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句关于深圳招工和计算机的询问，像一道最终被拉开的闸门，积蓄在刘致远心中许久的犹豫、挣扎、甚至是一丝被现实逼迫出的狠劲，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确的宣泄方向。去深圳，不再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冲动或危险的诱惑，它变成了一种带着悲壮色彩的、不得不为的“责任”与“出路”。
家庭会议是在一种异常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沉闷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争吵，没有眼泪，只有一种认命般的、沉重的共识。
“去吧。”父亲吐出一口浓重的烟雾，声音低沉，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家里有我。” 这句“有我”，说得异常艰难。刘致远知道，这意味着父亲将独自面对可能下岗的命运，独自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这是一种无声的托付，更是一种沉重的牺牲。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红着眼眶，默默地开始为儿子收拾行装。她把家里最好的一套被褥拆洗晾晒，将攒下来的几张全国粮票小心翼翼地缝进他的内衣口袋，又偷偷塞给他一个手帕包，里面是她这些年从牙缝里省下的、皱皱巴巴的几十块钱。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完成一场庄严而心碎的仪式。
刘致远看着父母为他所做的一切，心中没有即将获得自由的喜悦，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几乎要将他压垮的负罪感。他的“出走”，是建立在父母更加艰难的坚守之上的。
与文化局的告别，同样充满了复杂的意味。当他将那份斟酌许久的“停薪留职”申请报告放在马科长的办公桌上时，马科长扶了扶眼镜，看了他很久，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小刘啊，你想好了？”
“想好了，科长。”
“唉，年轻人，有闯劲是好的。”马科长摇着头，语气里带着惋惜，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只是这条路，不好走啊。外面不比家里，凡事多留个心眼。这‘停薪留职’，局里也是刚试行，我给你批了，但这‘职’能不能‘留’住，将来还能不能回来，可就难说了。”
老赵在一旁听着，破天荒地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是默默地给他的蝈蝈添着食，那“聒聒”的叫声，此刻听起来竟有几分凄凉的意味。小李则凑过来，眼里闪着光，压低声音说：“刘哥，你先去，等你在那边站稳了脚跟，别忘了拉兄弟一把。”
办公室里的每一道目光，都让刘致远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他正在斩断与过去那种“稳定”生活的最后联系。这一步踏出去，便再无回头路可走。
最艰难的，是给秦雪娇写信。
他坐在台灯下，铺开信纸，感觉手中的钢笔有千斤重。他该如何向她解释这个突然的、彻底改变他们之前所有规划的决定？他不能告诉她家庭的窘迫和父母的牺牲，那会让她担心，也会让他自己显得更加狼狈。他也不能提及陈静那张名片可能起到的作用，那是对他们之间纯洁情感的亵渎。
他只能将这一切，包装成一个被时代浪潮推动的、勇敢追梦的选择。
他写道，深圳的招工机会如何难得，那里对懂计算机的人才如何渴求，他如何不想错过这个将所学付诸实践、开阔眼界的机遇。他重复着王胖子曾说过的“遍地黄金”的论调，描绘着报纸上关于特区日新月异的报道，试图将这次南下，塑造成一个积极向上的、充满光明前景的行动。
他向她保证，这只是暂时的分离，是为了他们将来能有一个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为了共同打造那艘能驶向更广阔天地的“诺亚方舟”。他恳求她的理解和支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关于现实窘迫、家庭负累以及内心挣扎的真相。
这封信，成了他对自己，也是对雪娇的一场盛大而虚伪的表演。他用华丽的辞藻和激昂的情绪，掩盖了决定背后那些无奈、沉重甚至有些不堪的动机。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几乎虚脱，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自我厌恶。他觉得自己像一个骗子，玷污了他们之间那份最珍贵的、建立在真诚之上的情感纽带。
他将信投入邮筒，仿佛将自己一部分的灵魂也一同封存了进去。
出发的前夜，刘致远最后一次整理行装。那个半旧的旅行包里，装着母亲准备的被褥和干粮，装着几件换洗衣服，装着计算机培训班的教材和笔记，还装着陈静的名片。
他还做了一个却意义重大的举动。他将那张一直压在书桌玻璃板下的，1991年7月15日的站台票，小心翼翼地取了出来。这张见证了他青春离别和与秦雪娇初遇的票根，此刻被他用一小块透明胶带，贴在了新笔记本的扉页上。它像一枚时光的印章，既标志着一段青春的彻底落幕，也预示着一场未知冒险的开启。
然后，他拿出了那本崭新的笔记本，在第一页，郑重地写下了日期：1994年3月18日。以及一行字：
“南下，为了归来时，不再彷徨。”
这行字，既是对自己的激励，也像是一句对秦雪娇的无声承诺，更是一种对命运不公的倔强反抗。
1994年3月18日，清晨。
天色灰蒙蒙的，下着淅淅沥沥的冷雨。清河市火车站，依旧是人声鼎沸，充斥着离别与远行的气息。
父亲坚持要来送他。父子二人沉默地站在站台上，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肩头。父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背似乎比平时更驼了一些。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用力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好好的。”
母亲没有来，她怕自己忍不住眼泪。但刘致远知道，她一定在家里的窗户后面，远远地望着这个方向。
汽笛长鸣，如同两年前送别王胖子时一样刺耳。绿皮火车缓缓启动，车窗外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雨雾和送行的人潮中。
刘致远找到自己的座位，是一个靠窗的硬座。他将行李放好，疲惫地坐下，将额头抵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窗外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景象缓缓后退，心中五味杂陈。有脱离樊笼的些微轻松，有对未来的巨大迷茫，有对父母的深深愧疚，有对秦雪娇的思念与负罪，也有一丝被现实逼到绝境后，破釜沉舟的决绝。
车厢里，挤满了和他一样怀揣梦想、奔赴南方的年轻人。他们大多衣着朴素，眼神里却闪烁着兴奋与不安的光芒，高声谈论着对深圳的想象，交换着各种真假难辨的招工信息。空气中弥漫着泡面、汗水和劣质烟草的味道，构成了一幅九十年代初“南下打工潮”最真实、最鲜活的画卷。
刘致远默默地听着，感觉自己既是他们中的一员，又仿佛游离于他们之外。他的南下，背负着比他们更沉重的东西。
火车加速，驶出了站台，将清河市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窗外的景色，逐渐由北方的萧瑟平原，变为南方的湿润田野。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再次掏出那张陈静的名片，还有秦雪娇最近一封、他尚未回复的信。两个女人的名字，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可能性，此刻都随着这列南下的火车，被他带向了未知的远方。
他知道，当他抵达那个名叫深圳的城市时，他的人生将彻底改变。但他不知道，等待他的，究竟是王胖子描绘的遍地黄金，还是更加残酷的生存竞争；是陈静带来的机遇与暧昧，还是与秦雪娇情感的最终考验。
火车呼啸着，钻过一个又一个隧道，光明与黑暗在车窗外交替闪现，如同他此刻明灭不定、充满悬念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