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上回说到，相土驾着马车，给商族跑出了一片颇为“烈烈”的天地。可这地盘一大，麻烦事儿也跟着来了。最大的麻烦，不是哪路不服的敌人，而是一位你打不过、也讲不通道理的老邻居——黄河。
商族的活动区域，大抵在如今的豫东、鲁西、冀南这一片，正处在古黄河下游那九曲回肠、动不动就改道的“豆腐腰”上。相土把疆域往东、往海边拓展，这黄河，就成了他们必须直面，甚至要钻到它肚子下面去讨生活的一道坎儿。
于是，商族的英雄谱上，出现了一位画风迥异的人物。他不是开疆拓土的猛将，也不是发明创造的巧匠，而是一位“水利干部”。他叫冥，是相土的孙子，甲骨卜辞里尊称为“季”。
关于他的事迹，古书惜字如金，却字字千钧。《国语·鲁语上》里说：“冥勤其官而水死。”《礼记·祭法》也记了一笔：“冥勤其官而水死……此五代之所祀也。” 瞧瞧，“勤其官而水死”，这六个字，勾勒出了一位因公殉职、倒在水务岗位上的部落首领形象。
“冥”这个官，到底是什么官？东汉的经学家们给补上了注解，说他是“水正”，也就是部落联盟里主管水利的官员。这个职位，听着就带着一股子悲壮和宿命感。
为啥这么说？您想想看，这“水正”的活儿，可不是后来封建社会那些管管河渠、修修堤坝的“河槽总督”能比的。在那么一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面对喜怒无常、动辄泛滥的黄河，当“水正”几乎等同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老天爷玩命。
“勤其官”，是怎么个“勤”法？
那估计是常年带着族人，守在黄河边儿上。春天要防“桃花汛”，夏天要抗“伏汛”，秋天说不定还有“秋汛”。没有钢筋混凝土，没有大型机械，全靠石铲、木耒、骨锸（chā），外加一副血肉之躯。他们要观测水情，要加固那些简陋的堤防（如果有的话），要组织人手疏浚堵塞的河道，洪水来了还得指挥老弱转移。
这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冥必须是个实干家，一个深入一线的“项目经理”。他得懂水性，会看天，能服众，还得有身先士卒的胆气。所谓“勤”，必然是脚底板踩满泥，身上没一块干爽的地方，脸上写满风霜与焦虑。
那么，“水死”又是怎么个死法？
这给了后人巨大的想象空间。最直接的，便是在一次抗洪抢险中，被突如其来的决口巨浪卷走，葬身鱼腹。或者是长期跋涉在泥泞沼泽中勘查水道，染上疫病，不治身亡。无论是哪一种，都充满了悲剧性的奉献色彩。他不是战死在开疆拓土的荣光里，而是倒在了默默保卫家园的泥水之中。
这种死法，让冥的形象，在商族后人的记忆里，蒙上了一层特殊的神圣光辉。所以《礼记》说，冥是“五代之所祀”——夏商周以来历代都祭祀的重要神灵。他不是作为王被祭祀，而是作为一位保护神、功臣神被世代铭记。商人后来极度迷信鬼神，敬畏自然力量，这份情感里，未必没有对这位葬身水底的先祖的深沉缅怀与敬畏。
冥的牺牲，给商族留下了什么？
首先，是技术的传承与经验的积累。治水是门实践出真知的大学问。通过冥这一代甚至更早的摸索，商族肯定积累了丰富的、关于黄河脾性的第一手资料。哪里是故道，哪里是险工，什么季节要防备，什么样的土能挡水，这些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是部落最宝贵的非物质遗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后来商朝虽屡屡迁都，却总能在新的地点迅速建立起生存据点，他们对“择水而居”的理解，恐怕比同时代许多部族都要深刻。
其次，是组织能力的严峻考验与提升。治水，尤其是应对大洪水，是比打仗更需要高度集体协作的事情。它要求绝对的令行禁止，高效的物资调配，和跨家族的劳力统筹。冥作为“水正”，其权威必然建立在能够有效组织大规模人力抗灾的基础上。这个过程，无形中极大地锤炼了早期商族社会的组织化、纪律化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治水的需求，像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商族从松散的部落联盟，向一个更有凝聚力和执行力的早期政治实体演变。
再者，塑造了一种与自然博弈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性格。商族的先祖谱系里，契是“佐禹治水”的文官，冥是“勤官水死”的实干家。这两代人，都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是那种充满悲壮色彩的、抗争性的缘分。这会让整个族群形成一种深刻的集体意识：我们生存于此，就必须学会与这条大河共存，既要依靠它的滋养，又要随时准备与它的暴怒搏斗。这塑造了商族性格中务实、坚韧、敬畏自然却又敢于抗争的复杂一面。
所以，冥的故事，看似是英雄列传里一段灰暗的插曲，实则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商族在相土实现“空间扩张”后，进入了更艰巨的“内部治理与生存保障”阶段。他们不仅要面对人的问题，更要解决天的问题、地的问题。
冥倒下了，但黄河并不会因此温柔。与水的斗争，成了商族命运中永恒的课题。这份沉重的水患记忆，如同一个幽灵，将一直徘徊在商族上空，并在数百年后，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激烈的方式，再次深刻影响这个王朝的国运——那便是着名的盘庚迁殷。下一次滔天洪水的考验，将会迫使整个王朝做出一个艰难而伟大的抉择。
而这，都是后话了。至少在此刻，商族人擦干眼泪，埋葬了他们的英雄和水正“冥”，继续在这片被黄河反复涂抹的土地上，顽强地生活下去，等待着下一个带领他们前行的人。