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深秋，温州的雨季来得比往年都早。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温州六中高一（七）班的四十三名师生，结束了为期一天的秋游，坐上了返回学校的包车。车上载满了欢声笑语，学生们分享着采摘的野果和红叶标本，班主任李老师正在统计人数，一切看似平常。
车子沿着飞云水库公路行驶时，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下午四点的光景，却像是夜幕提前降临。有学生注意到，司机王师傅的双手死死抓着方向盘，指关节泛白，嘴里喃喃自语：“路上怎么都是水……”
话音未落，三十五座的大巴猛地加速，冲破护栏，在空中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直直坠入深不见底的水库。
救援队在一小时后赶到，水面已恢复平静，只在夕阳下泛着橘红色的波纹，像是被稀释过的血。打捞工作持续了三天，四十三具遗体陆续浮出水面。法医注意到一个共同点：所有遇难者的脚踝上，都有乌青色的手印，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抓握过。
四个幸存者中，包括我的表姐林晓月。她在医院昏迷了两天才醒来，对家人说的第一句话是：“好多手……在推我上去。”表姐后来回忆，落水后她很快失去意识，但在昏迷前，感觉到无数双手抓住她的脚踝——不是往下拉，而是用惊人的力量将她向上推。“那不是孩子的力气，”表姐颤抖着说，“也不是一个人的力气。”
车祸后第七天，按照本地习俗，是头七。
守门的郑伯像往常一样，在傍晚六点准时锁上教学区的所有门窗，拉下总电闸。他是退伍军人，在六中看了十五年大门，以胆大着称。那晚他泡了杯浓茶，坐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天气预报说，夜里有雨。
深夜十一点零三分，郑伯起夜时瞥见教学区三楼有光。
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确实是灯光，从高一（七）班教室的窗户透出来，昏黄、摇曳，像老式煤油灯的光。电闸明明拉下了。郑伯骂了句脏话，从门后抄起一根铁管。学校刚出了大事，不能再有闪失，万一是小偷呢？
教学区的侧门推开时，发出绵长的吱呀声。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味，像是刚下过雨的河岸。越往上走，湿气越重，墙壁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在黑暗中泛着微光。
高一（七）班教室的门虚掩着。
郑伯贴着墙壁挪到窗边，屏住呼吸，朝里望去。
四十三个人，一个不少。
李老师背对着门，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划过板面，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学生们低着头，头发和校服湿透，水珠从发梢、袖口、裤管不断滴落，在脚下汇成一片片小水洼。整个教室笼罩在灰白色的雾气中，窗玻璃内侧蒙着厚厚的水汽，水迹不断蜿蜒而下。
然后，靠窗第二排的男生缓缓转过头来。
郑伯认得他，叫陈志明，是班里的体育委员，打捞上来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篮球。此刻那张脸浮肿惨白，皮肤呈现出溺水者特有的皱褶与膨胀，眼眶里没有瞳孔，只有两汪浑浊的、不断溢出的水。
下一秒，全班四十三人——包括讲台上的李老师——齐刷刷地转过头，望向窗外的郑伯。
郑伯的铁管哐当落地。
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跑下楼的，只记得膝盖在楼梯上磕破的刺痛，以及回到传达室后，反锁上门，用桌子死死顶住门板时，自己粗重的喘息声。他裹着被子缩在墙角，抖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郑伯冲进副校长办公室，语无伦次地讲述了昨夜所见。副校长王志国，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在会议室里当着所有中层干部的面，拍着桌子训斥他：“老郑！你也是老党员、老战士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学校刚经历这么大的悲剧，家长们情绪都不稳定，你散布这种封建迷信谣言，对得起死去的孩子和老师吗？”
郑伯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胶鞋鞋尖。鞋底沾着一些暗绿色的、滑腻的东西，像是水藻。
那天余下的时间，郑伯异常沉默。他仔细打扫了传达室，把用了十几年的茶杯洗得锃亮，把值勤记录本上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傍晚五点半，他开始催促还没离开的师生。六点整，准时拉下电闸，锁好大门。
后来警方在传达室抽屉的暗格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他们叫我当守门人，说学校的门不能没人看。李老师说下周五测验，让我提醒同学们复习第三章。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不用考试了……我也快不用了。”
