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华北的战局，因宋哲元的摇摆而日趋糜烂，就在卢沟桥的枪声，已经从零星的冲突，演变为持续的炮火时。
在中国的南方，江西，那云雾缭绕的庐山牯岭，却是一片清凉。
这里，是国民政府的“夏都”。一九三七年的七月初，蒋介石在这里，召集了全国各界的头面人物——大学校长、社会名流、地方领袖，开一个“庐山谈话会”。按照原计划，会议的议题，围绕着国家建设和国民精神的培养展开。
那几天的庐山，表面上一片祥和。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偶尔会出现在山道上，与各界代表散步交谈。他神色平静，言语间，多是鼓励国家发展、重视教育的话题。
然而，一份来自北平的“十万火急”的电报，彻底改变了会议的议程。
七月八日清晨，电报被送到蒋介石的手中。电报很短：日军于昨夜，在卢沟桥，向我第二十九军，发动攻击。
看过电报后，蒋介石的日常活动没有明显变化。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却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官邸的灯火，开始彻夜通明。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发来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入这座云山雾罩中的官邸。
接下来的几天，庐山上，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原本轻松的谈话会，变成了气氛凝重的国事讨论会。与会的代表们，交头接耳，忧心忡忡。汪精卫等一众“主和派”人士，频频出入蒋介石的官邸，他们认为，这依然是“局部事件”，应循外交途径解决，“衅不可开”。
蒋介石本人，则极少公开露面。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接连召见军政要员，常常谈话至深夜。
所有人都知道，整个中国的命运，此刻正悬于这座山上，悬于那个房间里，一个人的决断。
七月十七日，在预定的会议议程之外，蒋介石突然召集所有与会代表，发表“对于卢沟桥事变之谈话”。
那天，庐山上起了大雾，白茫茫一片，看不清远方。
蒋介石身着中山装，面容瘦削，走上讲台。他没有携带讲稿，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环视着台下所有屏息凝神的面孔。
会场里，落针可闻。
他开口了，用他那浓重的浙江口音，一字一句，语气平缓，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向在场的所有人，也向整个中国，宣告了南京政府的最终立场：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当他说到“最后关头”这四个字时，语调明显加重，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砸在所有人的心上。
这段话，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没有愤怒的控诉。它用一种近乎冷静的、陈述事实的语气，向全世界划出了一条清晰的、不容逾越的底线，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这是战书。
这是一封写给日本的战书，更是一封写给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关于牺牲和决心的，总动员令。
它宣告了，那个从“九一八”以来，靠妥协和忍让来换取和平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庐山上的回响，通过电波，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传遍了全世界。
北平的宋哲元听到了，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彷徨的余地了。
延安方面听到了，他们知道，十年内战的句号，暂时画上了。
全国的老百姓听到了，他们知道，国家终于要打了。
庐山上的浓雾，仿佛也被这决绝的声音撕开了一道口子。
一缕阳光，照了下来。
但这缕阳光，不是和平的曙光，而是血战的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