尽力了，但她能提供的，也仅仅是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所有的检查，都来自正规的执法部门；所有提出的问题，在严格的法律条文框架下，也并非完全是无理取闹，比如灭火器过期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所有的程序，表面上都符合规定。
唯一不正常的，是这种针对一家微不足道的小店的、前所未有的、高频率的、吹毛求疵式的“执法力度”。
方星河看着母亲通过短信发过来的、写得歪歪扭扭的几条信息，心中一片冰凉。这些信息，根本无法构成任何有效的证据链，更无法直接指向远在千里之外的霍昭。
他甚至可以想象，如果他去这些部门投诉或者询问，对方一定会用冠冕堂皇的“依法办事”、“严格执法”来回应他，甚至可能反过来指责他们不配合执法。
直到此刻，方星河才真正、彻底地体会到霍昭手段的高明与可怕。
霍昭就像一位站在云端、俯瞰众生的棋手，而他方星河，只是棋盘上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霍昭根本不需要亲自下场，去做任何违法乱纪、留下把柄的事情。他只需要动用他那庞大的资源和人脉网络，在规则的边缘轻轻拨动一下，利用这个庞大社会机器本身固有的、有时会显得僵化甚至不近人情的运行机制，就能精准地、不露痕迹地施加压力。
所有的打击，都被巧妙地包装成了“巧合”、“按规定办事”、“严格执法”或者“内部调整”。它们完美地隐藏在正常的社会运行规则之下，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可以指控的痕迹。
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可以抓住的恶行，而是一张无形、坚韧、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的巨大罗网。这张网，由权力、金钱和规则共同编织而成，将他牢牢困在中央，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找不到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
证据的迷雾，浓重得令人窒息。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四周都是光滑的墙壁，无论朝哪个方向奔跑，最终都会撞上冰冷的、坚不可摧的现实。
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入骨髓的无力感，像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意识到，在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连寻找证据、寻求公义，都成了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