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一战,算是给北方的战事,画上了一个血红的逗号。
但对大多数中国军人来说,喘息,是不存在的。
日军,在占领了南京、攻陷了山西之后,变得更加不可一世。他们南北两路大军,准备合力打通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
这条铁路,从天津,直通南京江北的浦口。一旦被打通,南北的日军就可以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巨大的“工”字形战线,将残存的、被分割在徐州地区的数十万中国军队,彻底包围、歼灭。
徐州,这座位于津浦、陇海两大铁路交汇点的古城,成了整个战局的“棋眼”。
而徐州的北大门,一个名叫“滕县”的小小县城,则成了这“棋眼”前的第一道、也是最脆弱的一道屏障。
一场决定着几十万大军命运的序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而承担这场“序战”的,将是一支装备最差、却也最悲壮的部队。
这支部队,叫川军。
说起川军,那故事就长了。
这支军队,装备是全国最差的之一。 由于四川地处内陆,交通闭塞,加上军阀常年混战,他们的武器装备,五花八门,破旧不堪。很多士兵,脚上穿着草鞋,身上穿着单衣,手里的步枪,是四川本地兵工厂造的“土枪”,质量参差不齐,被戏称为“独角兽”。他们没有像样的火炮,没有坦克,甚至连重机枪都少得可怜。
但这支军队的抗战意志,却是全国最坚决的之一。
全面抗战一爆发,四川省主席刘湘,就抱病飞往南京,慷慨陈词,请求出川抗战。他说:“抗战,是四川的责任,也是我们军人的责任!”
一时间,整个天府之国,都沸腾了。成千上万的四川青年,辞别父母妻儿,穿上草鞋,背上斗笠和简陋的行囊,从成都的祠堂街,走上了奔赴国难的征途。
那一天,成都城里,人山人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亲手将一面旗帜,交到了他即将出征的儿子手中。那旗帜的中央,只有一个斗大的、用鲜血写成的——
“死”字!
旗帜的旁边,写着一行小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这就是着名的“死字旗”。
它代表着三千万四川父老,对子弟兵最深沉、也最悲壮的嘱托:上了战场,就不要想着活着回来!
王铭章,就是带着这样一支,背负着“死”字嘱托的军队,徒步数千里,从四川盆地的湿热,走到了华北平原的干冷之中。
他,是第四十一军下辖的第一二二师师长,一个沉稳、儒雅,平日里甚至有些不苟言笑的四川将领。
当李宗仁“死守滕县,为大军集结争取时间”这道明知是“送死”的命令,通过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下达到他面前时,他正在一个漏风的帐篷里,研究着地图。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和他手下这几千名川军弟兄,将用他们那些简陋的“独角兽”步枪和血肉之躯,去硬抗日军最精锐的、武装到牙齿的矶谷师团。
意味着,这,可能是一场没有援兵,也没有归路的战斗。
身边的参谋,看着命令,脸色惨白,低声说:“师座,这……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我们的重武器,还没运到啊!”
王铭章没有说话。他只是缓缓地站起身,走到帐篷门口,看着远处,那些正在寒风中,啃着干饼、擦拭着土枪的、面黄肌瘦的四川士兵。
他想起了,出川时,那些父老乡亲们期盼的眼神。
他想起了,那面迎风招展的“死”字旗。
他转过身,对参谋,也对自己,平静地说道: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我们川军,出川抗战,为的就是报国。现在,报国的机会,来了。”
他拿起笔,给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回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简洁而坚定:
“决心死守滕县,与城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领袖。”
川军,出川,为的就是这一刻。
血战到底的序幕,已经拉开。
一座叫滕县的孤城,即将见证,这支来自天府之国的“草鞋军”,是如何用生命,去践行他们出川时的,那个血写的誓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