十一月五日，周六，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郑伯死在了学校操场的篮球架上。
发现他的是体育老师张建军。清晨六点，他照例来操场晨跑，远远看见篮球架上挂着个奇怪的东西。走近一看，这个一米八的汉子直接瘫软在地。
郑伯穿着那身深蓝色的守门人制服，脖子挂在篮球框边缘的铁丝上，身体笔直下垂，像一具吊钟的摆锤。他的表情凝固在极致的恐惧中——眼睛圆睁，几乎要裂出眼眶，嘴巴张到人类下颌骨允许的极限，紫黑色的舌头微微吐出。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的双手自然垂在身侧，没有任何挣扎抓挠的痕迹。
现场勘查结果让警方百思不得其解。
操场与教学区之间隔着高高的铁艺拉门，门锁完好，钥匙串挂在体育组办公室的墙上，无人动过。郑伯没有钥匙，不可能自己进去。篮球架高3.2米，郑伯身高1.65米，周围地面干净得异常——没有凳子，没有砖块，没有任何可以垫脚的东西。前夜下过小雨，煤渣跑道泥泞不堪，但郑伯的鞋底干燥清洁，没有沾上一丝泥土或煤渣。
尸检报告显示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确认为凌晨2:00-3:00。但法医私下透露了一个细节：在郑伯的指甲缝里，检验出了飞云水库特有的硅藻种类和几种水藻的残留物——这与从车祸遇难者肺中提取到的样本完全一致。
案件最终以“死因存疑，暂列意外”归档。但流言已如瘟疫般蔓延。
有人说，凌晨两点听到操场传来整齐的脚步声，像是一支队伍在走正步；有人说，路过学校时，看见篮球架下围着一圈湿漉漉的脚印，大小不一，明显属于不同的人；还有一名住校教师战战兢兢地承认，那晚他被奇怪的声响惊醒，从窗户瞥见操场上影影绰绰站着几十个人形，围成一圈，中间悬空吊着一个人影。当他打开手电筒照过去时，人影瞬间消散，只剩下郑伯的尸体在凌晨的寒风中，极其缓慢地顺时针旋转。
郑伯死后的第二个周五，怪事再现。
当晚值班的临时门卫发誓自己拉下了电闸，但深夜十一点，高一（七）班的灯光再度亮起。这次不止一人看见——学校对面居民楼的几户人家都证实，那晚三楼教室确实有光，窗户上人影晃动，仿佛正在上课。更有胆大者用望远镜观察，模糊看到黑板上似乎有白色的字迹。
第二天，警方破门进入教室。黑板上的景象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用尚未完全干涸的水迹，写着一行工整的楷书：
“课还没上完”
笔迹鉴定结果显示，黑板上的水迹字迹与李老师生前笔迹相似度高达93%。参与鉴定的老专家摇着头说：“奇怪，这水迹的成分就是普通自来水，可这干燥的速度也太慢了。”
教育局暗中从雁荡山请来一位老道士。道士绕着六中走了一圈，又去飞云水库边静坐了半天，回来时面色凝重。
“水缚灵，”他说，“死在水里的，怨气本就重，加上是集体横死，执念更深。他们不知道自己死了，魂魄还停留在最后记得的时刻——秋游回来，赶着上课。现在是头七之内，魂魄最固着的时候，每个周五他们都会‘回来’，重复那段路，上那堂永远上不完的课。”
“能送走吗？”王志国声音干涩。
道士沉默良久：“强行超度，四十三道魂魄，老道没把握，万一激怒它们，恐生更大的祸患。它们现在只认那间教室，只认那个时间。避让吧。活人不要冲撞，不要窥视，尤其不要被它们‘认出来’。那个守门人……就是看了不该看的，被当成了同学，要带他一起‘上课’。”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温州六中颁布了一条没有正式文件、却比任何红头文件都严格的规定：每日傍晚六点前，全校必须净校，教学区全面封闭，任何人员不得在夜间滞留。
从此，六中的学生成了温州城里唯一不用上晚自习的“幸运儿”。但这幸运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下。每当夕阳西沉，整座教学楼就像被抽空了生命，迅速沉寂黑暗下来。锁门的管理员总是匆匆离去，不敢回头多看一眼。
我的表姐林晓月转了学，但一直没能真正逃离。她每晚都做同一个梦：在漆黑冰冷的水底，同学们围着她，那些湿漉漉的手抓住她的脚踝，不是向下拉，而是用力将她向上推。“我能感觉到，”表姐低声说，“那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多人……很多双手一起用力。他们不是要抓替身，他们是想救我。”
有人问起郑伯的事，表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郑伯不该看的，”她声音发抖，“有些东西，活着的人看见了，就会被‘记住’。它们分不清生死，只觉得你该在教室里，该在那堂课上……它们会带你回去，补上缺席的座位。”
时光流转，六中最终迁往新校区，老校舍改为社区活动中心。但附近的老人仍会在雨天告诫孙辈：别去那边玩，尤其天黑以后。偶尔有不信邪的年轻人深夜路过，都说那栋老楼在特定角度下，三楼某扇窗户总会泛着一点朦胧的、水光般的光晕。
而关于那四十三个灵魂，最普遍的说法是：他们还在等待下课铃响。也许要等到所有记得他们的人都离开，也许要等到那栋老楼彻底倒塌，也许要等到某个同样湿冷的雨夜，一个不知情的人偶然走进那间空荡的教室，对着空无一人的座位说一句：
“放学了，你们可以回家了。”
但在此之前，每个周五的夜晚，当整座城市华灯初上，那间废弃的教室里，黑板上的水迹字迹总会重新变得清晰，灰白色的雾气会再次弥漫，四十三张湿漉漉的课桌椅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因为那堂课，还没有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